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华站 白幼玲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 言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具有农村户籍，年龄在16岁以上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1]。据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4月30日最新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425万人，本地农民工11652万人，比上年增加82万人，增长0.7%，已连续两年增长，这表明我国农民工返乡现象明显增加，从年龄结构上看，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0.6%。可见，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是乡村振兴和乡村城镇化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他们的返乡无疑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2]。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即注重加快推进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3]。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要引入和留住农村户籍的人才，因为他们才是乡村振兴的主体。要留住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关键是要让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环境，其重要抓手在于要明晰影响他们社会再适应的因素。在传统背景下，以“新生代农民工”和“返乡社会适应”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维普等网站搜集并阅读相关文献发现，近十年来，由于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的排斥、受现实因素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家庭生命周期的特点、外出打工时间、年龄、严格的户籍制度、“三农”政策等种种原因，致使新生代农民工自主或者被迫选择返乡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社会现象。然而，与返乡紧密相连的一个问题是返乡后的社会再适应问题。

社会适应最早由赫伯特·斯宾塞提出，有关社会适应的概念，目前国内学者尚无规范、统一的定义。朱智贤在《心理学大词典》中指出：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是一种过程，包括接受现有社会生活方式、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张春兴在《张氏心理学词典》中指出：社会适应是个体对各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的学习或调整，达到社会要求标准和规范，更好地与社会环境形成和谐关系[4]。结合以上社会适应的概念，本文认为，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再适应是指新生代农民工从城市再次返回农村，为达到与农村社会环境的和谐关系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对于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达到心理和行为与农村社会的平衡需要一个过程。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融入城镇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社会生存适应、社会心理适应和社会组织适应[5]。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无论主动返乡还是被动返乡，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再次“回归”农村，同样也会面临社会生存适应、社会心理适应和社会组织适应。

在传统背景下，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不足、社会角色转变与农村社会的隔阂、社会地位自评、受教育程度、自我身份认知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其社会再适应。然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本文试图围绕社会生存适应、社会心理适应和社会组织适应，从内外部两个方面梳理了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再适应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应对策略，一方面，促进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另一方面，也能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助力乡村振兴。

二、乡村振兴战略下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再适应的因素

在传统背景下，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无论在就业还是生活方面，都存在难以适应农村的现象。国内学术界关于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适应的因素的研究各式各样，没有统一的说法。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本文试图从内、外部两个方面梳理。

(一)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是指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内部因素，如自身受教育程度、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等等。

1.受教育程度

从自身内部因素来说，受教育程度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得到了已有研究的证实，严欢[6]研究指出具有不同学历层次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其社会适应上存在显著差异，接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高于高中或中专或初中及以下学历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可见，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对个体的社会再适应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受教育程度更是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之一。一项调查表明，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为初高中水平的占比55.6%，小学的占比达到了29.1%，本科学历的仅仅为 15.4%[7]，这些学历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后在实践中很难应对农业现代化的各种技术，也很难与农业农村更好地对接，这就极有可能造成“二、次流失”。

2.自我身份认同的“钟摆型”

自我身份认同在这里是指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已有研究发现具有不同身份认知的返乡农民工在社会适应能力方面具有显著差异[6]，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返乡农民工总体上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既不肯定自己是农民，也不承认自己是市民[8]。类似地，肖艳栩等人[9]的研究认为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知上呈现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的自我矛盾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仍然存在对身份认同上的不清晰，导致在社会心理适应过程中缺乏归属感，很难适应农村社会环境。

3.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再适应的因素之一，何绍辉的研究认为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文化上的矛盾会导致返乡农民工对农村社会很难适应。然而，不同的是，甄月桥等人[10]研究指出返乡农民工社会适应能力在价值取向是否一致上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尽管有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对城市的规范文化认同感加强，对乡村文化认同感降低，但大部分农民工返乡前后的价值取向变动并不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由于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受到城市长期惯习的熏陶后，进入一个相对陌生的农村场域去生活会经历“住”、“行”等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上的“水土不服”[11]，只不过这种“水土不服”会随农村社会逐渐步入市场化发展有所减少，但如果在这一阶段他们没有真正内化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就很难在社会心理上获得一种认同，在情感上找不到归宿，最终也会造成“二、次流失”。

(二)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是指影响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外部因素，如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相对落后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无疑都会影响到他们返乡后社会适应能力。

