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惪晟

(长沙学院 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22)

在中国，鲁迅《故乡》是家喻户晓的名篇(1)根据藤井省三的考察，《故乡》从1923年开始，除“文革”期间外，便一直收入中学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故乡》可以说是一篇“超级教材”。值得注意的是，从1953年开始，这篇小说也成为日本中学的教材(参见[日]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现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另外，新加坡也有将《故乡》纳入教科书的现象。。无论闰土，还是豆腐西施，抑或最后说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我”，都是广大读者心目中的经典形象。长久以来，关于《故乡》人物的理解主要集中在三点，分别为“豆腐西施的阶级性”“谁是小偷”“‘我’是否为鲁迅”。这被视为“阶级观念”影响下的阅读[1]。尽管“阶级观念”已经退潮，但“谁是小偷”在21世纪依旧是讨论的话题，甚至有人在闰土、杨二嫂等答案之外还提出新解，认为小偷可能是水生[2]。但整体说来，面对小偷这一话题，人们的提问方式发生很大转变，即由“谁是小偷”转变为“哪些群体认为谁是小偷，何以出现这种现象”(2)参见严家炎《区域视角与鲁迅研究——以〈故乡〉的歧解为例》(《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蔡栅栅《日本教科书中的鲁迅〈故乡〉》(《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22日)。两文都建立在藤井省三的启迪之下，分析了何以日本读者更倾向于认为闰土是小偷，而中国读者更倾向于认为杨二嫂是小偷。，或者“鲁迅本人是如何看待小偷的”(3)参见张丽军《鲁迅〈故乡〉“藏碗碟”悬案新解》，《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