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丽

妇女解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重要议题,而且农村妇女解放问题被视作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①赵海月、程铭莉:《论毛泽东对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理论学刊》2014年第9期。在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的主流话语中,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尤其是生产劳动是获得解放的基本路径。国家不仅进行了大量的政策宣传和引导,而且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把妇女切实纳入社会劳动大军。贺萧(Gail Hershatter)、凯·约翰逊(Kay Johnson)、金一虹、李斌等学者以参加生产劳动的农村妇女为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不同地域妇女解放的复杂性。②参见Kay Johnson,Women,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贺萧(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金一虹:《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斌:《村庄视野中的阶级、性别与家庭结构:以1950年代湘北塘村为中心的考察》,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生产型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主要方式。与生产型劳动相伴,服务型劳动也出现在历史进程中,并提供了一个与之相区别的认识妇女解放的新面向。

本文以山东农村保教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检视相关档案、报刊等资料,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妇女服务型劳动的社会化进程。伴随农村妇女参加生产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工作最初体现在托儿组织中,①潘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页。并且托儿组织不断发展、数量庞大。因此,负责受托儿童日常保健、养育和教育的保教人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较为典型和普遍的服务型职业群体。目前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保教人员的研究尚不多见,主要分散在幼儿教育史研究领域。通过今昔和城乡等时空维度的对比,相关研究表明,她们的教学水平普遍低下,业务技能普遍薄弱。②参见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编:《百年中国幼教(1903—2003)》,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粟高燕:《中国百年幼儿师范教育发展史研究(1904—2004)》,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张丽英:《新中国初期托儿组织研究(1949—1959)》,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7年。翟菁在《集体化下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一文中描述了农村保教人员的地位,她认为:教养员在农村是一份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甚至会受到嫉妒。③翟菁:《集体化下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已有研究是本文展开的基础,但在保教群体人员结构、业务水平、社会地位的变动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基于此,本文拟对山东农村保教人员自1949年零星出现至1961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并试图以此为例为回答以下问题提供帮助: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服务型劳动是如何产生的,又跟随社会变革洪流经历了哪些变化;在妇女解放的主流宣传下,哪些人在从事服务型劳动,她们如何自我认知,外界又如何评价;针对私人劳动进入公共领域可预知的困难,国家官方话语如何解除,效果如何。

一、初步形成:老年妇女担任保教人员

在服务农业生产、解放妇女劳动力的目的作用下,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一五”计划等事件推动,山东农村保教群体得以形成并获得了初步发展。这一时期的保教队伍主要由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老年妇女构成,由此奠定了保教工作是低廉劳动的基调。

山东农村保教群体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正式出现。④山东农村妇女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参加儿童公育的经历。中国共产党发动山东省立托儿所、鲁中南托儿所、胶东育儿所等保教组织周边的农村妇女担任保教人员,负责革命后代的教养和安全问题。这一阶段农村保教人员数量极少,且处于保密状态。经过土地改革,妇女不仅分得了一份土地,而且被广泛地动员参加生产劳动。然而,妇女大多数由于被孩子牵绊,参加生产劳动的并不多。为了解决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后顾之忧,孩子照管成为了一项公共社会问题。有妇女参加劳动需要的村子,首先发动无生产劳动能力的老年妇女担任保教人员,照看孩子。如1949年,莱阳县望岚口村赵为山生产互助组成立了互助看孩子小组,收托了31个孩子。⑤赵为山说,张韶记:《望岚口村农忙托儿所》,《山东妇女》1952年第3期。保教人员采取了分散托管的形式,把受托儿童分托在位于田间地头的托儿组或者自己家中。尽管这一阶段的农村保育员数量很少,但她们把儿童集中照管的方法以及换工互助的形式,为农村托儿组织的推广提供了经验。

保教人员的规模化出现以1951年爱国丰产运动为起点。为了支援工业原料和抗美援朝,妇女被进一步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在“订立爱国公约”等方法鼓舞下,山东农村青壮年妇女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但孩子因为无人照管而频繁发生的伤亡事故,使妇女靠政治动员激发出来的生产热情很快褪去。为此,各级妇联开始号召广泛建立农忙托儿组织。

