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后教科书变革中的矛盾与冲突

2021-02-18王宇

科学与生活 2021年30期

摘要：二十世纪，中国教育正值起步，西方教科书的译介给中国传统经书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以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为基础，结合二十世纪中国特有的社会背景，分析教科书近代化的变革中，传统经典与新式教科书之间在形式、内容、理念上的异同。发掘教科书变革中的所发生的冲突对重建社会关系、提高社会整合度、缓解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为新时代教科书的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二十世纪;教科书;社会冲突

中国教科书的发展始于十九世纪70年代，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关于“教科书”一词，现在学界普遍认为：“清同治光绪年间，基督教会多附设学堂传教，光绪二年（1876 年）举行传教士大会时，教士之主持教育者，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该委员会所编教科书，有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科，以供教会学校之用，间以赠各地传教区之私塾。教科书之名自是始于我国矣。惟现已散佚无从可考。”[1]教育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教科书作为教育中的重要部分，自然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2]。学者对教科书的研究成果颇丰，优秀的作品层出不迭。但利用社会学理论视角研究近代教科书的发展相对较少。而近代教科书变革中矛盾与冲突的相互作用在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将这种社会冲突现象作为一种形式进行分析，从而借此一斑，窥见全豹，透析近代教科书的潮起潮落及其与社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现代教育领域的发展进步提供解释和理论指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一：不期而遇（邂逅相遇）：传统经书与“教科书”的初次碰撞

教科书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十世纪前后，欧洲工业革命的风暴开始逐渐席卷全球，中国毫不意外的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倾销商品和掠夺资源的首选，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鸦片战争的影响，西方的文化，思想理念等也不断的冲击着封建制度下的传统教育，1876西方传教士在上海举办第一次会议时，便开始着手教科书的编纂，虽然其“不仅供教会学校使用，也要着眼于让教外学生使用;最重要的是，不但课本要非常科学，而且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引导读者注意上帝、罪恶、拯救的伟大事实。”[3]但从客观上来看，传教士在中国教科书的传播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教科书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看似在波澜不惊中渐臻完备，但实际是经过了激烈的碰撞而逐渐完善的，“因为受到历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抑制科学发展的因素的影响，这种融汇进行的很慢。”[4]足以看出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教科书的演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接连不断的冲突和矛盾中艰难前行。

（一）经典与教科书冲突之原因

几千年的封建经典与近代教科书之间必然存在着诸多不同，有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每个社会的每个地方都时刻处在变迁过程之中，社会变迁是普遍存在的;每个社会都经历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是普遍存在的”[5]。而究其产生的原因，牵扯甚多，在此主要归纳为客观和主观亮点原因来进行分析：

第一，客观原因。

教科书的发展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任何性质的社会都具有两副面孔，一副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副则是变化、冲突与强制。而任何事物的变化必然存在矛盾，矛盾是无时不有无时不在的。从世界历程上看，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使得中国古代传统经典已经不能适应未来发展。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为教科书的传播带来了方便，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一日能七千张，较之旧式，不啻事半功倍…一目了然不但无一字错…。”[6]可见，先进的印刷技术相对传统书籍的便捷，这也使得西方教科书广为传播，从而与传统四书五经有了正面交锋。除此之外，西方人在中国的教育问题难以解决，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不适合西方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所以传教士开始了教科书的编纂。再之，中国落后腐朽的制度已经遥遥欲坠，不能够独立的存在于世界之上，各方面都迫切需要变革，教科书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首当其冲。

第二，主观原因。

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清朝的爱国仁人志士也发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而“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7]，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兴办新式学堂，相应的教育内容也出现改变，一举打破了传统的授课内容。而洋务派所兴办的新式学堂中讲授的西学，孕育了近代教科书的雏形。但由于腐朽的清朝还企图对中国继续实行封建统治，在1905年成立学部后，加强了对教科书的政治审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科书的发展进程，但其对新式教科书的不同程度的认可，事实上对教科书的近代起到了主观上的促进作用。

