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夏志清和普实克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卓有成就的海外学者，他们因《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而起论争，意识形态的分野和学术背景的隔阂，再加上个人意气作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两位硕学的视野。时过境迁，我们拥有足够的时空距离以及新锐而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应该能对涉及的问题作出更为清晰的判断。但笔者只想辨析两人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展示鲁迅研究中的歧路。

关键词：夏志清；普实克；鲁迅研究

作者简介：钟赵二（1992-），男，广东韶关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

1、缘起

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由耶鲁大学出版，这本专著综论1917年至1957年间中国白话小说的新传统。书出版后有一篇文章认为它是英语国家第一本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严肃著述。全书体制恢弘，批评视野开阔，不拘泥于一家学说，其主要观点影响所及，甚至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因视野的广博及分析的细致精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但我们遗憾地发现：普教授的文章有诸多不实之处，而夏志清的回应文章也有部分观点值得商榷。

2、两人的学术背景

普实克于1932年留学中国，期间曾与胡适、鲁迅等人交游。1937年返回布拉格并出版了《呐喊》捷克文译本。从1945年开始，他任教于布拉格查理大学中文系，并倾力研究中国文学。他在英语世界最为人熟知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和《抒情与史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普实克所属的“布拉格学派”认为：文学研究关怀的是“文学性”而非单纯的文学作品，文学是一种学问、一门知识。所以，“我们不要局限在偶发的成分（accidentals），要对全部作品做系统的分析，观察它的特质。”

夏志清于1940年代后期在耶鲁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期间深受李维斯的“大传统”理论及新批评学派的浸润。1952年他申请到洛氏基金会的资助，用三年时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体部分，经修订后于1961年出版。这部著作与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师地位。

3、两人的主要分歧

鲁迅自叙为何写小说：“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普实克的阐释为：鲁迅一点也不同情他身处其间的社会，“他觉得那是一个需要医治的、染着疾病的社会，而他的工作就是帮助医治这些疾病”。医治生理疾病的医生也许可以不必同情病患，他的职责不必是悬壶济世，但鲁迅期望的是唤醒国人，医治国人的麻木不仁。如果没有对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的痛彻肺腑的怜悯，他大可以退隐山林。普实克的解读几乎抽离了鲁迅作为常人应有的喜怒哀乐。而夏著则认为鲁迅悲愤于农村人物的懒散、迷信、残酷和虚伪；新思想无法改变他们，所以鲁迅在象征的意义上摒弃了他的故乡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

由于普实克坚持鲁迅前后期思想一脉相承、鲁迅自始至终都是革命战士，所以在他看来，鲁迅进行文学创作除了暴露中国社会普遍的麻木不仁和残忍，更主要的是揪出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他继而坚称祥林嫂是“一个被黑暗势力拖向毁灭的人”，鲁迅的小说也清楚地“揭示出是什么势力将祥林嫂逼迫至死”，就是“那位可尊可敬的鲁四老爷”。其论证颇为“奇特”：首先承认《祝福》的叙述过程“充满一种可怕的宿命感和残忍性”；然后把传统的雇佣关系解释为剥削关系，把雇佣过程中出现的正常解雇（祥林嫂已经不能正常工作）归纳为“剥夺了她的生计并把她赶上街头”，把封建农村流传的迷信归结为鲁四老爷的散布和谣传。姑且忽略普实克行文的前后矛盾：“可怕的宿命感”不正代表人力无法改变的因素，又怎么能说罪魁祸首是“可尊可敬的鲁四老爷”？需要澄清的是，鲁迅1928年之前仍未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对“阶级斗争哲学”不甚了了，在写作《祝福》的1924年，他依然深深为自己的游移折磨，他既反对传统文化的僵硬和教条化，又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这二者产生的紧张关系，鲁迅终其一生都未曾解决。由此观之，夏志清的分析较为合理：鲁迅的愤恨主要不是指向具体的地主豪绅个人，他以同情和讽刺的态度，“注视并思索着一切生活在饥饿、疾病、封建的阴影之中的‘乡村和小镇人物，注视并思索着他们的迷信和无情”。