托儿组织在农村地区属于新生事物,由于缺乏经验,在成立初期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就包括保教人员担心“出力不讨好”的顾虑。对此,妇联一方面采取思想动员的方法,对适合从事保教工作的老年妇女进行“看孩子就是抗美援朝”等教育,使她们认识到看孩子能够帮助妇女参加生产,是热爱祖国的体现。⑥《莘县农村托儿所幼稚园保姆训练班总结》,1952年,0010-002-003-018,聊城市档案馆藏。另一方面,说明看孩子对自己有利,比如,换工互助可以解决生产困难。对于老年妇女希望获得工分报偿的诉求,妇联也是给予了理解和支持,创办了以计工算账为特征的固定性农忙托儿组和农忙托儿所。山东省妇联还制定出“计分”的参考标准:两岁以下的计2分,四岁以下的计1分,五岁以下的不计分。基层妇联负责制定具体工分,努力遵循着“双方互利”“两不吃亏”的原则。①《关于农忙托儿组织情况报告》,1953年,A005-01-0026-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在妇联的帮助和指导下,保教人员的顾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托儿组织也逐渐以“计工划分”取代“换工互助”,但是保教人员的实际所得普遍低于妇联规定。例如,莒南县皮地村吴熹春农业社的保育员看了20天孩子得了3个工分。②《1954年农忙托儿组织情况的总结》,1954年,A005-01-0037-013,山东省档案馆藏。该劳动报酬体现出农村社会对保教工作的偏见及对其劳动价值的贬低。这份偏见和贬低,与保教人员以老年妇女为主以及分散托管的方式密切相关,人们倾向于把它视作一项不能与生产劳动相提并论的廉价劳动,甚至私人劳动。劳动价值被贬低,曾引起老年妇女的再度不满。为了稳定保教队伍,各级妇联通过思想教育继续提高老年妇女的觉悟,教育内容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一五”计划开启后,“看孩子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动员的主要口号。③《姜店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解决妇女在生产中的特殊困难成立托儿互助组的报告》,1954年9月3日,0010-001-023-031,聊城市档案馆藏。但面向保教人员的思想教育,不足以改变她们被视为低廉劳动力的处境。

在农村保教群体形成初期,老年妇女构成了照看孩子的主力,她们被定位为“妇女解放”的服务者。虽然不属于“妇女解放”的关注对象,但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老年妇女仍有机会发挥传统角色的价值。然而,伴随保教队伍的调整,老年妇女的社会位置开始发生改变。

二、队伍调整:加入青壮年妇女力量

1956年,农村保教人员的选拔条件发生了调整。按照《农村托儿组织暂行管理办法(草案)》的规定:保育员应具备身体健康、耐心细心热爱孩子两方面条件;教养员除具备以上条件,最好选有一定文化的青壮年妇女。④《农村托儿组织暂行管理办法(草案)》,1956年,A005-01-0059-001,山东省档案馆藏。到“大跃进”时期,保育员队伍也要求加入青壮年力量。⑤《全省儿童保育事业综合情况》,1960年,A005-01-0107-006,山东省档案馆藏。在官方宣传中,青壮年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仅有助于国家建设,而且是获得解放的基本关键。⑥邓颖超:《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人民日报》1953年4月24日,第1版。为什么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阶段及“大跃进”时期,国家对青壮年妇女劳动结构进行调整,抽调一部分力量由生产型劳动转向服务型劳动?

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发展社会生产是促进保教队伍调整的直接原因。老年妇女照管孩子尽管能够发挥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民性,但存在着种种弊端。比如她们普遍沿用不适合集体生活的育儿方法,即便参加了培训,也因为文化素质和接受能力低而导致实践效果不佳。这些弊端影响了母亲们的生产热情。在姜永贵农业生产合作社,许多母亲把孩子从托儿组织领回家,退出生产领域。⑦《昌潍县牛家庄姜永贵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农村托儿组》,1955年6月,0010-002-034-007,聊城市档案馆藏。与此同时,国家制定的新的妇女劳动政策和劳动成果分配制度,对妇女劳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5年冬至1956年春,全国范围内掀起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为了明确农业发展的长期奋斗目标,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每一个农村女子全劳动力每年生产劳动的时间不少于120个工作日。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第2版。“大跃进”时期更甚,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要求劳动妇女昼夜战斗在生产一线。另外,自高级社成立后,社员按入社土地和劳动两项标准参与分配的制度被取消,代之以完全的按劳分配。妇女只有参加劳动生产才能获得报酬。新的劳动政策和分配制度要求妇女摆脱孩子牵累、安心参加生产。

