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锦东

摘要：近代女子教育是近代史研究的重点之一，长期以来，女子被拒之于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之外。直至近代，随着传教士在华兴办女子学校，康梁等维新派开始畅言废缠足、兴女学，女子教育开始逐步正式登上中国教育的舞台。本文讲述了从晚清开始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女子教育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角色，以及其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功能，有利于了解随着近代一大批女子师范学校的建立及发展、现实条件的复杂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风俗习惯的变革以及近代中国所处的环境的复杂性，女子教育所呈现出不同的社会角色以及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

关键词：女子教育 贤妻良母 革命性 职业化

在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中女性地位十分低下，相应的女子教育一直不受重视。近代中国的女子教育最早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在我国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专门招收女学生，前所未有地颠覆了传统的、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随后，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在洋务派的积极支持以及我国具有思想先进性、主张男女平等的教育家们的共同推动下，1898年，我国自己开始举办了女子学校。

其实晚清时期女子教育，可以说是随着“西学东渐”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具有男女平等观念的改革派的推动下而逐步提出的。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我国在封建和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十分严重的"男尊女卑"现象，甚至有一度时期出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谬言论，，广大女性成为被压抑的对象。到近代中国最早关注女子教育的是早期维新派人士。第一位提出发展女学的人是宋恕，他1891年撰写《变通篇》，在“开化”章中提出：“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凡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 。郑观应于1892 年撰写《女教》一书，指出：“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并提出这是“政化之所由日衰”的症结所在。1897年，梁启超为筹备经正女学撰写了启示，宣称：“女子不学，犹如游民土番。聚万万之游民土番，国几何而不弊也。” 作为中国维新派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这样一句话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女性教育程度的高度重视;而且从女子教育到近代化的转变正是由于以梁启超先生为首的现代化新潮人士大夫推动。近代以来中国妇女高等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历经曲折和发展阶段，，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开始兴办女子师范之后女子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社会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下说明了从1989-1937年间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女子教育主要承担的角色及社会作用。

一、家庭本位“母教”与“贤妻良母”式女子教育

这种以家庭本位的“贤妻良母”式女子教育集中体现在20世纪初。例如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旨在建立一个男性教育体系，并未过多重视女子教育;但是，此学制为男童设計了蒙养院，规定由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教师和保姆教养。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以前由家庭决定，在家内进行的儿童学前教育进行渗透和控制的意图，更最重要的是同时也承认了母亲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就有梁启超在其《论女学》中提到的：“女子又天性善与教养儿童，应成为可用之资，孩提之童，母亲于夫，其性情嗜好，为妇人能因势力利导之。” [1]充分体现了对女子母教角色的肯定。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虽然呈现出某种多样性，比如受日本思潮所影响的“贤妻良母”的观念，但是总的来说，此时的女子教育的主要推动力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母教”观念混合物。

1907年学部颁布了《奏定女学堂章程》，开始正式承认了女子学堂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在此学堂章程中从四个方面强调了女子教育的社会角色：第一、女子师范学堂规定学生接受传统的观念，指出：“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之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第二、推广女子教育以期养成贤母，实行母教，以利国家富强，故女学以强国为目的：“家国关系至为密切，故家政修明，国风自然昌盛。而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礼法。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第三、学生应学习各种家务技能，以裕其家，以尽其职。第四、学生应进行体育锻炼，学习个人卫生知识以增强健康，以便耐劳持家。严格禁止缠足。[2]

从其官方表述中不难看出，其女学教育目的是培养能使“家政修明，国风昌盛”的“贤女贤妻贤母”，女子教育的功能主要集中在家庭，以培养后代良好的启蒙教育为主要目的。

二、革命性的女子教育

革命性的女子教育早期突出表现为爱国女学的思潮，虽然主流的女子教育培养目标是为了注重母教以及培养贤妻良母式的女子，但是由于现实的政治的不稳定，以及政府的腐败与卖国等多重原因;爱国女学也就应运而生。

爱国女学最初由革命党人设立，将女子教育与实现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其中，蔡元培的著名讲话被多次引用，即“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种下暗杀的种子”。[3]因此，爱国女学则承担着培训激进革命者的任务。在授课内容上，除了正常的课程，如识字、自然科学、体育和家事以外，学校还给高年级学生教授反满革命理论、无政府主义观念以及炸弹制作的知识和技能。[4]

需要指出注意的是，持这种观点的人虽为少数，却对社会有极大的冲击力， 其中主要代表让人物就是秋瑾。以培养献身革命为主要功能的女子教育虽表现较为激进，但在推动社会革命以及女子主人翁意识觉醒上有着很大程度的积极作用。

三、社会本位下职业化教师的女子教育

随着师范学校的建立以及女子师范的增多，女子师范学校已经从最初的初级女子师范学堂到中等师范再到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的增加以及学制的不断完善其中也包括学习科目的扩充，必然会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对女子生源的需求增加;二是对职业女教师的需求增加。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民国时期，开始重新设置所谓女性课程，例如家事、园艺和裁缝等;这与之前所提到的贤妻良母式教育的侧重点由巨大的差异，从实际效果来看，学习这些所谓家事的技能课程对女子教育在寻求职业方面很大的积极作用。

女子师范的学生学习这些功课非为了成为高级家庭主妇，而是成为初级小学和幼稚园教师，这种教学目标也清楚地写在“家事技艺科”的宗旨中。家事园艺的部分课程内容包括“衣食住”、“侍病”、“育儿”、“经理家产”、“家计簿记”等，非常“家务化”，但是因为这些是中小学课程的一部分，女子师范的课程中必须具备。当1907年女子学堂建立时，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女师范生成为初小和幼稚园的教师;充分表明了女子教育由家庭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女子可供选择的职业不当当局限于教师，也包括医生、商行职员、保姆、新闻记者、翻译、作家、画家等，但都是其走向社会化的表现。

四、异化的女子教育——“侍姬教育”

侍姬教育是女子教育的异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应为女子教育在这个阶段以及脱离了其原本的教育初衷，失去为社会服务的目标，注重养成家政人才。但是社会上并无很多富家子弟可嫁，于是女学生都成了“歌舞征逐的摩登人物，由校花而舞星，影星，交际明星”，被人痛斥为“姨太太教育”、“妓女教育”。[5]

这种教育使女学生认为受教育是用以提高婚嫁资本的，并醉心于奢侈生活，以博取交际花之名，其结果必会养成不正之风。

总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多重因素导致女子教育扮演著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不同的角色由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国情，在近代很长时间同时存在并且共同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女子教育的社会作用就必须要看到女子教育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采取辩证的态度，理性的思维方法加以分析。近代女子教育虽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其中的趋势主要是从家庭——社会——国家的角色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女权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革命的推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

[2]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M].

[3]梁启超，变法通仪﹒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一[M].

[4]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饮冰室文集而[M].

[5]陈 蓉. 近代女子教育起兴之困境¬——以惠兴女学堂为中心[J].学理论，2018（8）.

[6]姜建芳.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研究[J].文史探源，2015（20）.

注释：

梁启超，变法通仪﹒论女学，饮冰室文集一[M]

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M]

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清史研究[J].2003年2月，第1期.

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

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