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群 胡刚明 巴元明 贺朝雄 李伟男 张 馨

（1.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1；2.湖北省汉川市人民医院，湖北 孝感 432300；3.湖北省中医院，湖北 武汉 430061；4.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湖北 武汉 430061；5.湖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1）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伊始，在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的指导下，巴元明教授团队拟定的“肺炎1号”是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推荐的4个官方组方之一［1］，并获得省药监局备案批号（鄂药制备字Z20200003）。笔者进行了“肺炎1号”联合西医常规治疗新冠肺炎的回顾性研究。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诊断标准参照文献［2-5］执行。纳入标准：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年龄18周岁以上；具有COVID-19影像学特征的住院患者。排除标准：治疗期间不能保证服药依从性者，难以通过口服给药者；合并严重原发性呼吸系统疾病，或患有需与COVID-19相鉴别的其他病原微生物型肺炎者；孕产妇，尿妊娠试验阳性者；合并有恶性肿瘤、精神疾病等其他系统恶性疾病者；合并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尿毒症、严重心力衰竭者；COVID-19危重型者。

1.2 临床资料 临床分型参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2］，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采用病例回顾性分析方法，按治疗方法的不同，将湖北省中医院收治的47例患者病历资料作为治疗组，汉川市人民医院早期收治的40例患者病历资料作为对照组。治疗组男性19例，女性28例；年龄20～64岁，平均（44.68±11.42）岁；病程 2～15 d，平均（5.89±4.76）d；基础疾病为心血管系统疾病11例，内分泌系统疾病4例；普通型44例，重型3例。对照组男性19例，女性21例；年龄20～64岁，平均（49.70±13.13）岁；病程1～21 d，平均（6.47±5.24）d；基础疾病为心血管系统疾病8例，内分泌系统疾病2例；普通型37例，重型3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基础疾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3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治疗方案参照文献［2-5］的方案：卧床休息，支持治疗，有效氧疗措施，抗病毒治疗，抗菌药物治疗，糖皮质激素、肠道微生态制剂等。治疗组加用“肺炎1号”：柴胡20 g，黄芩10 g，法半夏10 g，党参15 g，全瓜蒌10 g，槟榔10 g，草果15 g，厚朴15 g，知母10 g，芍药10 g，生甘草10 g，陈皮10 g，虎杖10 g。水煎服，每天3次，每次200 mL。

1.4 观察项目 1）统计患者退热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出院症状、治疗转归等。如果记录中缺失数据，通过与主治医师沟通获取数据。2）记录出入院症状并积分。根据发热、咳嗽、乏力、呼吸困难的程度分别记分。发热：无发热计0分；诊前24 h最高腋温37.3～37.9℃计1分；诊前24 h最高腋温38～39℃计2分；诊前24 h最高腋温＞39℃计3分。乏力：无乏力计0分；轻微乏力计1分；乏力明显，少气懒言计2分；全身无力，不能起床计3分。咳嗽：无咳嗽计0分；偶尔咳嗽计1分；间断咳嗽，不影响休息和睡眠计2分；咳嗽频繁，对休息和睡眠有影响计3分。呼吸困难：无呼吸困难计0分；安静时无呼吸困难，活动时出现计1分；安静时有轻度呼吸困难，活动时加重，但不影响睡眠和进食，无明显缺氧计2分；明显吸入性呼吸困难，喉鸣音重，三凹征明显，缺氧和烦躁不安，不能入睡计3分。根据恶寒、咯痰、咽痛或咽痒、鼻塞流涕、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纳差、头身痛、肌肉酸痛、胸闷、气短、头晕头痛症状的有计1分，无计0分。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间采用成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退热时间、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的比较见表1。两组退热时间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差异显著（P＜0.05）。

表1 两组退热时间、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比较（d，±s）

表1 两组退热时间、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比较（d，±s）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组 别 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n 时间 退热时间治疗组对照组8.68±4.18△12.14±4.08 47 40治疗前治疗后3.61±1.92 3.68±0.87

2.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见表2。两组治疗后症状积分均明显降低（P＜0.05），且治疗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分，±s）

表2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分，±s）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治疗后1.33±1.93*△2.31±1.16*组别治疗组对照组n 47 40治疗前6.12±4.54 7.22±2.40

