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凯

摘 要：《〈黑格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批判性具有双重向度——革命性和建设性。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切入点，层层递进，批判的矛头依次指向德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德国的国家哲学——黑格尔学说，这体现了批判的革命性。在革命性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解放全人类的“心脏”和“头脑”是无产阶级及其哲学，这体现了批判的建设性。导言的双重批判精神给予当代中国如下启示：消灭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当代中国的的国家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关键词：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革命性；建设性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67-06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气势磅礴。列宁在论及马克思学术思想发展理路时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于激进刊物《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导言》“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导言》中，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上阐述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本质，揭示了德国封建专制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集中论述了革命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并首次提出了由无产阶级承担解放全人类这一历史使命的重大命题。通过对19世纪中叶德国社会历史状况的考察和《导言》的文本解读，本文认为，《导言》的批判性呈现双重向度：革命性和建设性。

一、革命性批判：依次递进的理论斗争和毫不妥协的坚定立场

（一）宗教的批判

19世纪中叶的德国，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2]3选择宗教作为理论批判的逻辑起点和突破口，体现了马克思学术批判的策略性和理论斗争的彻底性。所以，马克思在《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对于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3

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宗教成为统治者麻痹、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一切学术都沦为神学的卑贱的侍女，人们在宗教的蛊惑下追求虚无的“真理的彼岸世界”，这与新兴资产阶级追求现实利益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宗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因此，批判宗教和神学对于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而言具有旗帜性的标志意义。这一斗争的历史后果是人们经过思想启蒙认识到宗教逃避现实、麻醉心灵的虚幻本质。1841年，费尔巴哈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恩格斯盛赞这部著作“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 [3]。费尔巴哈认为：“宗教——至少是基督教——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不过他是把自己的本质当作一个另外的本质来对待的……属神的本质的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4]马克思基本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本质的观点，但是，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对宗教的纯粹的理论批判，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3于是，马克思将斗争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德国黑暗的政治社会。

（二）德国政治社会的批判

马克思站在德国政治制度与时代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基点上展开对德国社会现状的批判。19世纪中叶的德国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而成立的德意志邦联，邦联由38个独立的邦和自由市组成。邦联会议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各邦、自由市各自为政，法律和关税均不统一。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主要缔造者梅特涅作为欧洲封建势力的代表，掌控着处理德意志重大事务的权力。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当时德国的社会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 [2]7。政治上的分裂与倒行逆施严重阻碍了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国新兴资产阶级表现出一定的革命诉求。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破晓，随后席卷整个欧洲，直接的社会后果是无产阶级的诞生及其与反动政府的斗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革命运动令德国资产阶级心存畏惧。1831年、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举行了两次起义，1838年英国爆发了旷日持久、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这表明无产阶级的斗争已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到，无产阶级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另一方面，德意志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优势要得到普鲁士王权和德国封建军事贵族——容克的保护才能得以维系[5]。因此，德国资产阶级所表现出的两面性使其不足以承担解放德国社会的歷史使命。

令马克思稍感“欣慰”的是，不同于落后的社会制度，德意志民族的思想一直走在欧洲的前列，“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2]9如此说来，德国是不是应该沾沾自喜，转而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即德国的政治现实）呢？答案是否定的。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批判“观念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我们便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与反映、维护旧制度的哲学决裂。

（三）德国国家哲学的批判

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黑格尔学说是作为统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的国家哲学的面目出现的。黑格尔的历史观以“绝对精神”为前提，认为普鲁士君主制度是“绝对精神”的完美体现。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并不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现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6]因此，马克思宣称：黑格尔学说“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考加以阐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7]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要批判德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更要彻底否定为这种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国家哲学，即黑格尔学说。由是，马克思实现了由政治现实的批判向国家哲学批判的主题转换。彼时的德国面临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封建势力与新兴资本主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落后的制度与“相对先进”的哲学并存，“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2]13也就是说，德国既要解决落后的封建制度对自由经济活动造成的阻碍，又要克服现行国家哲学与法哲学的局限性。如前文所述，对德国现行制度的批判的延伸就是批判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抽象延续——黑格尔学说。