农村保教队伍年轻化、知识化、政治化,也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需要。党和政府把儿童视作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53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更好地培养我们的新一代》,明确提出“新中国的儿童是我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继承人”,“培养新中国的新一代,不但要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要根据儿童的生理和心理条件,培养他们的高尚道德品质,使他们长大起来能够成为新社会、新生活的建设者,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①《更好地培养我们的新一代》,《人民日报》1953年6月1日,第1版。婴幼儿属于低龄儿童,对于这一群体,国家不仅日渐关注到他们的身体健康和教育,而且注意到社会教育的重要性。1958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指示:“对小孩应当强调社会教育,不能把重点放在家庭上。”②《全党动手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山东卫生》1959年1月1日,第4版。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成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生一代的一项根本措施。③《关于切实做好当前人民生活问题的几项具体规定》,《大众日报》1959年1月9日,第1版。随着对婴幼儿培养方式和内容的明晰,国家需要“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

另外,托儿组织的巩固和功能完善要求保育员和教养员分离,并且逐渐加入青壮年妇女力量。北山村农忙托儿所的实践表明,做好保教工作是托儿组织巩固和发展的关键。④《北山村的农忙托儿组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山东妇女》1952年第6期。为了改变1956年以前普遍实行的0-7岁儿童混养制,解决托儿所和幼儿园发展方针不明确、领导关系未划清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教育部、卫生部于1956年2月联合颁布了《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规定:收三周岁以下儿童的为托儿所,由卫生行政部门领导;收三至六周岁儿童的为幼儿园,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⑤《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1956年2月,A029-01-0418-002,山东省档案馆藏。随后,山东省托儿组织逐渐依据收托对象的年龄和功能分开办园所,保教队伍也进行了调整。由于幼儿园主要负责幼儿教育,对教养员的文化素养有要求,所以首先吸收了具有一定文化的青壮年妇女。“大跃进”时期,为适应生活集体化,农村托儿组织呈现出由分散托管向集中托管、由整日制向寄宿制、由部分入托向全体入托的发展趋势。新的发展方向对保育员和教养员均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保育员队伍注重配备一定数量的青壮年骨干。⑥《全省儿童保育事业综合情况》,1960年,A005-01-0107-006,山东省档案馆藏。

选拔政治清白、身体健康、热爱儿童并且具有文化的青壮年妇女担任保教人员,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山东农村保教队伍调整的基本方向。然而,实践情况并不乐观。农村本来就是妇女文盲的聚集区,从中选拔出既有文化又愿意从事保教工作的青壮年妇女着实困难。于是,村镇妇联和党支部采取了指派的方式。但在工作初期,许多分配到保教岗位的高小毕业生产生了思想动摇,甚至离职。据山东省妇联调查: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项工作,她们认为这些工作干起来不体面,不如做别的工作好。⑦《“侍候人”好得很》,《大众日报》1958年12月17日,第3版。青壮年保教人员的消极态度,离不开农村社会群体对保教职业的认识。

由于职业规划与保教工作相距甚远,有文化的青年女性对这项工作怀有排斥情绪。高小毕业生希望自己能够升学或去城市做工人。尽管经过“生产劳动和升学一样光荣”的教育后,毕业生的思想有所改观,但他们的职业底线是从事生产劳动。⑧《半年来对小学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初步总结(初稿)》,1954年,A029-02-0415-006,山东省档案馆藏。另外,在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体制下,官方发动妇女劳动力的主流话语遵循着“参加生产—增加收入—和睦家庭—提高政经地位—获得解放”的逻辑。受过教育的青年女性,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当他人参加生产、争取解放的时候,她们却从事着妇女祖祖辈辈从事的家庭事务——照管孩子。何况在保教队伍调整之前,从事者是被排除在妇女解放行列之外的老年妇女。由此而导致的心理落差,使她们不能安心工作。