2.3 两组病情转归的比较 治疗组死亡0例，对照组死亡1例，两组由普通型转重型各1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COVID-19 属于中医学“温疫”“疫”病范畴［6］。COVID-19的病邪性质为夹湿的疫疠毒邪。清·朱兰台《疫证治例》云“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失时……中其毒者，率由口鼻入，稽留气道，蕴蓄躯壳，病发为疫，证类伤寒”，明确说明了疫病的症状和“伤寒”类似。明·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到疫毒侵袭，从口鼻而入，伏于膜原，未发之时，未有感觉；交并营卫而发，离原而表里分传。解于太阳为顺；若传于内，毒邪内陷则为逆，或陷于阳明（目痛、鼻干）、或陷于少阳（口苦、恶心欲呕、寒热）。清·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云“吸受秽邪，募原先病”“秽湿邪吸受，由募原分布三焦”，指出温疫毒邪由口鼻而入，内伏膜原，继而弥漫三焦，上犯心肺，中阻胃肠，下困肝肾的病机演变规律。疫气裹挟寒湿侵袭体表，表气郁闭，则见低热或不发热，微恶寒，肢体酸痛等表证；疫气从口鼻而入，侵入上焦肺卫，肺宣发肃降失常则出现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等上焦郁闭的临床表现。疫邪从皮毛而入循六经由表及里进行传变；亦可从口鼻经气道，循三焦传变。随着疾病的发展，或热化，或寒化，或燥化。清·王士雄在《温热经纬·仲景疫病》指出湿热疫毒弥漫三焦表现为“阳中于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为阳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上焦怫郁，藏气相熏，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嚏而出之，声嗢咽塞”“下焦不阖，清便下重，令便数难”。不论寒化、热化，均具有明显的湿毒裹挟之症，病位在肺，累及脾胃。

《疫证治例》认为疫毒郁于少阳，枢机不利，治宜和解少阳、透邪解毒。《温热论》中指出“温疫病初入膜原未归胃腑，急急透解，莫待传陷而入为险恶之病；舌色绛而上有黏腻似苔非苔者，中挟秽浊之气，急加芳香逐之”，清·雷少逸《时病论》亦说“所谓秽浊，宜用芳香宣解之方，反服酸寒收涩之药，益使秽浊之邪，胶固气分，而无解病之期”。通过宣肺降浊，芳香化湿之法，截断其内陷之路，使湿浊之邪从胃肠而解。“肺炎1号”是在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指导下，巴元明教授团队在COVID-19的诊疗实践过程中逐渐确定的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4个官方推荐组方之一，由柴胡陷胸汤、达原饮化裁。全方具有和解少阳、化湿解毒之功效。本次COVID-19属于疫疠毒邪夹湿作祟，因此治疗应重视祛湿化浊、辟秽解毒，用气清性洁、芳香辛烈之品以化浊避秽、宣通气血，慎用清热解毒。若过度使用寒凉药物，导致湿邪加重，出现“冰伏”现象，不利于疾病康复［7］。因此，“肺炎 1 号”去掉了“小陷胸汤”之黄连。研究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初期可用解表药：麻黄、陈皮、厚朴、藿香等；中期可用清热药：石膏、知母、大黄等；重症期可用人参、山茱萸；后期可用补虚药和半夏、陈皮等。以上用药特色在“肺炎1号”的处方中均有体现［8］。本研究中，两组退热时间无显著性差异，可能由于突发疫情，在疫情之初，部分患者不能及时入院治疗，在院外已经治疗，或使用激素、免疫支持治疗有关。在新冠病毒核酸转阴时间方面，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能缩短新冠病毒核酸转阴的时间。治疗组两组患者症状积分治疗后均明显降低，与治疗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且治疗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有显著差异，说明“肺炎1号”能明显改善COVID-19患者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

在抗病毒的同时，中医药干预的优势还在于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激发机体自身防御抗病能力，达到祛邪与扶正相结合。临床应“谨守病机、随证治之”，运用和解少阳、开达膜原、辟秽化浊、活血化瘀和健脾益气等方法，及时“截断扭转”病势，使轻型患者趋向痊愈，普通型患者控制其病情向重型、危重型转化，利于疫情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