如果马克思仅仅“坐而论道”地否定宗教、旧制度乃至德国国家哲学，那么，《导言》的批判锋芒和理论价值将被遮蔽和削弱。《导言》对德国国家哲学的批判必须与人的社会实践相结合。

二、建设性批判：解放全人类伟大事业的“心脏”和“头脑”是无产阶级及其哲学

（一）无产阶级承担解放全人类使命的原因在于压迫的普遍性和阶级构成的普遍性

在完成了对黑格尔学说的批判之后，马克思随即提出的问题是德国能否实现“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 [2]11？马克思首先否定了“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可能性，认为那是“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2]14马克思认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2]16-17，即无产阶级。一方面，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他从属于“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2]17，这体现了无产阶级所受压迫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诞生是工业革命的直接社会后果，无产阶级是“人为制造的贫民”，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此外，还有“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这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的普遍性。压迫的普遍性和阶级构成的普遍性共同规定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

（二）无产阶级在哲学的指导下“消灭自身”

德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理论革命。1517年10月，马丁·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宗教改革推动了宗教世俗化进程，激发了近代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是，马克思认为宗教改革在启蒙人的理性、解放人的思想方面是有限度的，不彻底的，产生了由新的“锁链”所导致的新的奴役状态。“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2]12在谈到无产阶级与哲学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2]18 这段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自我批判的品格。“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8]基于“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无产阶级只有在哲学的指导下实现包括自身在内的全人类解放，才能使无产阶级这一“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归于消灭，而此时，作为全人类解放事业的“头脑”的哲学也就阶段性地完成了批判的历史使命，其内在蕴涵的意义世界变为现实，同时，哲学又被赋予了新的革命性和建设性。“消灭哲学”的本质是新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批判、取代旧哲学。无产阶级在哲学的指导下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既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三、启示

通篇而论，《导言》的总体脉络是通过分析、批判旧世界来建构新世界的。在经济步入新常态，改革走进深水区、攻坚期的当下，重读《导言》这篇光辉著作，学习马克思的勇破善立的辩证思维，将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消灭一切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鲜明的问题导向

以“人”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宛如一根红线贯穿于《导言》全篇。《导言》对旧世界的批判与新世界的建构始于“人”而终于“人”。在《导言》的开篇，马克思指出，笃信宗教的人们“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2]3《导言》时期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影响，指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2]3这充分肯定了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微观基础的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以宗教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就等于抓住了德国社会问题的源头和关键。但是，反宗教本身并不是批判的目的，“天国”产生的根源在于“世俗”——现实社会。因此，宗教批判的合理延伸就指向德国政治制度的批判。国家哲学为政治制度提供现实合理性的学术辩护，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完整和最终的表述。”[2]10于是，《导言》的批判锋芒由德国政治制度转向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黑格尔学说。对黑格尔学说的批判必须诉诸实践这一课题，马克思站在革命理论与革命现实相统一的立场上论证了解放德国的“心脏”和“头脑”——无产阶级及其哲学。在《导言》的结尾，马克思将解放德国的立足点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2]18，实现了与《导言》开篇“人就是人的世界”的呼应。

反观当代中国，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历史遗留因素，也有发展过快导致整体谋划不科学的沉疴。例如，东部西部、城镇乡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经济活动耗费资源过多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法制进程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痼疾；权力寻租、贪腐现象在某些行业领域易发、多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9]43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面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进程中的种种积弊和阻力，中國共产党适时而卓越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源于中国实现科学发展的现实诉求，源于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殷切企盼，源于解决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的严峻形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切关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核心和引领地位。其他三大战略举措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全面深化改革致力于解决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依法治国推动当代中国的法制进程，保障国家政治、社会生活有序运行。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执政能力，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目标又有举措，具有紧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习近平认为，这一战略布局“是一种很全面的观点，不是单打一”[9]47。“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根本宗旨，顺应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将改革的“破”与法治的“立”有机结合，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意识。

