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玲

摘要：回顾百年，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经历了四次“西乐东渐”1。每一次“西乐东渐”，虽有中国传统音乐同西方音乐的激烈碰撞，但最终都以西方音乐话语体系“胜利”而收场。因此，过去百年，无论是专业教师队伍的主要知识结构背景，还是音乐专业的核心学科，如基本乐理、和声、视唱练耳、声乐、钢琴等，甚至从其传播范围的广度与深度来说，无以西方音乐系统为基础。本文通过梳理西方话语体系在中国百年的变迁，来认识上个世纪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音乐的影响。

关键词：话语体系，中国音乐，

一.第一次“西乐东渐”中的“西曲填词”

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西方音乐。学堂乐歌早期的开拓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柯政和等人主要留学日本，因此当时中国乐歌课堂主要是模仿日本音乐课程，音乐内容主要是采用简谱编配歌曲的形式。为了更好的了解西乐，他们积极翻译日本的音乐基础乐理教材和编撰适合当时乐歌课的乐理和唱歌教材。这些翻譯和编撰的教材不仅成为中国人认识西方音乐知识体系的最重要的途径，西乐理论作为西方话语体系在我国传播的开端，最后成为现在音乐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曾志忞在音乐教材的翻译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根据日文乐理教材翻译的《乐典教科书》（1904）主要是供当时中国师范学堂、中学堂以及女子学堂使用。与此同时，学校唱歌集成为音乐教育的主要教材，根据不同学校和不同的出版的相关单册唱歌集就多达20多种2，书籍主要以编定成套的唱歌集为主，例如沈心工《国民唱歌集》四册（1912），胡君复编撰的作为教育部审定共和国教科书的《新唱歌》三册（1913），王德昌编撰的《中华唱歌集》四册（1915）。参照1923年新学制音乐课程的标准后，又出版了一些列较为通用的音乐教科书，例如萧友梅《新学制唱歌教科书》、《新学制乐理教科书》、《新学制风琴教科书》、《新学制钢琴教科书》，以及柯政和的《初中模范唱歌教科书》、《师范标准唱歌教科书》、《高中模范唱歌教科书》等。

二、第二次“西乐东渐”中的“全盘接受德奥音乐教育模式”

20 年代中期开始，以萧友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家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系统地引进了德、奥等欧洲音乐理论和教材（著有《普通乐学》、《和声学纲要》、《钢琴教科书》等）。其中，《和声学纲要》是萧友梅在 1920 年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及 1921 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开设和声学课程时，使用的教材是由他编写的。此教材讲义在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国立专门学校以及其后国立音乐院（上海）等高校的和声课上应用。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不断改进，1932 年，它作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在这期间，音乐选修课中主要的教授的学科不仅有提琴、钢琴、唱歌等一系列的演奏唱歌表演课程，更多的是增加了音乐教学法、音乐史、作曲法、和声学和音乐通论等一系列的音乐理论课程。在师范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中广泛使用来自国外回国的教师所编撰的教材，有不少器乐、歌唱的教材，例如《拜耳钢琴教科书》（1931），《查尔尼钢琴三十练习曲集（作品849）》（1932），《女生合唱一百曲集》和《男生合唱一百曲集》（1933）。理论方面有柯政和的《普通乐学》（1926）、《音乐通论》（1930），王光祁的《西洋音乐史纲》（1937）等。

此外，还有丰子恺根据日本田边尚雄、门马直卫等人的音乐论著，陆续译述、写作的一批音乐读物，涉及乐理、和声、音乐体裁、曲式、乐器、乐队、音乐美学、西洋音乐史、音乐家及其作品等领域。

三、第三次“西乐东渐”中的“学习前苏联”