（二）经典与教科书冲突之方式

在西方教科书的译介和使用过程中并不是瞬间覆盖的，即使是当时想要用夷变夏的洋务派在实践中也是有所保留的，学生“向来每日以半日用功于汉文”[8]。无独有偶，沈葆桢也要求“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策论，以明义理。”[9]这种冲突方式不仅表现在两者谁占课堂分额的多少上，而更深入的是对当时先进分子产生的影响，这种冲突虽然是纸面上的竞争，但其对日后的影响乃至中国而是世纪的走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次，当时对于西方教科书所讲知识，大部分人依然认为是蛮夷的“奇技淫巧”，认为是“徒事美观，耗费心机而无裨实用的器物及制造技术”[10]。直到魏源和冯桂芬等洋务派所倡导学习“技巧”的务实理念传播开来，人们对于译介的图书才有所认同，这种精神上的冲突与矛盾或许是当时教科书演变中所表现出的最为常见的方式之一。

对于中国传统的经书与教科书的碰撞之原因，看似是资本主义席卷全球所带来的附属效应，但其实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发展，这场不期而遇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必然，是有助于中国社会内部情绪发泄和个体之间凝聚力的整合的。

二：难分难解：教科书与传统经书之争

中国教科书从发轫到逐渐成熟，中间经历了一段不可谓不艰难的历程，从清政府的尊崇儒学到新式学堂的建立，再是民间学堂及印书组织的迅速兴起，进而引起国家层面的教育改革，到最终逐渐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其中伴随着教科书的译介，编译，自编，而在这段时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塌，其中并不缺乏各种冲突，教科书也不例外，传统的启蒙课本与四书五经与近代科学的教科书之间的形式、内容及各种理念的差异，推动中着近代传统“教科书”的不断转型与进步。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其错综复杂的时期，各种势力交错纵横，教科書演变的冲突与矛盾也映射出中国社会各种势力的斗争，以及国家未来之走向。只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围绕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各个阶级内部又有着分化与重新组合。”[11]从而使得“教科书”之间产生斗争，并在民间报纸，学堂机构，以及政府政策层面中表现尤为突出。

（一）形式上的冲突

教科书的传播早起依托于新式学堂，新式学堂最初主要是为培养向学习西方技艺的人才，但在传统私塾的影响下，新式学堂最初的生源大部分来自于穷苦百姓之家，而真正的富贵子弟大部分依然是就读于私塾，只是时而学习西方语言。而具体的教授也是新瓶装旧酒，学生在学堂中“但论情谊之深浅，不论课艺之优劣。”[12]由此可见，学堂初期的教科书实属有名无实，完全没有实现新式教科书的预期效果，反而依然是老套的东西。而教科书虽然在新式学堂中使用，但是即便是首屈一指的京师同文馆，也“受这种种限制，则其不能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不亦明且显耶？”[13]从此种即可看出新式的教科书所提倡的形式是与封建经典所提倡的有诸多争议，从而受到种种限制。不仅如此，许多为官者对于新式学堂所推行的教科书也很是反对，体仁阁大学土、理学大师徐桐振振有辞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康乾之世非有机器也，然面糜溢库充，民丰物阜。”[14]由此可见，教科书依托学堂所呈现的种种形式，在朝中有着严重对立的声音。

（二）内容上的差异

在教科书的近代化过程中，不仅是形式上出现了不同，其所阐述的内容也是大相径庭，无论是刚开始所传授的西方技艺，还是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发展和对民主的追求与渴望，教科书都表现出与封建传统的不同。教科书的内容一改四书五经中的之乎者也，而是在科学，法律等领域进行学习，从《同文馆题名录》所载的历年所译书目：《万国公法》（总教习丁韪良译）、《法国律例》（化学教习毕利干译）、《格物测算》（总教习丁韪良口授，副教习席淦、贵荣、胡玉麟等笔述）、《电理测微》（总教习欧礼斐著，待刊）[15]中即可看出，教科书在内容上与时俱进，结合世界先进知识，对传统经典所书写的修身内容产生极大冲击。在经历译介，编译后，教科书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西方的科技，而是将博爱、民主等先进思想赋予到教科书的内容之中。 1912年陆费逵在《申报》上明确将“人道主义”放在首位，将其作为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出版宗旨。[16]这种以人为先的宗旨与传统“教科书”的“存天理，灭人欲”完全背道而驰，不仅如此，教科书的内容在发展到民间译书组织星兴起的阶段时，其宣传内容与四书五经对立之处如汗牛充栋，其中之差异可见一斑。

