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戍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会、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最多的城市，一时间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重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民众抗日救亡组织是学生团体——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作为民众运动的领导机关，对该会负有指导和监督的责任。过去对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运动的研究，很少论及国民党党部的指导性角色，并认为学生组织的力量脆弱单薄，学生运动最终在国民政府的化解下平息。〔1〕此种认知和实际情况之间颇有差距。以往对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党部与上海市政府、商人阶层的关系，很少注意到党部与学生团体的互动。有涉及相关主题者，主要集中于叙述1931年12月9日爆发的市党部绑架学生引发学生捣毁市党部、围困市政府的事件，意在说明党部对地方政府造成的间接损害，未能全面展现市党部与学生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2〕由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之间的互动。①1930年5月，“上海特别市”改称“上海市”，但国民党党部仍沿用“上海特别市党部”旧称。为表述简便，下文在某些情况下把“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简称为“市党部”，将“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为“各大学抗日联合会”。本文感兴趣的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双方的关系如何？为何从紧密合作、貌合神离走向分裂，最终势同水火？其中有哪些复杂因素？希望通过研究，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策略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另一方面对“学生群体脆弱单薄，学生运动最终被国民政府化解平息”等传统观点进行重新审视。

一、上海特别市党部对学生运动的指导与支持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蓄意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信息具有滞后性，上海的《申报》等主流媒体两天后才陆续对九一八事变有所报道。上海特别市党部在获知事变消息后，当即于9月20日发表宣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呼吁“用全国民众之力，一致对日经济绝交，并请政府以革命手段，收复被占各地，以革命外交，达到赔偿道歉的目的”〔3〕。9月22日，市党部确定抗日方案，提出了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要求，呈请国民党中央以革命手段收复失地，对日军予以驱逐。〔4〕同日，市党部又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吾国家既受此奇耻大辱，纵云力求退让，亦必定有退让之限度，纵云愿听宰割，亦宜自择宰割之方法。明知国家衰颓，覆亡可虑，小有不忍，将乱大谋，然今兹之事，何得云小，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与其束手而待毙，曷若奋斗以图存？与其凌迟而哀号，曷若刎颈而自杀？”〔5〕字里行间，要求坚决抗日的姿态跃然纸上。

此时的市党部执行委员为吴开先、潘公展、陶百川、姜怀素、陈克成、陈希曾、蔡洪田、杜刚和杨清源，其中吴开先、潘公展、陶百川是常务委员，负责实际事务。〔6〕市党部下设众多区分部，组织规模颇为庞大。在国民党的组织纲领中，地方党部负有批准民众团体成立、指导民众团体活动和训练民众之责。〔7〕潘公展、陶百川等是国民革命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小知识分子，虽经“清党”但仍然未能摆脱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心态和热情，颇具民族主义意识。〔8〕在1928年五三惨案后的抗议活动中，市党部主导建立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组织民众激烈抵制日货，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上海民众反日运动的领导权。尽管此时国民党中央的民众运动政策已经转为限制民众运动〔9〕，但面对九一八事变后举国同仇敌忾的愤怒情绪，市党部无疑抱有同情心态。9月21日，市党部通过《学生抗日救国会暂行组织大纲及工作原则》，决定发动各校学生一致抗日救国，允许各校在学生自治会之外成立抗日救国会，规定各校救国会应设置5—21人的干事会作为领导机构，以“拥护和平统一”“厉行经济绝交”“努力宣传工作”“致力学业修养”“加紧军事训练”“避免一切纠纷”为基本工作原则。各校成立救国会，应向市党部备案。〔10〕

