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龙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济南 250014)

一直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西化”，象征着自由、民主、科学等进步话语。如顾彬认为中国“现代”的过程就是“从中国传统向西方现代性过渡”[1]，钱玄同则直言“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全世界的文化”[2]。但实际上，中国“现代性”既不是西方的现代模式在中国的“移植”，更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意义系统，而是一个多元歧义交织出的格局。因此，进一步充实“五四”现代话语内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完善“多元歧义”这个空洞的能指并探究其成因，则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此，“体验”是介入此问题的一个极富价值的视角。

王一川在其著作中认为清末的四种“现代性体验”：惊羡体验、感愤体验、回瞥体验、断零体验。[3]而“五四”的“现代体验”则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可以说，缺失性创伤体验贯穿了“五四”作家对现代话语的理解、改造与言说。从缺失性创伤体验切入作家和作品，不仅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作家主体创作心理、精神需求与文学行为之间深刻的互文性，更让我们完整地看到了文本背后独特的、个体的现代话语和现代立场生成的过程，并直接导致了“五四”现代话语多元歧义格局的形成。在此，许地山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极为典型的标本。

一、缺失性创伤体验与“五四”作家现代追求的发生

一直以来，文学史叙述大多认为《命命鸟》讲述了一个为反对封建婚姻制度，追求自由恋爱而殉情的故事。如杨义认为敏明与加陵的爱情不仅“冲破封建主义的门第等级界限”，“传达了‘五四’儿女对恋爱自由的热忱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