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利, 谌 玲

(陕西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新发展格局的实践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良好外部环境，充分发挥劳动力成本的竞争优势，全面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创造了持续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1978—2017年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得我国高度对外依赖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为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政府出台了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并打出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组合拳，经济施策的重心开始由国际循环转向国内循环，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积极的经济措施效果明显，使得我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率先复苏，但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需求外溢等一系列问题。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从“三去一降一补”到“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效提高了产品供给质量，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也扩大了国内有效需求，增强了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但也出现了一些结构性失衡的现象，突出表现在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明显不足。

2016年以来，逆经济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经济陷入持续衰退期，加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其在全球蔓延，“中国威胁论”“去中国化”以及“脱钩”等言论甚嚣尘上，中国不仅面临着丧失原有良好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还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转变的内部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3]53就是必然的选择。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强调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供给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端”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以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来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2020年12月16—18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4]。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本质规律及长远趋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引领，也是我党始终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立足中国国情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主要问题的具体实践。[5]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概念提出后，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热议和研究，成为一个高频热词。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4个方面：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6]；二是关于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础条件[7]，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8]，也是在当前世界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上升和美国竭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复杂国际环境下做出的战略选择；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认为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提出，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9]，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防范重大经济风险的需要[10]；四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与政策设计，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经济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9]，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新经济体系[7]，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建立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体系[10]，全面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等[11]。现有文献的探讨，大多聚集于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战略意义和政策选择，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成果，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要求。今后的研究重点将会深入探讨新发展格局的学理逻辑、政策依据和施策重点，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理论思想，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为系统的政策方案。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在“十四五”期间，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3]6。显而易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样是贯穿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线。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处于重要地位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2]421。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间，我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在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从最早的“三来一补”到“加工贸易”，再到后来的“世界工厂”，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增加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高，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较强等弊端，并且由于我国部分企业长期被锁定在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进步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市场在外，技术在外”的局面受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下，直接威胁到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地位，进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着眼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发展格局不仅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更要让经济在循环发展中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安全、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这种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摆脱对要素投入和外部需求的高度依赖，要依靠内生技术的发展解决“卡脖子问题”，形成高层次的内循环能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重塑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出发点，通过“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13]5，这正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不谋而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14]118，在更高的质量水平和效益水平上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针对国内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的不利局面，党中央提出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以优化要素配置、提高资本效率等扩大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动力的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是实现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过去的9年多时间里，中央和地方政府始终坚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着力破解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施策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形成了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首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等手段，化解钢铁、煤炭、铝锭、玻璃、化纤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并且采取新技术对过剩产能进行开发与利用，使其能够适应新的市场需求，提高了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扩大内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在降成本方面，通过积极开展降低企业运营费用、清理规范相关服务收费、降低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措施，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引导资源配置到创新型生产活动中去；此外，国家还进一步加大了高端制造业、新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补短板力度，尤其是补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加快技术创新来提升产业链水平。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的排名从2018年的第17位上升至第14位[15]。“十三五”期间，我国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超级计算机、载人深潜、深空探索、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不仅提升了我国产业链的安全性，也有利于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增强我国对外开放过程的韧性和主动性，进而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必须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环节中，生产是起点，也是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它决定着分配、交换和消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6]23从根本上讲，生产不仅决定社会供给的总量，也决定着供给的结构。针对我国生产环节的供给质量不高、供给和需求结构不相匹配的问题，我国实施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构建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既定目标仍有距离。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结构不平衡，供给侧方面仍然是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尚未到位，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产业链有待于进一步升级。2017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跌破30%，2018年和2019年该系数持续下降到28．4%和28．2%,[17]意味着公众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食品消费支出不断下降，服务型消费需求如健康、教育、文化娱乐、旅游却持续增加，但国内的供给体系却难以适应这种需求变化，引发境外消费日益升温。从奢侈品等高端消费的数据来看，2011—2019年中国人全球奢侈品的平均消费额为1 18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6%，2019年更是贡献了全球62%的奢侈品市场消费额[18]，需求外溢现象非常明显。另一方面，在通信技术和高端制造业领域，由于国外供应链的不稳定，国内企业随时可能会面临“断供”的风险，进而影响到国内产业链的安全。如华为受到美国的制裁，高端芯片“麒麟9000”紧缺，导致华为最新旗舰级“Mate 40”系列一直供不应求，据Canalys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第四季度华为手机的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43%，并首次跌出全球智能手机品牌销量排名前5名，[19]不仅落后于小米、欧珀(OPPO)和维沃(ViVO)，更是被苹果和三星远远甩在后面。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主线，必须进一步优化国内供给结构，尽快补齐产业链的弱项和短板，通过自主科技创新解决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的“卡脖子”问题，形成更加完整、更加协调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并通过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使得国外产业更加密切与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合作，更加离不开中国的巨大消费市场，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 需求侧管理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激活居民消费潜力，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良好运行，并在此基础上吸引全球资源要素的流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实力，以更高水平融入世界经济，推动形成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见，需求侧管理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处于战略基点地位。