上海各校素有学生会组织，并曾合组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国民革命时期发挥了巨大作用。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颁布限制学生运动、禁止学生干预政治的训令，并逐步改组、解散学联，改各校学生会为自治会，权限局限于校内自治，校外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基本销声匿迹。〔11〕此次国难临头，上海特别市党部显然意识到学生群体蕴含着的巨大力量，可以发动起来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市党部从有限压制到主动扶持学生运动，这是一种微妙的转变。各校学生群体的行动几乎与市党部的决策同步。1931年9月21日，光华大学、劳动大学成立学生抗日救国会。9月23日，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文化学院和吴淞商船学校成立抗日救国会。〔12〕各大学救国会成立后，按照规定纷纷积极向市党部备案。〔13〕市党部还鼓励各校救国会联合行动，规定各校在必要时可以推举代表联络他校抗日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14〕因此，各大学抗日救国会积极酝酿联合事宜，以便集中力量，统一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9月23日，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召开大会，由到会的11所学校代表组成干事会，作为领导全市大学生抗日救亡的决策机关。〔15〕9月24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在上海特别市第三区党部召开第一次干事会，市党部派代表俞仲标出席并致辞。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作为常设组织，需要固定的办公会址和经费，干事会遂推举两位代表到市党部接洽，商谈会议地址和经费问题。显然，市党部作为民众运动的指导机关，必须将学生运动统合在其监督之下，学生缺乏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经费，也急需经济上的资助。双方既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法理关系，也是一种相互需要的关系。其后，市党部决定当月给予各大学抗日联合会240元活动经费，以后每月提供200元固定经费。〔16〕

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各大学集体罢课并前往南京请愿，亦获得市党部的批准及特别支持。市党部常务委员吴开先亲手写就五封介绍信，分别致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和外交部樊光，请求他们对进京学生予以支持。9月26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代表手持市党部开具的介绍信进南京请愿。〔17〕显然，学生团体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符合市党部的一贯诉求，双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高度一致，在抗日救亡运动上的合作非常紧密。

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与特别市党部从合作到分歧

上海特别市党部与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紧密合作非常短暂，很快便因为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分歧。此种从合作到分歧的转折，发生于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代表第一次赴南京请愿失败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外交立场对市党部的外交态度转变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1年9月26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40余位代表在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介石表示，目前政府仍寄希望于国联仲裁来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若无挽回余地才能对日作战。〔18〕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交涉，主张和平解决东北问题，为市党部指导民众运动奠定了基调。学生团体对蒋介石的答复非常不满，声明“一日目的不达，一日不停止运动”〔19〕。9月27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开会，市党部代表杜刚到会指导。学生决定继续赴南京请愿，各校学生自由参加。〔20〕当天，市党部常务委员、市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在电台演讲“抗日与救国”，一改数日前希望国民政府调集军队出兵抗日的口径，虽然仍认为政府寄托于国联实际无望，但政府如果要用武力，必须全国先团结一致，广东方面与中央合作，才能抵御外侮。青年学生“志气纯洁，精神饱满，血气方刚，往往容易走入歧途”，要做救国的正当工作，即“努力学业的修养、加紧军事的训练、严密学生的组织，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如罢课等办法，实属自杀政策”〔21〕。显然，党部对学生请愿、罢课的要求均不再表示认同。尽管市党部不再认同学生请愿、罢课的要求，却无力约束。9月28日晚，上海各大学3000余名学生照常奔赴南京请愿。〔22〕

市党部无法约束学生，根本原因在于学生要求政府积极抗日具有强大而广泛的民意基础，并非任何人或组织能够劝说或压制。若论实际原因，市党部虽然是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指导机关，却难以控制其内部人事，无法左右其决策。当时市党部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指导并监督学生运动。第一个途径是派代表辅导各校学生团体并出席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试图影响决策；第二个途径是发挥国民党党员在学生团体中的作用；第三个途径是市党部在上海市公安局特务系统的配合下对学生进行监视。〔23〕所谓前两个途径的效果非常有限。