除了对保教工作缺乏认同感,偏低的劳动报酬是青壮年妇女不愿意担任保教人员的根本原因。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做好劳动力的计工评分,是发挥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合作社生产的一项重要政策。”⑨《怎样发展提高农业合作社(七)》,《大众日报》1954年1月22日,第2版。但保教人员的工分评定却使她们原本就缺乏的工作积极性再度被打压。在“勤俭办社”以前,保教人员的待遇为平均每天5个工分,低于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不仅如此,有些社对保教人员的工分清账不及时,甚至以保教人员不直接参加农业劳动为由,用柴火及细粮或副业收入代替。①《农忙托儿组织专题报告(初稿)》,1956年11月18日,A005-01-0059-003,山东省档案馆藏。“勤俭办社”指示下达后,合作社开始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保教人员的工分报酬改由送托孩子的父母负担。②《关于开展农忙托儿组织工作的报告》,1956年6月4日,A005-01-0056-002,山东省档案馆藏。结果,家长因为担心挣的工分不够支付给保教人员而不愿送孩子,保教人员也担心工分报酬没有保障,进而导致托儿组织大规模关闭。③《关于整顿和恢复农村托儿组织的意见》,1959年6月14日,A005-01-0095-001,山东省档案馆藏。工分收入无保障,影响到保教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

社干等男性精英群体掌握着农村保教的管理权,他们普遍不重视保教的发展。受“男主外、女主内”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影响,他们把建立托儿组织看作“婆婆妈妈”的事情,只推给几个妇女干部去做。除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还害怕因为托儿组织占用大量的社内公益金和公共资源,激化有孩子家庭和无孩子家庭的矛盾。社干的担忧并非多余,因此而引发的社内冲突时有发生。定陶县王店乡“五一”农业生产合作社胜利生产队的托儿所有一次被男社干翻腾得乱七八糟,变成了大队的仓库。当妇女队长去理论时,被指责:“这是队里的需要。女社员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④孟非:《托儿所变成了仓库》,《大众日报》1956年9月6日,第2版。正是在这种认识下,有些社干不愿出面解决保教人员工分收入无保障、工作环境不稳定等现实问题。

青年妇女从事保教工作还受到家人的阻挠、村民们的非议和母亲们的质疑。在老百姓眼中,看孩子者地位卑贱、没有前途。任职初期,她们普遍遭到同学、朋友的嘲讽。文登县教养员林乐惠被同学见面就喊“幼儿大王”,村子里的老大娘都对她感慨一句:“真可惜了,你这个闺女年轻就看孩子,结了婚自己生了孩子还看孩子,看一辈子孩子有个什么出息。”⑤《我作农忙幼儿队教养员的体会 文登县卫星人民公社九营幼儿队教养员林乐惠》,1959年,A029-02-0507-002,山东省档案馆藏。另外,由于过去的托儿组织实行分散托管,而1956年后的托儿组织有了固定的场所,不利于母亲们的视线监督,青年妇女又缺乏看孩子经验,母亲们顾虑重重。所以,这一时期经常发生母亲们担心孩子被照顾不周到,在接送孩子时从窗户偷偷观察的事情。⑥《平度县庆埠公社教养员吕岳臻代表在儿童福利积代会上的发言》,1959年3月,A005-01-0101-029,山东省档案馆藏。

到1956年,村民们对农村托儿组织逐渐了解,儿童公育的空间场所也逐渐向公领域倾斜,但保教的职业环境并没有改变农村社会各群体把这项工作视作低廉劳动的认识。受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保教职业对政治清白、身体健康、具有文化的青壮年妇女缺乏吸引力。但保教队伍调整又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农村保教队伍开始在国家主导下,逐渐吸收青壮年妇女作为主力或中心。

三、重塑保教属性、改造保教群体

农村保教队伍由老年到青年、由文盲到有文化、由病弱到康健的调整过程,孕育出官方对这项职业重塑的必要性。官方重塑工作,自1956年伴随保教队伍的调整而开始,并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高峰。这一阶段的重塑措施与成立初期对老年妇女的重塑有所不同,给青壮年保教人员算经济账效果微弱,只能尽力缓解她们的经济问题,如调整“保教人员工分由父母负担”的一刀切做法。在工分收入和工作环境对青壮年妇女缺乏吸引力的情况下,重塑措施更加侧重说明保教职业的高尚性和技能性。

