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

摘要：美华文学是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下文学艺术的产物，受到中国既有的传统文化影响较为深刻，分析美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具有深刻的文化价值。对此，本文以二十世纪美华文学为对象，从文学上分析文化外延对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固式模板，结合中国的文化本质看清华人文学的真正价值倾向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范围。

关键词：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中国形象

美华文学因作家自身的中国出生，中国文化对其影响深刻，由此使得美华文学具有丰富、多变的一面。美华文学是本土文化与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深深烙有本土文化基因与中国文化因素的印记，长期以来，如何分析美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基于此，笔者重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试图展开新的分析视角。

一、二十世纪的美华文学

二十世纪之前，美华文学中有关中国的探讨，中国一般都被视为“异者”[1]，这既有国力的差异，也有文化相对主义作祟。而相比之下，二十世纪的美华文学则具有一定的鲜明特点：

其一，比起二十一世纪它所包含的文化本质要更厚重，对现今的中国乃至世界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二，二十世纪之前，美华文学的中国形象都是靠着想象来建构的，只能通过传教士、商人或旅行家的见闻日记和翻译中国文字来想象一个东方的中国。而二十世纪之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其绝大部分文学、哲学、宗教学领域的人逐渐进入中国并了解、认知和感悟中国文化。

其三，二十世纪美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文化假象的成分较为明显。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中，因其本土国人对于中国不全面、欠客观的认识，美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通常是扁平、刻板、庸俗，更多的是想象中的中国形象来完成本国对于“异域”的假想，从而成为自我关照、自我理解的一面镜子。[2]

二、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一）“尚用”的外来者

华人街是中国人在大洋彼岸聚集群居之地，是华人寄托乡愁、情思、意境的地方。美华文化中对于中国人的形象绝大部分来源于华人街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从饮食、服饰、谈吐、作风等方面立体的了解中国的一切。而华人面对其自由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内心的矛盾和纠结经过文字的揉练，摒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而保留了深到骨髓的“尚用”思想，或多或少的曲解了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

“尚用”，即崇尚美学的社会性功能，注重美学思想在生活中的实际价值，发挥美的特殊功能性来促进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反展。这种“尚用”的美学思想最早被李泽厚先生写入书籍，后来李大钊先生将“尚用”思想阐释为美学，企图用审美的角度解释清楚华人文学中那些不雅的中国形象，接着林语堂先生用生活中通透的话语将“尚用”思想展示位“爱面子、讲人情、重权利”，既接受了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包袱又期望在华人作品中得到反思和进步。 比如《女勇士》和《喜福会》这两部华人作品里就为人们塑造了两位深受中国封建思想荼毒但不甘心从属男权，后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中国母亲。

（二）“私爱”的中国本性

对于中国熟人社会，费孝通比作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3]中国人内心里倾向的是一种“私爱”，缺少了大国王者的“大爱”。中国“熟人社会”的传统文化虽然被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实践中毫无保留的暴露了出来，但是孔子的话语里存留的关于人性的本质被忽视了。比如《奇岛》、《唐人街》和《中国传奇》等林语堂先生的涉外作品都在努力的将中国人的最本真的形象展示出来。

二十世纪的华人并没有将中国的文化连根带带进他们的域外生活，他们往往是站在自己的思维模式上解读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文化空洞造成了文学领域对中国形象的误读。在华人带出国门的只是中国的一方面，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面临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教育格局都没有断截，又岂会因为华人的个人解构就失去了应有的光辉。美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形象很大部分是华人在开阔的眼界下始终没有褪去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里子”，企图在该国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嫁接中国文化，从而导致了对于中国的片面看待。

参考文献：

[1]缪菁，张进.论华人文学中身份焦虑之成因[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83-188.

[2]李亚萍.论20世纪40年代美华文学的发展及转变[J].学术研究，2016（7）：162-168.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