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最高决策机关是干事会，由各所学校的抗日救国会推选代表参加，干事会采取民主投票的决策方式，少数服从多数。各大学推选出来的干事，最初确实不乏有国民党党籍的学生。〔24〕比如，《申报》记载参加第一次干事会的干事共十人，其中有据可查的国民党或亲国民党学生有张寿松〔25〕、李椿森〔26〕、汪瑞年〔27〕、刘旋天〔28〕等四人，亲共学生有戴曙光〔29〕、李元璋〔30〕等两人，无党派或小党派学生有储安平、郑定溁〔31〕、徐威〔32〕等三人，情况不详者有胡问诠一人。国民党或亲国民党学生占多数，因此最初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行动都与党部紧密配合。

然而，由于干事会的成员并不固定，各校学生会常推举不同人选出席，内部竞争非常激烈。正如论者所言，“各校的活动学生，莫不力争代表一席，再准备在干事会中有所插足。……各校自组的抗日会，内部时有纠纷，……大夏与法学院两校为了出席人的问题，改组竟有三次以上”〔33〕。因此，当学生于9月27日晚决定继续发动进南京请愿时，只有汪瑞年、徐威、郑定溁三位首任干事参加决策，其余16位干事均系新选，统计他们的政治身份，其中国民党或亲国民党学生有曹沛滋〔34〕、鄢克昌〔35〕、凌宪文〔36〕、曹翰芳〔37〕、温广彝（改组派）〔38〕、汪瑞年等六人，无党派或小党派学生有史惠康〔39〕、倪宣化〔40〕、常文彬〔41〕等八人，情况不详者有萧谦安等三人，国民党学生已经不占太多优势。而且，此时的国民党内争严重，非但有宁粤之争，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都有一定的势力追随，即使是所谓的国民党学生内部亦矛盾重重。正如论者言：“至于法政之李椿森、季始元（改组派）的内争，法科张寿松、刘传中的暗斗，尤为两校同学们所共知的事实。”〔42〕因此，以CC系为主体的市党部要完全控制干事会或代表大会的人选，实在力所不及。

市党部能够实现的是防止请愿学生群体的规模继续扩大。9月28日，各大学抗日救国会讨论和中学抗日救国会联合召开会议，以壮大力量共同行动。〔43〕此议被市党部代表在会上打消，将大学和中学抗日联合会分开指导，不准其联合，以分散力量。〔44〕另外一个举措是由市党部执行常委陶百川亲自指导学生运动，以表示党部对此事的重视。

1931年10月1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召开第四次干事大会，29所学校的42位学生代表参加，陶百川亲临现场监督。在市党部和教育局的命令和督促下，大会议决尽快复课。不过，一部分学生据理力争，虽然同意复课，又通过了坚持上课与抗日活动并行、因抗日活动可以不上课的议案。〔45〕此议案实际给予各校自行决定的机会，很多学校的学生并未上课。对于此种情况，市党部只能前往各校与当局沟通，劝告复课。10月6日，上海市党部人员来到光华大学，与校政当局和学生召开联席会议，沟通复课事宜，并未取得成效。〔46〕在这前后出现的日军即将入侵上海的“谣言”，使市党部要求学生复课的企图更无法落实。

10月6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理由是日军舰队到达上海吴淞口，有进攻上海之可能，学生要进一步罢课并进行军事训练。陶百川向市政府了解情况后当即对学生“辟谣”，称由于上海民众运动太过激烈，威胁到在沪日侨的安全，日侨遂请求日本政府派遣军舰来沪保护。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非常重要，日军绝对不敢轻举妄动进攻上海。陶百川呼吁，目前包括学生运动在内的民众运动，采用粘贴标语、游行示威等形式，实际无利于外交，反而可能给日本人以口实。市党部将通过各国驻沪领事广泛宣传，声明此种反日运动实际是一种民族主义激发的正当表示，不会对日侨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此种立场对学生而言，无疑是一种示弱。陶百川的解释亦不能让学生信服。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干事会由此决议以后上午上课，下午进行军事训练，并以军事训练为名派代表赴南京要求政府配发枪械。〔47〕8日，上海各大学救国联合会召集第十三次干事会，市党部和各大学校长均参加，普遍持有限支持军事训练的态度。最后干事会决议：星期五后每天停课半天，作军事训练以五星期为限，各校每日至少有两小时以上四小时以下之军事训练。〔48〕在这前后，交大、持志〔49〕、暨南〔50〕等校正式复课。