2.坚定的价值立场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侮辱人、奴役人、遗弃人、蔑视人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长期存在，马克思面对不合理社会现实所表现出的坚定价值立场、与种种时代谬误殊死搏斗的精神，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我们应当忠实继承、倍加珍惜并大力发扬的。《导言》的坚定立场主要表现为现实的批判与哲学的批判。

第一，现实的批判。《导言》开宗明义地提出宗教批判的根据：“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2]3对宗教的虚妄性和欺骗性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导言》通过对宗教本质的把握和揭示深化了反宗教的意义，明确了反宗教的方向——对德国政治现实的批判。马克思认为，战斗的目的“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2]6 在马克思看来，对德国现行的制度所做的批判不应是保存实体的缝缝补补的改革，而是要彻底消灭它。在《导言》的结尾，马克思指出：“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 [2]16。犀利的言辞和坚定的立场使人不由想起了《导言》完成四年后震荡整个欧洲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宣言》中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1]

第二，哲学的批判。一切旧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或忽视或否定人民群众的实践对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黑格尔的历史观以“绝对精神”为前提，认为“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2]291。马克思认为，对黑格尔学说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2]10。无独有偶，以萨维尼和胡果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尽管与黑格尔学说存在理论分歧，但是他们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致力于维系历史传统的稳定性，“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2]5，因此，马克思认为，历史法学派的伪善与黑格尔学说体系如出一辙，均应列为批判的对象。实践政治派的缺陷在于仅仅从理论层面否定哲学，放弃了社会实践，“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以自己的“哲学”为武器批判德国的政治现实，但这一“哲学”本身就是“这个世界的补充”，是“观念的补充” [2]10，该派怯于批判自身，哲学与现实的脱节使理论政治派日益脱离了实际的革命斗争。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社会思潮涌入我国，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蔓延之势。有的党员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甘愿做和平演变的俘虏；社会上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部分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未把百姓疾苦时刻放在心间，遇事烧香拜佛，“不问苍生问鬼神”，丧失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底色和崇高信仰。习近平反復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9]106-107面对民生、经济、法制、党建领域的种种积弊，党中央立场坚定，敢于亮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系统而非零散的，全面而非片面的，普遍联系而非孤立单一的科学统筹方法，提出小康社会要“全面建设”，改革要“全面深化”，治党管党要“全面从严”，治国要“全面依法”。这既体现了联系与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观点，又表明了扶正祛邪的坚定立场。针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执政党贪腐问题，党中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突破口，聚焦作风建设，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

鲜明的问题意识和坚定的价值立场在《导言》中合而为一、互为表征。但是，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明态度和立场，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似乎只完成了一半。《导言》告诉我们：“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11因此，批判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任务均指向这样一个课题——实践。

（二）建设当代中国的国家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对德国问题的分析“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2]4国家哲学是统治阶级对自身政治核心价值和历史使命的自我规定与理论表述，在各类社会意识形式中居于主导地位。黑格尔在论及哲学对一国政治生活的基础性地位时指出：“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12]国家哲学往往集中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整体风貌，不仅确认、维系和发展现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而且具有批判社会现实的理想维度。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当代中国的国家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正确处理“哲学—现实”的关系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现实，一切改革与建设必须从这个现实出发，科学地把握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到循序渐进，统筹兼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深度涵育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情怀和执政理念，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关于如何处理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同思想。”[2]13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民所勾勒的意义世界，就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诉诸于社会实践。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9]25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国家哲学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哲学体系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贯通融合。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导言》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11那么，理论掌握群众的可能性在哪里呢？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286在当代中国，唯有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与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实现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拥护，也才能焕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客观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2将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衡量改革成效与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同时把恢宏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国家哲学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唯其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国家哲学才有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意义。

马克思完成《导言》的创作距今已经过去170余年。与19世纪中叶的德国相比，21世纪的中国的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演变为“和平与发展”。《导言》通篇洋溢的批判精神对于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和现实指导价值。马克思主义勇破善立的辩证思维、哲学与现实力求统一的实践品格是《导言》超越文本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和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专题文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5.

[4]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選集：下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2：39.

[5]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94.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9]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12]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