三：更胜一筹：教科书逐步的现代化发展

教科书的近代化过程中，传统经典与教科书两者一直此起彼伏，在矛盾和冲突中使得近代教育的各个方面都逐渐近代化。但随着清朝的寿终正寝，学部对教科书的国定制计划也就此破灭，这便使得民间编译的教科书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晚清的学部在努力促成“国定制”的过程中，无视当时民间对优质教科书的认可，强行推行部编教科书，将其“编成目录一册”，让各省按照目录来制定所用书籍，达到“学堂皆无歧出，亦无参差”[17]。这种极力推行“国定制”的想法使得传统四书五经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在次占据学堂用书的主流，但民间机构所编译的教科书已经被广为认可，“教科书之形式内容，渐臻完善者，当推商务印书馆之《最新教科书》，此非作者身与其役，竟敢以此自夸，乃有客观之事实，可以证明：（一）此书既出，其他书局之儿童读本，即渐渐不复流行。（二）在白话教科书未提倡之前，凡各书局所编之教科书及学部国定之教科书，大率皆模仿此书之体裁”[18]。由此可见，其一，当时教科书的编译书局极多，可谓百家争鸣。其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在诸多刊物中当属首屈一指。这足以说明当时新式教科书在教育领域所占据的地位，而“忠君尊孔”的经书已经在两者之间的冲突竞争中日渐式微。

在学部解散后，民国时期，教科书更是广为使用，但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几次反复，受袁世凯张勋等人的皇帝梦的影响，直到民国，人们依然有诵读经书的建议。如1913年孔社便建议教育部恢复小学诵读经书的制度，然而，教育部指出：“四书五经所包含至广，既非专言道德之书，亦非若教科书之自成系统，其属于政论哲理及古历史文学风俗制度者，尤非儿童所能领悟。”[19]可见当时新式教科书已经以符合时代潮流的优势奠定其日后稳固的发展地位。继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思想分子对于教科书所教授的内容和思想又有新的认识，陈独秀对于新教育要“以日常生活的知识技能为教育内容”而不是“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籍、大圣贤、大仙、大佛”[20]。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呐喊下，也出现了全新的教育宗旨：“（一）养成健全人格（1）私德以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2）人生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二）发展共和精神……”[21]在新式教育思想的发展下，新式教科书与此如此契合，在与经书之间的不断冲突博弈中脱颖而出，成为教育领域的主流教材。

四：结论

自近代新式教科书从西方引进，到编译日本教科书之盛，再至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发展，其中经书和新式教科书的对立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在社会中产生了可谓不大不小的制度，观念、及形式上的冲突，促进了当时社会中教育群体边界线的建立和维持，将混乱的社会教育领域重新建设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中教育理念及教育意识的整合度。充分发挥了社会冲突在教育领域的积极作用，并且在冲突中不断的探索近代教育领域教科书的发展方向。并且逐渐形成了新式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同志在早年也指出教育要“取自动挡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22]这正是经典与新式碰撞产生的先进教育理念。

在当今时代，教科书中传统理念与新式思维的该如何权衡发展依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这正是一种常态，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正确认识新式教科书和传统經典之间各种形式的冲突，不是去消除矛盾和冲突;而是通过两者之间的积极接触和沟通，产生其促进社会内部整合与稳定、激发社会新制度和新规范建立的正面功能，[23]引导双方之间冲突，发挥社会冲突中的积极功能，从而促进教科书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中华民国教育部编：《教科书之发刊概况》，《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15页。

[2]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21页。

[3]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科学》1992年第9期。

[5]文军：《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6]《石印详驻园永聊斋》，《申报》1886年7月12日，第68页。

[7]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21页。

[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9] 沈葆桢：《沈文肃公政书》（卷四），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年影印版，第6-7页。

[10]李长莉：《晚清上海风尚与观念的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11]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