由于日军在上海并无进一步行动，其后的十余日内，各大学抗日联合会比较安定，虽然仍旧开会，但能保持一定的秩序，基本在市党部规定的范围之内。就开会的讨论内容而言，罢课不再成为焦点，而是主要集中于讨论如何组织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10月21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召开第十七次干事会，决定推举代表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再度申请拨发枪械并指派教官〔51〕，这一要求未获政府同意。〔52〕但各大学已经纷纷开始组建义勇军，并开始检阅仪式。〔53〕1931年10月末，教育部被迫顺应时势，颁布义勇军训练办法，在上海设置义勇军军事训练处，由王柏龄负责。由于义勇军训练获教育部首肯，市党部亦无异议。在中国公学举行的第二区义勇军大检阅仪式上，市党部代表发言称：“我们的守土长官，一向没有武力准备，以致我们的国家受到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真是莫大耻辱！现在希期勇敢的义勇军们，记着下列三点：（一）当有为国雪耻观念；（二）要有齐心一致的团结力；（三）要有持久的精神。”〔54〕所谓学生义勇军训练，形式大于实际，但可以起到让学生群体转移爱国情绪的作用。允许学生从事义勇军训练，又不会真正让学生参加抗日军队，是一种维持学生群体稳定的可行性做法。这一点市党部潘公展、陶百川等心知肚明，遂积极配合。

三、上海特别市党部对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进一步分化

1931年11月，东北和华北局势急转直下。11月4日，日军进攻黑龙江，马占山率部迎敌。8日，天津日本便衣队发动袭击，与中国军警展开战斗。1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主要意见仍是极力避免对日冲突。上海市党部同人原本具有民族主义诉求，却一直夹在国民政府和学生群体中间，可谓左右为难、进退失据。15日，市党部致电南京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请求速定救亡大计。18日，日军猛攻马占山部，马占山弹尽粮绝被迫撤退。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首府齐齐哈尔。上海学生群体的激愤程度愈演愈烈，再度萌发进南京请愿的要求。

11月21日，上海市党部三常委潘公展、吴开先、陶百川联名发出第422号训令致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称：“奉教育部佳电开庚电发后，旋奉国民政府主席谕，现在内政外交，均已筹有妥善办法，各校学生应遵照政府迭令安心求学，毋得纷纷来京请愿，致荒学业……惟四全大会业已议决，请蒋主席北上抗敌，蒋主席亦已决心前往，收复失地，是吾人之所望于政府者，政府已能自动实行，目前殊无赴京请愿之必要。如各校学生认为尚宜督促进行，则亦只须推派代表前往陈述……为此令仰该会，慎重考虑，转饬各会员即行中止前往，是为至要，此令。”〔55〕此命令并无效力。11月22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大会，决议进南京请愿，每校必须派学生参加。由于进南京请愿违背市党部的意愿，学生决定在经费方面脱离对市党部的依靠，议决每校每百人增加二元会费。〔56〕与此同时，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冲破市党部的阻力，与中学抗日联合会取得联合。11月24日，各大学、中学抗日联合会共8000余人前往南京要求蒋介石即日亲自出兵北上讨日，最迟不得超过12月1日。此次请愿，总指挥为暨南大学俞康，副总指挥为复旦大学周孝伯、交通大学郑宣知，总纠察为中国公学邱希圣，秘书处主任为光华大学杨人伟、东吴大学薛松涛、法政学院季始元，总务部主任为商船专科学校刘漫斯，会计主任为文化学院苏，庶务主任为江南学院邓次侯、大夏大学连丕烈，交际主任为两江学院吴爱玲、上海法学院吴干鑫、中医专科学校王雨梅。〔57〕前两次决定进南京请愿的国民党学生几乎都不在其中，说明很多国民党员都被排斥在外。就政治背景来看，总指挥俞康系青年党党员〔58〕，连丕烈系亲共学生〔59〕，邓次侯为邓演达创办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60〕，季始元为国民党改组派分子〔61〕，这说明学生骨干的身份相当混杂，反对国民党CC系的势力比较庞大。11月26日，学生聚集于国民政府前一昼夜，要求蒋介石亲自手书承诺誓师北上。

