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水生

(贵州民族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 )

1972年，苏珊·桑塔格在《现代小说的风格》中认为现代小说已很难保持其纯洁性，小说“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媒介的影响，不管这些媒介是新闻、平面、歌曲还是绘画”①。在现代西方小说中，桑塔格提到的福克纳和多斯·帕索斯受到电影叙事技巧的影响，米兰·昆德拉和石黑一雄等作家明显受到音乐艺术的影响，他们在小说中借鉴了歌曲演唱或音乐结构，比如《生活在别处》和《小夜曲——音乐与黄昏五故事集》等。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也印证了桑塔格所说的观点，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小说都运用了歌曲演唱或音乐结构，使小说呈现拟音乐的特征。中国当代小说除了受到音乐影响，戏剧影响也不可忽视，刘心武的《钟鼓楼》出现了许多京剧唱词，莫言的《檀香刑》大量引用了猫腔的唱词与结构，陈彦的《主角》也引用了秦腔的众多戏曲唱词，这些都使小说呈现出拟戏剧化特征。这样看来，借鉴音乐或戏剧方法使作品呈现跨媒介效果和拟喻化特征是中国当代小说的一贯写法。实际上，跨媒介影响或跨文体写作在古代小说中就已经出现，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认为“把诗词韵文插入于故事正文叙述中的写法”是奇书文体的重要特征，比如《金瓶梅》大量引录的戏曲、歌调“大有隐义”，《西游记》引录的歌词和戏曲唱段表现了“高度的创造力”，《红楼梦》中的插诗和引用戏文“产生了双重性的修辞效果”(1)[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6-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