首先,官方批评了轻视保教工作的思想,并建构出职业光环。《大众日报》指出:认为“保教人员低人一等”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残余,“剥削阶级轻视劳动,把劳动看成是‘下贱’的事情,把劳动人民看成是侍候人的人”。⑦《“侍候人”好得很》,《大众日报》1958年12月17日,第3版。在批评教育中,国家着重提高保育人员的思想觉悟,通过鸣放辩论等形式,清除“看孩子没前途”的认识。在济阳县第一期培训班,培训师引导214名受训教养员写大字报和决心书,表示今后一定将祖国的后代培养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品德的接班人。①王晶波:《各地训练保教人员》,《大众日报》1959年2月1日,第3版。在清除轻视思想的同时,媒体和各级妇联会议宣传中央领导人对保教人员的重视和关怀,努力把保教人员的地位提升到更高层次。如刘少奇强调“管孩子应当比管拖拉机、抽水机更重要”②刘洪祥:《全党动手办好托儿所、幼儿园》,《大众日报》1958年12月27日,第1版。,宋庆龄把保教人员比作“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工程师”③宋庆龄:《儿童工作者的光荣职责》,《人民日报》1960年6月2日,第2版。。领会到上级重塑保教人员的精神后,党支部和妇女干部将其传递给保教人员。如冠县教养员申春莲被告知:“建设社会主义的任何工作都需要有人干,别人参加生产,参加建设,你作教养员,培育祖国的花朵,也是建设祖国的一项重要工作。”④《热心培养祖国花朵 模范教养员申春莲》,1960年,0010-001-065-017,聊城市档案馆藏。

其次,表彰和奖励优秀保教人员,培养典型。为了鼓励保教人员照管好孩子,表彰奖励制度逐渐建立起来。表彰奖励采取自下到上、层层选拔的方式。沾化新成农业社规定:“对保育员的工作十天评比一次,先进的在社员大会上进行表扬。”⑤沾化县妇联:《新成农业社建立托儿组织的经验》,《大众日报》1958年6月12日,第3版。社内评选出的先进保教人员有机会被推荐到县、专区、省接受表彰。1959年3月,12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山东省儿童福利工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并得到了象征着幼儿事业大发展的铜质奖章。1960年的“六一”儿童节,山东省有530名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获得了全国妇联、总工会、青年团等机构的联合奖励。⑥《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万名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奖》,《人民日报》1960年5月29日,第6版。其中的特别优秀者,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沾化县泊头公社季姜幼儿园教养员李月英说:“在首都人民大会堂我见到了敬爱的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⑦李月英:《党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山东教育》1960年第13期。对于一位生活成长在农村的普通妇女而言,能够走进人民大会堂,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当面肯定和表扬,的确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和鼓舞。

再次,山东省各级妇联协同卫生、文教、民政等部门,通过开办训练班、轮训工作组和组织现场参观等方式,提高保教人员的文化修养和业务技能。针对保教人员因为得不到孩子母亲信任和社干重视而产生思想动摇的情况,党支部和妇女干部反复用“做出成绩”教育她们:“只要做出成绩,就能够得到群众的赞扬和孩子的爱戴,也会得到公社的支持和帮助。”⑧《我作农忙幼儿队教养员的体会 文登县卫星人民公社九营幼儿队教养员林乐惠》,1959年,A029-02-0507-002,山东省档案馆藏。而要做出成绩,必须提高业务技能。因为保育员主要服务于托儿所,教养员主要服务于幼儿园,所以两者的受训内容不同。保育员的主要受训内容为卫生育儿,如健康饮食、卫生习惯、疾病预防和护理、一般急救。教养员的则为教育教学,如教学原则、儿童心理以及游戏、语言认识环境、手工图画。⑨培训保育员的详细内容和方案可参见《保育员训练教程提纲(草案)》,1956年3月6日,A034-00-0177-001,山东省档案馆藏;《儿童保健工作参考资料》,1958年12月,A034-02-0176-001,山东省档案馆藏。培训教养员的详细内容和方案可参见《幼儿园教养员训练班教材初稿》,1958年11月,A029-02-0490-001,山东省档案馆藏;《幼儿园教养员训练班教材附件》,1958年11月,A029-02-0490-002,山东省档案馆藏;《幼儿教育参考资料》,1958年6月,A029-02-0490-003,山东省档案馆藏。1959年9月,据山东省妇联统计,全省共有110万名保育工作者,其中有7.9万多名在1958年冬、1959年春得到培训。[10]《十年来山东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发展情况》,1959年9月7日,A005-01-0099-002,山东省档案馆藏。经过培训,保教人员从事的不再是一项简单的社会劳动性别化工作,而是一项被官方认可的具备职业技能的工作。

