丁黎黎 韦伟 于文成

(1.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 3.青岛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9)

一、引言

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国际经济的持续低迷，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而我国家庭因房贷等形成的过高杠杆率，不仅成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制约，而且逐步呈现区域性不均衡发展趋势。尤其近几年，我国家庭杠杆率快速攀升，已远超美国现值并逼近其金融危机前峰值[1]，家庭金融“灰犀牛”风险逼近，因此有必要从防范风险视角，将常规性家庭杠杆测算中的绝对风险转化为相对风险，针对家庭超常规杠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首先，我国家庭部门的超常规杠杆是否存在区域内的传染效应？我国“关系型”社会中，家庭过度投资中的从众倾向等群体性行为特征可能是家庭部门产生高杠杆隐患的一个重要原因[2]，而家庭区域性杠杆的失衡也成为家庭投资行为传染性的现实映证。因此，从行为传染视角探究家庭金融杠杆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其形成机理，对于有效释放家庭在“国内大循环”中的需求潜力，制定防范区域重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后，家庭超常规杠杆如何传染？根据社会学理论，家庭之间因为信任以及资源共享而构成的社交关系网络，能够有效促进投资决策行为在家庭群体范围内的交互和信息共享。同时，社会传染理论认为伴随行为的传染，情绪、思想的传染也难以避免，即投资情绪与投资行为存在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