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建华 谭光辉 薛晋文 谢波 李阳

写实和言情一直被视为中国文艺的两大传统。作为一种传统，言情文艺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传统戏曲、才子佳人剧、历史演义、地方曲艺、通俗小说，社会言情文本蔚为大观;作为一种话语，言情是个极富弹性的文类，爱情不仅可以勾连历史、政治、科幻、神怪，也可融合侦探、武侠、教化、批判，成为兼具启蒙、娱乐和意识形态唤醒功能的流行文化机器。

回溯中国电影史不难发现：言情在中国电影中有一条传承与再构的线索，存在复制、吸收、转化和更新的痕迹。在时间线上，中国电影诞生初期，恰是通俗文艺滥觞之时。20世纪初欧美言情翻译热，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社会批判小说的繁盛，及至三四十年代流行的抗战通俗小说，均是儿女私情夹带政治革命教义，社会罗曼史写作不绝如缕。中国电影对通俗言情文艺的接收，不仅体现在言情作家对电影创作的介入，也体现在言情方法、形式对电影叙事的滋养。百余年来，爱情既是文人趣味的“装饰色”，亦是寓教于乐的“万能药”，电影创作者往往以家庭为中心，以爱情离合聚散为轴线，通过煽情和猎奇宣扬政治理念、激发革命意识、进行社会动员，形成了“以社会为经，以言情为纬”的创作经验。如果我们细致对照同时代的小说、戏曲与电影，就会发现：才子佳人剧透过故事前后附录的序、跋、题词、读法、凡例等介入故事運作，通俗小说不时穿插的规训教化意味的讲话、致辞，如同左翼电影、健康写实电影的特定字幕、台词或解说，反映了言情这条重大动脉在电影、文学和其他艺术领域发挥的重要影响。

因此，“言情”不仅标示一种文类风格，更指向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社会情境的编码形式，以言情话语观照中国电影的传统脉络、社会功能和美学特色，将对中国电影的情感论述提供宽广的对话余地。话语是一种复杂的符号与实践，我们可以透过它进行社会再现、情感动员、思想启蒙，在启蒙和教化的混合中复制流行。以话语考察为主要研究中国电影的方法，需要梳理言情话语递变的现代化历程，考察话本、鸳蝴小说、近代报刊等言情话语生成的语境，考察言情电影作为都市文化与现代通俗媒体、印刷业等的关系;厘析言情话语生成的系谱，着重考察“自由恋爱”话语在电影叙事中的生成与转折。总体上，将“恋爱”问题化，发展出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关键词、观念史、政治、性别、文化、社会意义的知识信息，总结言情作为中国电影的革命启蒙话语、风俗知识话语、艺术文类话语、社会动员话语，如何透过生产传播与大众消费想象，转化为一种稳定性的思维概念，形成一种在情感上的认知与实践。

具体来说，这些问题包括：

一、中国电影言情的文艺资源是什么？电影里有没有类似“林白”和“希代”“万盛”那样的出版社推手？有没有类似琼瑶和当代网络言情写手那样的编剧或导演？他们对中国电影言情经验的行程起了什么作用？

二、中国电影是否存在基本的言情模型？这些模型在电影创作中如何改造、流变？都市文化、战争等时代因素对通俗小说言情话语有何影响？言情内容有何承继或变化？言情如何被不同的社会时事、主题收编？通俗流行的“社会言情”故事如何在审美中实现情理转化？人物关系模式如何演进递变？当前主旋律电影中饱受诟病的爱情戏与此问题有何关联？

三、中国电影的言情传统与中国电影民族化有何关系？联系台港电影、文学的创作实践，如何分析言情在两岸文艺发展中的文化基因和现实变异？言情在今天的两岸三地又是如何发展转化的？作为一个重要的话语、方法，言情如何与欧美进行互动、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