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爽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就近城镇化的反面是异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是远距离迁徙，而是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市镇，主要界定为以地级市和县级镇为核心的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则强调农村的就地改造，农民在世代居住的乡村完成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等的城镇化、现代化的转型[1]。关于就近就地城镇化，学术界主要从农民落户意愿、本身固有的生存价值模式、生活生产的断裂式改变、生存空间转变下的文化冲击、落户后的生存困境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焦晓云（2015）[2]指出，思想认识、产业支撑、制度藩篱、权责不匹配等严重阻碍了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并提出了“五将”等一系列措施。彭荣胜（2016）[3]认为，目标区域内农民对城镇化持有积极态度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呈现出“购房但不落户”的转移特征，并且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胡现岗（2017）[4]则基于人口学中的推拉理论视角，对就近城镇化过程中的动力与阻力进行分析。张鸿雁（2013）[5]从法治和法理的高度，更系统化，综合性地对具体操作下的具有地域性差序格局的城镇做出具体分析。成艾华和田嘉莉（2014）[6]则从另一视角，指出预期收入增加是农民愿意迁居城市最重要的动因，即当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生产时其效应为正，反之则有迁居意愿，从根本上剖析了农民是否选择城镇化的根本性因素：生存经济。卢福营和王子豪（2019）[7]从社区治理角度入手，如何能使得治理能力和服务在具体操作中让拥有新身份的农民得以实在落户，切实提升城郊社区的治理能力，在社区职能与农村村落功能的衔接处，更好地满足其在社区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