不过，并非全部骨干学生都选择奔赴南京请愿，请愿者以激进分子居多，亦有部分骨干成员留守，立场相对保守。此次请愿之际，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留守学生干事致电请愿团称：“坚求政府对于是否有出兵之决心、是否有严惩失职长官之具体办法两点，质问之明白答复为何不援助马占山、为何禁止人民请愿两项质问之确切解释，此外非所闻问，尤慎勿随意损益原有主张，越溢基本原则及范围，俟政府发表具体答复，即当来电报告，即候大会决定回留标准。”〔62〕这则电文非常耐人寻味，说明留守学生在市党部的控制和主导下，仍希望能掌控请愿团在南京的活动，不希望事态激化。

11月27日，留守的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干事召开会议，有代表认为应该组织第二批赴南京请愿团。但会议议决，待了解第一批赴南京请愿团是否获得政府的圆满答复后，再决定是否组织第二批请愿。有代表提出通电全国学生一致罢课、联合各界罢工、与中学抗日联合会一致合作案，讨论均未获通过。〔63〕此次会议，陶百川亦亲自到会，向学生报告各大学、中学进南京请愿的情况，称市政府已经接到国民政府电报，蒋介石已于27日上午在国府接见各大中学请愿代表团，对学生提的各点均逐条答复，学生认为满意，因此无须再度进京。〔64〕然而，实际情况是，此次请愿学生确实获得蒋介石“余誓以至诚负责在准备充裕之时出兵收复失地”的手谕，但实际近似于空头承诺。此手谕旋即被中央通讯社索去制版，其后又以避免“打草惊蛇”为名拒绝发表，亦不再归还，学生的期待再度落空，请愿宣告失败。〔65〕

就在上海学生进南京请愿之时，传来日本谋攻锦州的消息。11月25日，外交部部长施肇基向国联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由英、法等中立国军队驻防，日本向国联和英、法保证不进攻锦州，中国军队可以撤到山海关以内。此议引发国人极大愤怒。12月4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召开第三十一次干事会，反对设置中立区，并决议即日起全市罢课，并召集市民大会举行大示威。〔66〕经陶百川劝导，“结果将原案保留”。又有交通大学、商船学校代表提议拒用中央银行纸币、破坏交通等，“表示反对政府，经党部代表痛斥，仍议决保留”〔67〕。以上正是市党部指导学生运动的所谓第二个途径，即发挥国民党党员在学生团体中的作用。国民党特务人员的调查报告亦印证：“市党部亦利用此机会，而作第二步之分化，指导本党学生党员，居中活动，使凡有较激烈和越轨之提案，均设法不予通过。”〔68〕

尽管上海市党部可以阻止通过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议案，各校却未必一定要听命于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光华大学便坚持停课，原因在于，国民党党员学生的力量在各校中并不占有优势。国民党内部人士亦承认：“上海学生方面党员极少……大学甚少，又加学生多数对本党改学生会为学生自治会之意义诸多误解，以致不满，而本党在学生中力量亦因之日行薄弱”；12月5日，市党部训斥光华大学救国会称：“敬教劝学，文公赖以典国，生聚教练，勾践卒以治吴……仰即劝告全体同学，即日复课。如有捣乱分子，从中劫持，破坏大局，仰即密报前来，俾便究办。”然而，此种训令完全不生效力，受到光华大学学生的严厉批判。〔69〕

