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议会总统制，但最终都被现实检验为失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工农兵苏维埃到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再到参议会制度，最终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人大制度不断改革创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适应中国国情需要，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创新发展、实事求是的韧性优势。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 中国制度 韧性优势

一、人大制度在我国的诞生与变迁，体现了中国制度的创新发展之韧性

根据张希坡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创建史》中的观点，人大制度的诞生按照时间梳理，可以分为萌芽期、雏形期、经验期、准备期。1954年在全国建立人大制度后，又经历了不断的变革和发展，所以可以大致分为萌芽期、雏形期、经验期、确立期、波折与发展期等五个阶段。

（一）人大制度是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的实际经验而来

第一次大革命中的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创建的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成为人大制度的早期萌芽。土地革命时期，从海陆丰农村苏维埃到广州公社、井冈山和瑞金根据地，苏维埃政权逐渐确立了民主选举原则、阶级构成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原则以及党的领导方式等，通过一系列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毛泽东和张闻天同志调研区乡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架构，已经形成了后期新中国政体的大概雏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从群众中来的智慧创造了“豆选”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人大制度的理论构想——采取全国、省、县、区、乡五级人大系统，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人大制度呼之欲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区乡两级代表会议，在城市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普选的三个条件：军事行动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彻底实现、各界人民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尚不满足，所以普选召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被推迟，但1952年底，人民代表会议已经在全国从上到下建立起来，到1954年，全国普选基础上，1226位代表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人大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

（二）人大制度经历波折，在教训中总结经验

人大诞生之初，代表任期是4年，因为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文革时期，三届和四届人大代表的任职出现了特殊情况，三届人大代表任期十年，而四届人大代表任期只有三年多，自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大代表的任期确定为五年，且每一届任期内一般会召开全国人大会议五次，82年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人大的运作形式、职责权限等，为人大制度的改革发展奠定了法理基础。

（三）新时代人大制度全面创新发展

法律赋予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6项规定，简单归纳起来就是四大权力：立法权、监督权、选举任免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人大的四权一直在改进提升中，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全面改进。比如开门立法，在人大立法工作中体现全过程民主。以2019年出台的《疫苗管理法》为例，2018年7月发生了全国性持续高热舆情的疫苗安全事件，事关全国群众的普遍问题，尤其是儿童疫苗接种，很多家长甚至拒绝带孩子免费接种疫苗，为了加强疫苗监管，201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起草，12月一审，2019年4月二审，6月就审议通过了《疫苗管理法》，这是独特的“中国速度”。回应群众之所急，解决群众之所痛，既坚持了群众立场，又通过1998年确立的“三审制”维护了法律的严谨与权威。

比如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的监督，通过四大常规形式进行监督：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审议计划、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和审计工作报告;组织执法检查;进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同时，还有三个非常规手段：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进入新时代，人大的监督，尤其是地方人大的工作实践中，开始逐渐走向前台，更加强势，更为具体。

二、人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结果，体现了中国制度实事求是之韧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不断调整，“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的真实写照，在政党制度上同样如此。

（一）人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产物

中国人大制度的诞生与变迁，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几千年农耕传统文化中政治文明的現代化改造。首先是对儒家君君臣臣的家天下社会等级的改造，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工农阶级，尤其是中国农民阶层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使用来确定其社会地位和历史推动作用，而不是少数皇权、帝制与精英创造的历史。其次是对农耕文化视域下政治文明的皇权不下县的改造，从下而上地对政体进行设计，通过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实现各行业、各地区、各阶层的最基层人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而且国家政体管理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实现了全覆盖。最后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将现代民主思想注入众“民”之脑，彻底改变了官-民二元社会结构政治形态，实现了民为国之主，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得以树立。

（二）人大制度是融合了中国农耕文明与大一统需求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与历史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农耕国家，从皇权帝制到人民当家做主，全体国民既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全新变革，也是与旧有文化传统的一次融合。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须先与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所以，一国之政治制度，必须是历史与现实的本国化改造成果，民主与否的评判标准，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大一统政治传统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如何跳出黄炎培所说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新路，人民当家做主，破除历史上的官僚体系，破除了血缘宗亲家族力量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樊笼。所以，中国人大制度是大一统文化传统下，基于人民革命实践和现实需求的政体尝试，全球独有又适合中国国情。

一个国家的政体，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人大制度，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是否适合自己，是否适合自己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实践中，在新中国72年的发展中，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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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可平.简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金太军.建设政治文明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J].理论探讨，2004， 000（004）：5-8.

【作者简介】史玉琴（1983--  ），女，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郑州大学新闻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新闻实务、政治传播、公务员媒介素养。

【基金项目】河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2021年度资助课题项目“新时代人大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RDYJ（2021）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