与对老年妇女的塑造相比,官方对青壮年保教人员的塑造尤其强调保教工作的高尚性、荣誉感。尽管在保教群体形成初期,官方对老年妇女的发动运用了思想教育的方法,说明老年妇女看孩子是热爱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体现,但也强调看孩子能够带来物质利益;另外,无论官方还是民众,甚至保教人员自身,都不否定保教劳动与生产劳动相比的劣等性。而在这一阶段,官方对保教劳动和生产劳动进行了平等性塑造。不过,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下,平等性不能通过以工分为代表的物质衡量,而是由精神奖励替代。

四、保教群体的自我认同与大众认可

官方对保教职业的重塑和保教群体的改造取得了成效,在工分依然低于参加生产劳动的妇女所得的情况下,山东农村保教队伍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规模化、速度化增长。据山东省妇联不完全统计,截至1959年2月,农村保教人员有747935名。①《全省托儿组织统计表》,1959年2月,A005-01-0113-006,山东省档案馆藏。虽然数量的增加与官方力量推动密不可分,也不免有浮夸的成分,但确实离不开保教人员经过官方塑造后获得的自我认同感。正是在自我认同下,青壮年保教人员努力学习育儿知识、提高业务能力,为解放妇女劳动力、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做出贡献。

第一,保教人员响应“勤俭办园”的号召,设法克服园所简陋、教学设备缺乏等困难。没有房子,她们就贡献自家的房子;校舍破旧,她们就尽力修缮。寿光县稻田公社谭河村幼儿园刚成立时没有房子,保育员夏爱美把托儿所设在自己家里。②寿光县妇联:《一切为了孩子——保育员夏爱美的模范事迹》,《大众日报》1959年3月21日,第3版。即墨县城阳人民公社第二耕区幼儿园门前有一个大泥坑,教养员李新华自己动手把坑填平,使其成为一个很好的幼儿活动场所。③《青岛市即墨县城阳人民公社第二耕区幼儿园李新华代表的发言》,1959年3月,A005-01-0101-021,山东省档案馆藏。由于社内购买儿童生活用品、教具和玩具的开支有限,为了增加供应,保教人员开动脑筋,动手制作。王玉兰、刘傅芹等保教人员用碎花布、黏土、废纸、秫秸制作小狗、汽车、枪炮等玩具。④《受奖情况人员统计表》,1959年3月,A005-01-0101-040,山东省档案馆藏。除了制作常见的儿童玩具,她们还利用参观学习的机会,仿制先进教学工具。1960年5月,陈瑞芝、刘华钦和林乐惠三位教养员到山东省文教群英会展览馆参观,看到展览室有计算盘、活动架和单轮对字机等简便易做的教具,就画图样,回来后制作给学校的孩子们。⑤《三姑娘共商育幼大计》,《大众日报》1960年5月19日,第3版。“大跃进”时期,为了减少传染病,流水洗脸法得到提倡,但许多托儿组织缺少水龙头设备。大杨庄保育员发挥聪明才智,把瓦罐底钻个洞悬在空中,让孩子们轮流站在下边接水洗脸。⑥朱杰臣:《孩子哈哈笑 妈妈干劲高》,《大众日报》1959年1月10日,第3版。她们的付出使农村保教组织的硬件条件得到改善。