1.收入水平高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个人收入水平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基础，是影响其社会再适应的重要因素。甄月桥等人[10]指出月薪与返乡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能力相关，月薪较低的农民工比月薪更高的农民工表现为更不适应。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收入水平直接影响返乡后的生活水平。有研究者表明农民工返乡后的收入减少，可能容易产生落差感，但农村的消费水平较低，可以积攒余额。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4427元，比上年增长7.8%；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3500元，比上年4.8%。此外，在传统背景下，由于资金不足，返乡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较低[12]。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在此过程中也会面临种种资金短缺与周转问题，“留下来”的愿望不再像最初那么强烈。

2.社会组织的支持和社会交往

社会组织上的支持在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适应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有数据表明，返乡农民工在遇到实际困难时，更多的会向亲戚、朋友、老乡这一群体寻求帮助，只有1.6%的群体选择向自己家乡的社会组织(如，村委会)寻求帮助[13]。相反，如果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能够积极加入农村社会组织，并能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社会组织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最终为顺利适应农村社会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本和社会保障，从长远来看他们会更愿意定居农村。此外，王培鑫的研究指出很多返乡者回到老家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之外,不再愿意和自己的同村老乡维持一种初级群体的交往[14]。严欢[6]认为与农村常驻居民交往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适应的重要途径，如果缺失这种社会交往将不利于增强他们适应社会的信心。可见，社会组织的支持和社会交往会影响返乡后的社会再适应。

3.农村相对落后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

农村落后的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让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了心理上的落差。社会适应理论认为，只有在社会适应的前提下，人的精神需要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因此，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适应农村社会，对其精神需要的满足有着重要意义。在传统背景下，有研究发现农村基础娱乐设施不完善和娱乐设施的匮乏[15]，使得他们感到业余生活无聊，很难适应农村生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实施基础设施项目，譬如新建村级公路、农田水利、自来水到家等，使农村生活环境进一步改善，但在相对偏僻的农村，仍然存在农村基本医疗条件差，三五个自然村落才有一两个卫生所，医疗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整体质量不高，与先进的城市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16]，这在一定程度影响着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再适应。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快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再适应的应对策略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农村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和实现乡村振兴发挥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因此，从制约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再适应的因素出发，提出加快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再适应的应对策略。

(一)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农业现代化的继续教育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等因素吸引下，一大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回归”农村去创业，但由于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学历水平较低，导致无法实现创业。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为初高中水平的占比55.6%，小学的占比达到了 29.1%，本科学历的仅仅为15.4%[7]，这就导致他们返乡后在实践中很难应对农业现代化的各种技术。如果不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加强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继续教育，帮助他们与农业农村更好地对接，极有可能造成他们的“二、次流失”。因此，各级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出台扶持返乡新生代创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政策，提升教育内容的吸引力，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提高培训效果，培训立足实践，紧密结合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要，从需求出发，着力弥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实际工作适应中的知识缺乏。

(二)加强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技能培训

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资金、懂技术、会经营、能学习的创业型人才，以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17]。然而新生代返乡创业农民工不仅学历层次低，创业技能也存在严重不足。虽然他们在外出务工的经历中掌握了一定的生产经营技术，但这些经验和技能是单一且缺乏系统性，相比创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和管理能力来说，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政府要定期针对不同类型的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者开展有差异性的创业技能培训活动，创办或与现有学校合作，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专业职业技能培训，并针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所需技能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培训，同时紧密结合“互联网+”技术，与时代发展潮流紧密结合，全面提升他们自身的创业技能和创业素养。

(三)加大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扶持力度，建立新型的农村融资体系

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虽然累积了一定的资本，但是这些资金对于创业来说却远远不够，资金短缺成为他们返乡创业初期面临的最大难题[18]。所以，在对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扶持过程中，当遇到融资很难、缺乏资本、贷款利息高等情况下，政府部门要加大经济扶持力度，地方政府可以振兴乡村信用社的作用，建设新型的农村融资体系，解决创业者由于资金短缺与周转造成的问题，提高乡村创业率[17]。此外，也可以与外面企业成立产业协会。

(四)应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当前乡村发展中仍存在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现象，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消失、基础性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19]。然而优质的公共服务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政府逐步建立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及农田水利建设，逐步建立健全覆盖农村、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让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可以平等享受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廉价租房等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但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上还相当欠缺。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全方位、多渠道提供公共服务，完善乡村的通讯设施、网络设施、交通设施等硬件环境，建立健全公共服务建设，这样才能提升他们对农村社会环境的再适应能力，进而长久的定居农村，为农村的发展贡献力量。

综上，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农村社会再适应作为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包含社会生存适应、社会心理适应和社会组织的适应等。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内外部因素都会影响着返乡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再适应水平，只有统筹处理好内外部因素，才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生活，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