普实克最倾心的不是鲁迅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鲁迅的观点，“他的观点表达得越鲜明，他在社会斗争中所站的立场越明确，他的作品也就在各方面都越成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不惜误读鲁迅的原意，或者视而不见。夏氏认为《彷徨》的艺术价值高于《呐喊》，普实克则认为他犯了“判断性错误”，《彷徨》的战斗性和艺术独特性相较《呐喊》逊色不少，因为鲁迅的犀利笔锋在这里显得有些“钝抖”。读过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写的序言的人，应该还记得先生的“落寞”：“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呐喊》在鲁迅生前印行22版而《彷徨》只印行15次就是旁证。引文提到的《肥皂》、《离婚》皆在夏著“苛评”之外，甚而至于是热情洋溢的赞美：《肥皂》“完全扬弃了伤感和疑虑”，“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鲁迅敏锐的讽刺感”。《离婚》“是一个中国农村的悲剧，表现方式客观而有戏剧性”。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卷，只选了4篇自己的小说：《狂人日记》、《药》、《离婚》和《肥皂》。换言之，在自己创作的25个短篇中，他希望普通读者首先了解的是这4篇。如果我们依循普实克对作家创作意图的剖析，至少我们也应该承认《肥皂》是鲁迅的杰作，普实克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不妨接着讨论二人对《药》的鉴赏。夏志清认为《药》“既是一篇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真实暴露，也是一篇革命的象征寓言，更是一个叙述父母为子女而悲痛的动人故事。”普实克则号召学者“必须彻底否定夏志清试图在这篇和其他作品中发现的象征性比喻”，“必须彻底反对以象征来解释小说《药》”。两个“必须”所显示的强硬姿态并不能掩饰论点的虚弱。韩南教授几乎已经严丝合缝地论证了鲁迅对文学创作中象征手法的偏爱，鲁迅的阅读谱系清楚地表明他对现实主义技巧兴味索然，“他喜爱与象征主义有瓜葛的安特莱夫，喜爱精于讽刺和运用反语冷嘲的果戈理、显克维支和夏目漱石”。既然鲁迅酷爱象征手法且深受其影响，用这种手法解读他的小说就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手段。

夏著对鲁迅的“失敬”是普实克“震怒”的主要原因。夏氏评价鲁迅后期的杂文可谓石破天惊：“他晚年所写的连篇累牍的杂文往往尖锐刺耳，透露出创造力的丧失和人格的损伤。”普实克的观点刚好相反，他认为鲁迅1925年以前的文章“往往涉及一些不甚重要的问题”，远逊于其晚年所作。李欧梵虽然对两人的论争保持中立，但我们不难找到他违背“师训”的证据：鲁迅后期的杂文“未免笼罩着过多的对社会事务的关心，焦点未免过于集中在较狭窄的主题和范围以内，视界和深度感则由此而削弱了。”

4、鲁迅研究中的歧路

普实克的主要破绽是：预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鲁迅创作意图”，并以此“裁剪”鲁迅作品。其实学术研究首先仰仗的应该是自己对作品思想和风格的领悟，官方的定论或权威的著述只可看作是待审视的假设，一般不能据此分辨作品的优劣；即便是作者自述的创作意图也不应获得过度的关注，我们可以同情作家的创作意图，但判断作品的成败时必须尽力排除意图的干扰，我们不能根据无从求证的意图而漠视作品的客观呈现，去评判一部作品的得失，无论这意图是崇高还是卑下。

普实克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学术研究应该权衡政治空间和学术空间的比重，二者未尝不可以交叉，但具体课题的研究必须分清主次，如果将学术研究局限在政治叙述的范畴，甚至将二者重合，只会给学术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妨害正常的学术讨论。

参考文献：

[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王德威编.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向夏志清先生致敬[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