(一) 需求侧管理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处于扩大市场需求满足消费目的基础性地位

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陷入长期性停滞的背景下，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势力纷纷抬头，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持续影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在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必须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增长。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4]不同于以往“扩大内需”的指导方针，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注重需求侧管理”的表述，说明未来政策不会频繁发力于需求侧的强刺激，而是在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上，更强调运用改革的方法打通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经济环节的堵点，破除机制桎梏和利益藩篱，释放国内的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并配合一系列需求管理相关的制度安排来提振市场的消费信心、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提升消费产品的层次，达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更有活力的发展局面，这与“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的“双循环”新发展战略一脉相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要将支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更多地转移到国内市场，通过挖掘国内市场需求，释放国内消费潜力，形成畅通经济循环的国内大市场，完成从传统“出口导向——投资驱动”的国外大循环为主经济发展模式，向“扩大内需——创新驱动”的新发展模式转变，进入更具主动掌控权的高质量发展状态。可见，需求侧管理是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中处于基础地位，只有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生产、流通和分配等经济环节的堵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才能进一步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使得扩大内需最终成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

(二) 需求侧管理有助于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大循环，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有效发挥了我国在制造业中的要素低成本优势，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外溢等效应，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了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产业升级遭遇瓶颈、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弊端。2016 年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开始蔓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必须发挥国内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也是在寻求实现经济动能转化过程中基于国内发展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做出的战略选择。2020年7月，习近平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20]10。“发挥内需潜力”与扩大开放并不矛盾，相反，“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21]。新发展格局强调“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并不是对国际循环的否定，而是要依托国内强大的市场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建立现代化的产业链，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通过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内生动力，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循环，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三) 需求侧管理贯彻了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深刻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决策，目的在于畅通经济循环的堵点，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质量动态平衡，在更高水平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循环中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而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又是维护经济循环的韧性基础，只有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共享的分配体系，使得作为社会消费中坚力量的中产人群不断扩大，才能释放14亿多人口巨大经济体的消费潜力，推进需求侧的消费升级，更好地改善民生和实现更顺畅的内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更顺畅的内循环需要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使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正是深入贯彻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形成有效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当前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3]3，供给和需求的不相匹配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中最为明显的表现。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注重需求侧管理”，需求侧管理不是否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而是要统筹协调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关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扩大内需作为需求侧管理的重要战略基点，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让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将扩大内需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统一起来，以高质量的消费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注重需求侧管理”都是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终极目标，二者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四、 供给侧和需求侧在新发展格局中的统合分析

上述两部分分别阐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线地位，以及需求侧管理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基点地位。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来看，生产与消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重要环节，从国民经济运行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的内在关系是决定经济循环顺畅与否的重要因素，需求依赖于供给，供给以满足需求为目的，只有着力打通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才能保障经济运行的畅通无阻，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正是要畅通经济循环，形成以国内循环促进国外循环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以适应国内需求的升级，实现供给与需求在结构上的动态均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二者统合起来，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两端同时发力，通过“主线”和“战略基点”的有机结合，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一) 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供给与需求是宏观经济最为重要的两端，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从微观层面来看，当厂商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也就意味着经济循环过程的中断，直接影响到企业下一步的再生产；从宏观层面来看，当整个社会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时，就会出现社会产品不能全部实现或过剩，影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政府通过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试图熨平经济波动实质上就是不断追求“供求平衡”的动态过程。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离不开需求的推动，新的需求会催生新的供给。但从长期来看，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更加重要，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每一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都能极大提升供给能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人类社会也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供求平衡——供求失衡——供求再平衡”的过程中得以不断进步和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使得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潜力和活力难以充分释放和发挥，依靠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又将我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加工制造环节，尽管我国拥有全球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但由于核心技术的缺失、产业基础的薄弱，生产出来的高端产品相对不足，占据市场主体的依然是中低端产品。在我国的需求结构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内供给端的自主生产能力难以满足需求端的消费升级要求，只能将中高端消费市场拱手相让于国外企业，国内市场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这种“供需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国内经济循环不畅，已成为当前阻碍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大障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畅通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再生产全过程，要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使供给体系和国内需求更加适配；同时，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加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的互联互通，以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参与到国际市场，推动形成内循环带动外循环，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局面。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协同发力畅通经济循环，既要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作用，也要发挥供给对需求的创造效应，实现二者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均衡既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条件，也是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二)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同时发力