建国后，伴随着苏联专家的深入交流，人民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等出版社翻译了大量苏联音乐的书籍。根据统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苏俄出版物成为外国译著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新中国第一部音乐辞典是多尔然斯基的《简明音乐辞典》，作曲理论方面斯波索宾《和声学教程》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管弦乐法原理》，西方音乐史方面的康津斯基编写的《西洋音乐通史》（1958），音乐理论方面克列姆辽夫的《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等成为音乐学院最重要的教材。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我国的专业音乐院校增加开设了曲式学这门课程，并且以阿拉波夫的《音乐作品分析》（1959）作为最重要的教材。斯波索宾等合著的《和声学》系统的阐述了传统的调性观念、协和观念和功能观念，以及对欧洲古典音乐和俄罗斯民族音乐传统的推崇，更是影响了近半个世纪中国作曲理论的方向。

在演奏教材编写方面，主要编写了钢琴方面的适合从幼儿到成人，业余到专业的各类钢琴教材。编写了《成年人钢琴初步教程》1958，《中学钢琴初步教程》1959《本科钢琴共同课初级简谱钢琴教学讲义》1966，《儿童钢琴第一课》1956，《少年儿童钢琴初步》1961，《高等音乐院校钢琴教学曲选》1961，《五声调式钢琴练习曲》1966，《业余钢琴练习曲》1956，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苏联钢琴表演以及对教材的认识。4

四、第四次“西乐东渐”中的“走出西方传统”

在师范音乐教育领域，1980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专业本科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之后，其课程设置与教材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根据新大纲要求，1983年以后陆续出版的高师音乐专业试用教材。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韩林申、李晓平、徐斐、周荷君编的《钢琴基础教程》4册，罗宪君、李滨荪、徐朗主编的《声乐曲选集》6册，其中有3册是中国作品（ 包括民歌、创作歌曲、歌剧选曲等 ）。

在音乐基础理论的教材中，李重光编写的《音乐理论基础》和斯波索宾《音乐基本理论》成为我国该领域的重要著作，一直延续至今。直到本世纪初，李重光《音乐理论基础》已经印刷高达80万余册，斯波索宾《音乐立本理论》印刷达10万余册，除此之外，在这两本教材的基础之上衍生相关的一系列书籍也成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除此之外，吴祖强1959年编写《曲式与作品分析》后，1962年由音乐出版社首次印刷。这套教材除了“文革”时期以外，重印、发行、再版等从未间断过。在这本教材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一系列相关的曲式分析的教材与书籍。这些基础乐理以及曲式分析成为国内绝大部分音乐院校和艺术院校本科考试和硕博考试的入学科目。

除此之外，更多是由西方引进的钢琴曲谱、原版谱和教材，还有一系列包括幼儿教材到初级、中级直至高级的各种钢琴训练教材，《世界儿童钢琴名曲集》、巴赫《小前奏曲与赋格》、《创意曲集》、《法国组曲》、《英国组曲》以及柴可夫斯基、普罗科甫耶夫、卡巴列夫斯基、舒曼、格里格的《儿童钢琴曲集》等。这些引进谱和原版谱也成为琴童和老师们热衷追捧的对象，也成为最主要的的弹奏曲目。

结语

如前所述，近百年来，西方音乐话语体系在中国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化和吸收，才逐渐形成了如今的中国音乐生态。面对这百年来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发展的影响，应该引发学者们更多的思考，如何正确结合西方的作曲技法以及教育思想，才能更加完善中国的音乐生态。

注释：

对于“西乐东渐”，谢嘉幸教授在其论文《走出西方——一种新世纪华人作曲家音乐创作语境的探究》中做出过这样的解读：一是世纪初的“学堂乐歌”，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西方;二是20 年代中期开始，在专业音乐领域全盘接受德奥音乐教育模式;三是50 年代学习前苏联;四是80 年代以来学欧美现代主义音乐，也即是在专业音乐圈内兴起的“新潮”音乐。

2 吕金藻《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小学音乐教育编年纪实》

3 王秦燕，钱亦平：中国两家出版社的俄罗斯音乐图书出版概况，中俄音乐交流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 哈尔滨.2009年10月

4 李思囡.二十世纪中国钢琴教学理论发展研究. 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