第二,保教人员努力取得家长的信任,增强家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意愿。针对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到托儿组织的顾虑,保教人员挨家挨户做动员。海阳县发城人民公社铁口村幼儿园最初招收的27名儿童,就是教养员陈瑞芝和孙玉华说服动员的结果,她们向家长保证一定看好孩子。⑦《海阳县教养员代表陈瑞芝同志在儿童福利积代会上的发言》,1959年3月,A005-01-0101-019,山东省档案馆藏。在尽心尽力照顾好孩子的同时,保教人员还根据家长的需要适当地调整工作。比如大杨庄托儿所接送时间规定:中午12点家长带孩子回家吃奶、吃饭,孩子吃饱后送回来,太阳落山时再带回家。有些妈妈因为下地走得远,中午不能按时来接孩子,保育员就等着;有的妈妈来接时,孩子睡着了,她们就让妈妈先回家吃饭,等吃完饭再把孩子的饭捎来,待孩子醒来后热给孩子吃。妈妈们下坡回家没空接孩子,教养员就让孩子们排成队,一一送回家。⑧朱杰臣:《孩子哈哈笑 妈妈干劲高》,《大众日报》1959年1月10日,第3版。

第三,为了安抚儿童,并培养儿童集体生活的习惯、观念和优良品德,保教人员自行创作了许多故事、歌舞、游戏,开展符合儿童心智发展的活动。儿童天性好动,教养员带他们进行室外活动,一方面把看到的东西讲给他们听,使他们认识环境;另一方面对他们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引导他们向农民伯伯和工人叔叔学习。⑨《青岛市即墨县城阳人民公社第二耕区幼儿园李新华代表的发言》,1959年3月,A005-01-0101-021,山东省档案馆藏。为了深入开展劳动教育,有些教养员还因地因时组织儿童进行劳动游戏和实践,如打夯游戏、耕地游戏。儿童喜欢唱歌跳舞,保教人员就随编随教,用“红花开在绿草地,小鸟出来做游戏;我们都是好孩子,幼儿园里来学习”教育儿童热爱幼儿园和学习,①王建林:《老革命教育新一代——王玉兰教养孩子的故事》,《大众日报》1958年12月3日,第3版。用“小蚂蚱,害处大,跳在地里吃庄稼。我们都来捉蚂蚱,把它提来喂小鸭”教育儿童热爱庄稼和除害虫……②《文登县教养员代表林乐惠同志在儿童福利积代会上的发言》,1959年3月,A005-01-0101-018,山东省档案馆藏。保教人员业务水平提高,与参加培训自然有关,但也离不开她们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努力和好学深思。

农村保教人员的付出最终得到了回报,孩子们慢慢地喜欢上托儿所、幼儿园,家长们对保教人员的信任度也日渐提升。1959年3月,《大众日报》刊登了一封《给阿姨们的信》: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女社员肖永兰感谢幼儿园的阿姨们,感谢她们不仅把孩子们照顾得好,而且把孩子们教育得好。③肖永兰:《给阿姨们的信》,《大众日报》1959年3月3日,第3版。在官方话语的支持下,保育员和教养员的努力终于得到大家的认可,保教工作成为一项令人尊敬的职业。

余论:保教队伍的再调整及历史启示

1959年春,官方对保教职业的重塑达到高峰,但这种势头并没有持续下去。当青壮年保教人员对职业逐渐产生认同感并做出成绩的时候,她们却被抽调回生产领域,老年妇女再次成为照管儿童的主力。青壮年保教人员回归生产、老年妇女回归保教与整社运动直接相关。第二次郑州会议强调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伴随整社运动,托儿组织的管理权也下放到生产大队。许多生产队长对巩固托儿组织与发展生产的关系认识不清晰,部分地区又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状况,他们遂主张把保教人员换成体弱有病的老人,抽出青壮年妇女投入生产。仅聊城地区,就在已经参加培训的1956名青壮年保教人员中抽出1224名参加生产。④《当前农村托儿组织工作情况报告》,1959年6月19日,A005-01-0102-004,山东省档案馆藏。