供给学派主张的供给政策和凯恩斯主义提出的需求管理都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的区别在于宏观政策调控的侧重方向不同和作用途径不同。货币政策当局根据经济运行阶段的不同特点决定政策的发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居民低收入和高储蓄导致的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问题，政府通过大量投资推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循环来拉动经济增长，并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以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出台了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四万亿财政投资计划以及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等政策。实践证明，我国持续多年的偏向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刺激生产、促进消费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产能过剩、政府债务恶化和投资效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需求侧驱动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增强，这就在客观上要求需求侧管理的主导方向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驱动，而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又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供需不平衡”。为了使供给体系能够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转向供给侧是对需求管理偏向政策的一种调整，说明主要依靠需求管理达到“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是难以实现的。相对于需求端来说，供给端同样重要，长期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必须通过减少无效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来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培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能。经过近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供给侧的要素配置效率仍然低下，需求侧方面的有效需求不足、结构性错配等问题仍然存在，成为制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从政府的宏观调控效果来看，无论是偏向需求管理而忽视供给侧管理，还是注重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控，都难以达到“供需平衡”的理想状态，政策取向开始转向供给和需求两侧共同发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3]15作为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3]15。从“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新发展格局的“新”不仅仅在于将“坚持扩大内需”提升到“战略基点”的高度，更意味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同时，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通过“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战略基点——扩大内需”的有机结合，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五、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统合于新发展格局的施策重点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多的“逆风逆水”，必须通过提升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来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着眼于发挥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优势，在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过程中，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统合于新发展格局，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质量均衡，把握好经济运行的施策重点。

(一)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源头上创新自立、提质增效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8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份额的28%以上，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占全球第一[22]。我国虽已成为全球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发展仍然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核心基础零部件依赖进口，涉及产业发展的高精尖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要突破“买不来”的高端技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加快实施科技创新驱动战略，从源头上创新自立、提质增效，以创新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保障我国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一是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提高基础研究在整体研发经费中所占的比例；完善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二是要加快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由传统产业为主向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格局的转型，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调整产业布局，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三要健全和完善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找准高端产业发展中产业链、供应链存在的薄弱环节，开展集成研究、协同攻关，突破“卡脖子”的关键生产环节和关键技术，构建强大的产业技术链，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先进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四是要积极开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球创新合作，破除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不合理壁垒，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全球优质产业资本的吸引力，既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创新发展中，又要积极在国内打造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国际化组织和平台，吸引各国优秀科学家针对共性问题展开研究合作，在开发合作中增强自身的科技创新能力。

(二) 立足需求侧管理战略基点，着力打通阻碍内需潜力释放的难点和堵点

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9.2万亿元，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3%，[23]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78.71%)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73.9%)[24]相比，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立足于需求侧管理，以扩大内需作为重要的战略基点，充分发掘国内市场，让内需成为牵引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需求侧管理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鼓励消费，而是要合理引导消费、储蓄和投资，从就业、住房、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深层次矛盾入手，用改革的办法疏通消费环节的难点、堵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一是要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导向，将“保就业”作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积极落实，积极拓展就业渠道，鼓励创新创业；加强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和金融扶持政策；加大公共财政对促进就业的投入，切实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二是要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调控政策，要严格执行差别化限购、限贷政策抑制投机性购房；在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增加普通商品住房及建设用地指标，完善长租房政策，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三是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要向居民部门倾斜，并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例，健全以税收、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村居民明确的财产权利，努力缩小收入的城乡分配、地域分配以及不同群体分配的差距。四是要打破社会保障城乡分割的壁垒，完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全覆盖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要进一步加大对医疗保障资金的投入、加快推进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各项社会救助制度，保障人民群众社会保障基本权益的实现，为持续释放居民部门消费需求创造条件。

(三) 从供需两侧发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高质量均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畅通无阻，但目前国内循环体系中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的堵点尚未完全打通，在需求牵引供给、实现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弊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利用需求结构的变化催生创新性更强的供给结构，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首先，要充分发挥需求对供给的牵引和导向作用，要改变依靠房地产投资等传统的扩大内需模式，转向更具潜力的消费驱动模式，优化国内的需求结构；要着力促进消费升级，推动以消费升级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产业链投资，形成投资与消费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实现有效需求对有效供给潜力的充分挖掘；要引导社会消费聚焦高科技产品、新型服务业，以此带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的攻关，带动高端制造、新型服务业等新产品、新业态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其次，要充分发挥高水平供给对需求的创造效应，需求引导供给，供给也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来创造需求，尤其在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信息革命时代，发挥高质量供给对需求的创造效应，积极支持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取各类产业的信息变化，以精准的新供给匹配需求，提升对新需求的适配性。最后，要充分发挥流通在促进供给和需求均衡中的关键作用，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通道，完善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建设现代化的物流体系；要精准对接互联网、人工智能和5G等技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实体零售业新业态，打通流通终端的堵点和盲点；要大力补齐农村消费的短板，充分发挥电商、物流网络等优势，优化现代农村流通体系，加速推进供需两端相互配合、协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