此时，北平等地的大学生组织南下示威团到南京示威，引发上海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成贤街附近和军警发生冲突，军警当场打死学生1人，伤33人，185人被拘捕。〔70〕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致电蒋介石，质问为何拘捕北大学生及外交屈辱之真相。然而，市党部委员“唆使走狗，以经济封锁政策，延迟电报发出至二日之久”。学生由此更加认为市党部“对本会之抗日救国运动，表面指导参加，实则横加干涉，而暗中之破坏，尤不遗余力”〔71〕。由于市党部与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最终引发“一二·九学潮案”。

四、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与市党部的彻底破裂

1931年12月9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各校代表均到场参会，议决通过进南京示威案。有自称北京大学示威团代表许秀岑、中央大学学生江学乾来沪到场报告北大学生在南京被捕情况以及南京学生运动情形，希望上海学生和北平、南京学生一同奋斗。市党部陶百川列席旁听，其后中途退场。中午散会后，有便衣二三十人和学生在会场门口发生冲突，许秀岑被捕入汽车疾驰而去，江学乾被殴打致重伤。学生亦捕获一名凶手王福生，押往附近派出所，后解送法院。此事被学生认为是陶百川勾结市公安局局长陈希曾所为，下午四时，5000余名学生包围市政府，要求面见市长张群，提出不准压迫抗日运动、释放被捕同学、惩办陈希曾和陶百川等要求。另有约300余各大学抗日联合会成员，以复旦学生为主，以请愿为名乘坐搬场汽车直奔市党部，割断电线、捣毁党旗、国旗与孙中山遗像，并砸烂办公室，陶百川仓皇逃窜。同时，又有暨南大学学生千余人冲往市公安局监视警察行动并切断电话，占领真如附近的铁路沿线，破坏铁轨，防止市政府调军警镇压学生。市长张群表示不知被捕学生去向，但承诺将调查此事。学生坚持不散，进一步提出枪毙陈希曾、陶百川等要求。张群迫于压力，于当晚被迫作出通缉陈希曾、陶百川二人的决定。学生又要求政府必须交还许秀岑，否则绝不散去。10日晨，学生组织民众临时法庭，由改组派学生季始元充任“审判长”，并设置“书记官”“司法警察”等，将捕获的凶手王福生从法院中提出，邀请市政府派员参加，在市政府会客室进行当场公审。王福生坚决不肯供认国民党员身份和打人罪行，被学生当场群殴。其后，王福生供认有国民党员身份，在兵工厂做工，由党员谢贵生指使，参与者还有顾子林、陈全发等党员。审判结束后，王福生被送往医院监视。上午十点，许秀岑被市政府从水警巡逻队中解救出来，送还当场报告被捕后情形。市长张群再度安抚学生，学生才陆续撤离市政府。受此事影响，市长张群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职。党部由于已被学生捣毁，宣告暂时停止办公。

以往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召开大会，议题和言论一般都限制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之下，并未对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市党部和学生团体虽然貌合神离，但仍维持着表面的关系。然而，由于学生此次决议将请愿改为示威，加之许秀岑、江学乾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学生群体的言行超出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限度。此次事件发生后，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和市党部各执一词，学生指责市党部是打人的幕后黑手，市党部坚决否认，并指责学生运动已经被中共控制。