保教队伍的再调整加剧了托儿组织的垮台。实践证明,与老年妇女相比,有文化的青壮年妇女照管儿童确实更有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她们不仅能够实施卫生育儿,而且能够开展教育活动。在照管效果对比下,母亲和儿童对老年妇女回归保教主力并不欢迎。在城关公社高庄生产大队幼儿园,青年教养员换成老人后,孩子们不愿再来。虽然山东各地妇联发现了这个问题,党委也要求重新整顿农村托儿组织,调换一些年龄过大、身体不好的保教人员,但收效甚微。⑤《当前农村托儿组织工作情况报告》,1959年6月19日,A005-01-0102-004,山东省档案馆藏。

整社运动带给托儿组织的除了保教队伍再调整,还有房屋没有着落、保教人员工分不确定、儿童饮食不再调剂等问题。这些也是加剧托儿组织垮台的因素。这一时期,不利于托儿组织巩固的事情远不止整社运动。农村托儿组织在“大跃进”时期的盲目发展本身就脱离了实际需要,为放托儿卫星、赶任务或应付上级参观检查而建立的形式主义的托儿组织不具备稳定性。另外,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发生了困难,尤其是粮食问题。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中共中央于1960年春开始大力精简城镇人口和农村非生产人员,农村男劳力遂回归农业生产,妇女则生产劳动量减少,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也即,农村社会对儿童公育的需求减少。⑥郭省娟:《大跃进时期农村妇女劳动简述》,《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5期。总之,各种不利于托儿组织发展的因素集中出现,农村保教组织短时期内已经无法挽救。1961年以后,与山东农村保教相关的档案和报刊资料变得鲜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保教群体尽管以退出历史舞台告终,但她们后续的发展为理解“妇女解放”留下余味。对于青壮年保教人员而言,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回归生产领域后担任妇女队长,成为生产劳动的骨干。⑦根据笔者于2018年8月27日在济南市仲宫镇并渡口村对邢跃俊的访谈录音整理。这与她们从事保教工作的经历密切相关。通过保教工作,她们不仅参加培训,而且经常开会讲话,得到了锻炼。所以,她们一旦进入生产领域,优势就凸显出来。对于老年妇女而言,她们通过担任保教人员明确了私人劳动的经济价值,即便回归到奶奶看孙子的私人领域,她们也开始要求儿媳划给一定的工分。1962年,宋秋英参加生产一天挣6个工分,拨3个工分给帮忙照看孩子的婆婆。①根据笔者于2019年4月28日在东营市垦利区对宋秋英(化名)的访谈录音整理。这对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革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较为典型和普遍的服务型职业群体,农村保教群体在人员结构、职业技能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人员结构经历了从老年妇女到青壮年妇女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孕育出对保教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必要性。保教职业技能培训因岗而异,可分为卫生和教育两大类别。尽管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高峰的培训,存在着过度理想化等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切实改善了育儿实践,甚至奠定了科学化的现代育儿基础。以青壮年妇女为中心的保教群体所做出的成绩,连同官方的肯定,逐渐改变着广大民众对保教职业和保教人员的轻视态度。

农村保教的发展历程说明了服务型劳动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妇女参加生产和家务劳动的矛盾,并伴随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建设而调整。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服务型劳动被官方话语逐步抬升到与生产型劳动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它始终属于生产劳动的附属品。附属品的定位,使服务型劳动的物质性价值没有获得认可,并且存在着职业环境公领域和私领域界限模糊等问题。这为我们理解当下日渐壮大的家政型、服务型女性职业群体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历史性的回溯视角。

与生产型劳动相比,服务型劳动的出现与发展为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妇女解放”的话语及实践提供了新的面向:第一,“男女平等”不包括家务劳动领域,家务仍被官方和民众认为是妇女的分内之事。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所有的农村保教人员都是女性,照料儿童仍然被视为妇女的职责。第二,“妇女解放”的主流话语针对的是具有生产劳动能力的青壮年妇女,老年妇女被排除在外,她们的感受和切身利益也被忽略,逐渐成为无处安放的群体。第三,服务型劳动者在客观上获得了“解放”。对从事保教工作的青壮年妇女而言,她们不仅在工作中增强了业务技能和文化修养,实现了自我提升,而且在保教组织发展和巩固过程中付出努力,发挥了自主性,赢得了尊严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