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

隐藏在“短篇小说的体制与限制”这个题目背后有一个观点，即认为短篇小说因为自己体制的特殊性必然会有自己的局限性。我想来想去，除开篇幅有限不允许太啰嗦外，其余任何一个可能的限制和局限，似乎都有例外，无法绝对化。作家朱山坡就曾为短篇小说抱不平，他直言说：“短篇小说没有问题，因为长篇小说有的故事、人物、想象力、批判性、寓言性、现代性，短篇小说也有，而短篇小说所拥有的凝练犀利的语言、斑驳隽永的蕴味、势大力沉的撞击、瞬间内爆的效果，是长篇小说所没有的。”[7]或许，我们只能探讨理想的短篇小说与理想的长篇小说之间的差别。它们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各有自己别样的精神取向，但我们并不能说长篇小说能做到的，短篇小说就一定做不到。

要谈论理想的短篇小说，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布鲁姆说：“短篇小说中没有荷马或莎士比亚、狄更斯或普鲁斯特，甚至也不能说，是屠格涅夫或契诃夫、乔伊斯或劳伦斯、博尔赫斯或卡夫卡、弗兰纳里·奥康纳或埃德娜·奥布莱恩这些人主导了短篇小说的形式。如果我听到人们说起史诗这种体裁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荷马或者弥尔顿，而说起诗剧，多数人都会应之以《哈姆莱特》。短篇小说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它的多样性……”[8]“多样性”也就是说短篇小说有很多种可能，文学史上精彩的短篇小说非常多，它们“像一个又一个奇迹彼此相连”，无限丰富的短篇小说，到底哪种是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