12月11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开会。颇为吊诡的是，此次学生已经意识到捣毁党部、包围政府的严重性，虽然通过继续组织示威团案，却决议暂缓出发，电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并革职上海市党部全体执监委员，以表示仍然认同国民政府的合法性。〔72〕当日，市党部在《民国日报》发表谈话自辩，指出许、江二人在会上倡言“打倒卖国政府”，指责学联被“少数过激分子挟持”，将国民政府“视为敌国”，并声称打人事件只是学生与闲杂人等互殴，误认王福生为凶手，并将捣毁党部的责任归咎于中共指使，坚决否认张群在受胁迫之下命令通缉陶百川的合法性。〔73〕同日，又有以兵工厂工会名义发表的公告，称工友王福生老成持重，路过会场时被学生误认为凶手遭到殴打。〔74〕此公告显然由市党部指使发出。然而，12日《申报》又发表兵工厂启事，称该厂并无王福生其人，《民国日报》所登兵工厂工会宣言不实，暗示宣言是市党部捏造的不实之词。〔75〕此公告背后显然有学生因素。同日，各大学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临时大会，致函京沪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陈铭枢，要求彻查上海市公安局的非法行为，并调查党部的指使嫌疑。〔76〕该日，上海市党部发表通电，呈请国民党中央训令上海市政府取消对陶百川、陈希曾的通缉，通令各地长官取缔学生运动，迅速派人来沪扫灭“反动”，通令各地长官保护党部等。〔77〕

12月13日，陶百川发布紧要启事，声称当时接到市党部通知，谓市政府打电话称已经收到国民政府回复各大学抗日联合会的电文，请陶百川回党部接洽。陶百川离场时，许秀岑、江学乾两位代表并未出现，陶百川亦不知两位代表在场。会场是开放空间，有很多社会人士在场旁听，难免鱼龙混杂，发生冲突。因此，陶百川坚决否认自己系打人主谋。〔78〕14日，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发表宣言，提供了一个和陶百川启事完全不同的叙事版本，称陶百川带领数十名便衣侦探入场，当学生通过进京请愿案，许、江二人报告在南京的遭遇时，便衣侦探便高声喊打。学生请求陶百川干涉，陶百川竟置之不理。学生认为会场安全已成问题，决议暂时休会，来日改在交大开会，不料散会出门后即发生学生被殴事件。至于为何锁定陶百川为元凶，主要因为：平时开会市党部必定会通知军警保护，此次并未通知，在场并无警察保护学生；陶百川过去参加学生大会从不中途退场，此次先行离开值得怀疑；陶百川此次公开诋毁上次请愿；凶手中有党部干事，并曾在公安局休息；本次计划议决非学校代表不得列席，以免闲杂人等进入会场破坏，陶百川故意抵制未使通过；学生前往党部请愿时，陶百川拒不接见，从后门逃逸，显然是畏罪心虚。〔79〕16日，学生团体在《申报》上公开宣布悬赏5000元通缉陶百川和陈希曾，声称有抓获一犯者酬洋3000元，交出死者赏金1500元。〔80〕当然，学生团体毫无经费，所谓“悬赏通缉”更多是表示一种威慑。

12月17日，市党部再度发表启事，声称致电北大、中大，北大校方回复查遍名册并无许秀岑其人；中大复电确实有教育系三年级学生名江学乾，但始终在校并未赴沪。其后，江学乾公开登报辟谣，声明并未参与其事。〔81〕因此，党部认为，此次事件“显为赤匪勾通一二学校代表意图煽惑全市学生，实行暴动反抗政府”，请求陈铭枢和上海市政府通缉许、江二人。〔82〕此时的上海市党部危机四伏，已经有改组派自称上海特别市党务改进会在上海法政学院召开“全市党员大会”，谴责市党部破坏学生运动并通缉陶百川，并选出委员17人公开活动，意欲取代潘公展、陶百川等控制的市党部。〔83〕17日，市党部全体执监委认为，由于学生受中共“鼓动”，捣毁党部、私设法庭，意欲在上海造成一种“赤色恐怖”，面对此种行为，上海市政府竟然手足无措、无力干涉，说明上海已经进入无政府状态，党部的工作无法开展，人员安全无法保障，宣布全体辞职。〔84〕

