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彬，沈烁华

（太原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030024）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应采取切实有效的环境规制等措施，遏制环境污染，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证明，环境规制通过结构优化、资源再配置等途径降低环境污染［1］。如何通过恰当的环境规制加快技术进步、降低企业污染程度，受到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泛关注［2-4］。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不断凸显，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不同层级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条例。相较于行政规制与污染监管类政策，环境规制可以直接改变企业生产成本，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作用更大［5］。事实上，环境规制通过多种途径诸如技术创新、结构优化等影响工业绿色转型进程，但目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水平较低且东部地区效率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6］。此外，前期环境规制与工业治理转型的复合效应有效促进了工业绿色增长，后期工业绿色增长则主要依靠节能减排技术进步，尤其以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最为显著［7-8］。

除正向作用外，环境规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环境污染，降低企业过剩产能，但该部分产能被未纳入国家管理监督的“地下”企业吸纳，加剧了污染程度［9-1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负效应可能与城市化速度加快密切相关。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激励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城市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