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冬秀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崇高既是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备受关注的文学命题。作为美学范畴，从古罗马的朗吉弩斯开始，众多西方思想家如朗吉弩斯、康德、席勒等都基于各自的时代精神与哲学思想对崇高进行过理论阐述。朗吉弩斯将崇高视为伟大心灵的回声；康德认为崇高是一种以理性为根基的道德感，能引起“惊叹或崇敬”的情感；席勒认为崇高是人对环境的超越;利奥塔则认为崇高是对不可表现性的呈现，以不确定性为核心。可以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崇高，其内涵在不断地扩展，但其核心意义多与道德感、自豪感或强大精神力量有关。同时，从古典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人们在讨论崇高时多将其与文学结合，力图以文学呈现崇高，以崇高升华文学。朗吉弩斯的崇高就是“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热情、构想辞格的藻饰、高雅的措词以及尊严和高雅的结构”[1]，是一种文学风格，席勒则将激情的讽刺诗与崇高联系在一起,哈罗德·布鲁姆更是将崇高作为文学经典的美学标准。这不仅是因为文学有着对崇高的追求，更是因为崇高赋予了优秀文学作品超越的精神境界。

当崇高与文学结合时，崇高赋予优秀文学作品在内在精神、外在行为及语言形式等方面超越一般性文学文本的特质：从内在看，崇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源于作者伟大的灵魂和高尚的人格，也源于能使读者达到更高精神境界的作品本身，这是理性对当下有限性的超越，指向善与美的价值取向，并带来文化的启迪与精神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