由于蒋介石随即下野，市党部实际已经无法真正活动。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在与党部论战之际，于12月14、15日组织了两批示威团进南京，17日和军警发生冲突，18日被京沪卫戍司令部的军队礼送回沪。此次示威中，上海学生杨桐恒落水身亡，陈铭枢不得不致函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表示歉意。〔85〕12月30日，陈铭枢彻查学潮经过，亦未能真正弄清楚事实真相，只能双方各打二十大板，同时点出了事情的症结：“查学联中人多数为党员，则党部与学联间应能浃洽，而据查结果，则党部与学联间乃甚为水火，似学联中党员，因对人关系故而不肯受党部指挥。在党部方面，则因学联不受指挥而生反感。又查学生党员间亦有派别之分，因此对外亦难于一致。在学界方面，则因少数反动份子从中煽动，党部应付复不得当，故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拾。据学生言，学界中份子正亦颇为复杂也等语。……窃以此次事变在学生方面，大多数自以爱国为动机，而当此社会庞杂之时，亦不能保无少数危险份子，从中利用鼓荡，但事之症结系由王福生冲突而起。总合各方报告，参以上海一般舆论，市党部与公安局处置不无乖错之处，无可为讳。至真如毁轨一事，据调查报告难免有共党份子企图扩大事件，但当场既未拿获真犯，事后亦遂难得实据。”〔86〕至于事情真相，实际成为一笔糊涂账。

结论

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联合会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互动关系梳理，可知双方经历了一种从紧密合作到矛盾频发，从貌合神离演变为水火之势的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正义性，绝非任何力量能够压制；其直接原因在于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在指导民众、整合基层方面严重虚弱无力，而学生群体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力量。

国民党在整合基层方面严重虚弱无力，在上海特别市党部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非但难以保障自身的安全，更无法真正发挥在法理上被赋予的所谓指导民众组织、领导学生的职能。国民党基层党部的领导多出身学生，历经国民革命的洗礼，按理说“运动学生”本是强项。然而，随着国民党执政后出台“停止学生运动”的政策，学生联合会被解散，各校学生会被改为自治会，导致党部人员和学生群体日渐疏离。由于抗战前国民党在各校并未设立党部，国民党学生只能参加该校所在地区分部的组织生活，党员学生作为一个群体在校内的凝聚力也非常弱。因此，九一八事变后的党部自认为可以负起指导学生的重任，甚至不无自负地鼓励建立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实际却根本无力将学生整合到既定的秩序之内。何况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四分五裂，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拥势力，具有CC系色彩的上海特别市党部无法完全指挥学生组织中的国民党学生，更遑论很多小党派、无党派以及中共势力。由于这一时期国民党的特务机器尚未成熟，在获取学生团体的情报方面更是处处被动。因此，上海特别市党部作为所谓的堂堂民众运动指导机关，只能施展两面手段，一方面监督，一方面暗中破坏，甚至使用绑架学生的下策，最后矛盾激化，反噬了自己。

以往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生群体的研究，过分夸大了党派运动学生的作用，忽略了学生群体的自主性。国民党尚未执政时期尚且如此，执政之后更无法真正控制学生群体。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运动中，学生群体认同市党部的指导地位，未尝不是为了获得资金支持，但学生群体始终有自己的运动逻辑。由于国民革命时期学生运动的经验，以及各校自治会的民主实践，学生群体仍然具有非常好的组织性和活动能力。尤其是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从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活动，历次请愿、示威、民主决策，有条不紊。尽管其内部变动非常剧烈，人事更动频繁甚至斗争激烈，但这个组织仍然存在，目标一致、制度健全，从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分裂。学生组织影响巨大，市党部的监督和破坏均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甚至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亦无可奈何，即使最终动用军队维持秩序，也只是将学生礼送出境。因此，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最后的结局并非“被政府化解平息”，而是由于后期蒋介石下野，政府四分五裂，所谓请愿和示威已经失去了对象。学生群体长时间的斗争也已经显出疲惫之相。真正结束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并非国民政府，而是日军。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势力庞大的各大学抗日联合会几乎一夜之间星散。学生的组织虽然坚强，却只能面对软弱的国民政府，一旦真正面临军事威胁，反而瞬间土崩瓦解，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