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

自19世纪末以来，在实证主义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法律社会学、批判法学、后现代法学等法学流派的鼓噪之下，法治能够成立的两个预设前提渐次走下神坛。其一，法律作为基于社会契约的拟制被指控为虚构。这使得官（包括政府、政党等）、民都要遵守法律，权力需要限制等法治原则丧失了理论依据。其二，支持法治实现的法律自主性遭遇解构，甚至被视为难以实现的神话。①参见[美]布赖恩·Z．塔玛纳哈：《一般法理学：以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为视角》，郑海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2 页。对法律自主性的瓦解构成了百年来法学研究的主线之一。随着对概念法学批判以及法律自由研究的深入，“社会”“法律”“法治”“法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化性等被过分夸大。这致使一些人认为法律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和安定性等难以在法律应用中发挥作用。于是，法律自主性受到冷落，人们对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等传统方法的可靠性失去了信心。法律自主性作为一种理念，原本强调的是确定性法律意义的释放，但反基础法学通过对法律一般性、独立性、体系性、明确性等边缘状态的过度发掘，使法律的基本属性被逐一解构。法律自主性理念逐步淡出了法治意识形态或法治话语系统。与此同时，法律意义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流动性等却被广为接受，法律失去意义中心。因此，对法律自主性的批判，实质上瓦解了塑造与支撑法治的基础命题，加剧了法治理论和法治逻辑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