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彬，曹 洋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医疗资源稀缺和医疗信任衰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社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素。面对上述困境，“关系就医”的现象广泛涌现[1]并成为影响医疗资源分配和医患关系建构的重要社会要素之一[2]，就医过程中积极地托熟人、拉关系、送红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成为部分就医者的行动共识，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3-4]。关系在医疗领域的泛滥会催生社会个体对医疗制度、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的污名化解读，更加不利于医疗资源的优化和医疗信任的重建。因此，从学理上审视医疗领域中关系资本的作用后果及其发生机制，对于完善医疗资源配置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相较于关系资本被关注较多的“正功能”，就医中关系资本的负面效应成为普遍发现，但对其作用稳健性和发生机制的探索尚有不足，仍存三点局限：一是多以质性观察和研究为主，结论的代表性存疑且对关系作用方向的判断彼此存在张力[5-6]；二是在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中，多对负面效应进行了数据验证，但未对这一负面效应的发生机制进行更多讨论与追问[7-8]；三是这一负面效应仍需考虑自选择性偏误带来的效应偏差，关系资本的非均质分布有可能造成分析结果偏误。

此外，对就医领域中关系资本负面效应的考察对于实现关系资本的理论补缺亦有重要意义。关系资本因其所承载的“资本性”内涵和“功能性”理解而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一个只能看见“光明面”和“正功能”的价值概念，对“黑暗面”和“负功能”的选择性忽视导致其在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上受到诸多质疑[9-10]，关系资本的可能负面后果仍有待关注[11]。就医历来是关系运作最为频繁、作用呈现最为典型的场域之一，将关系资本“负功能”引入就医领域的考察不仅利于廓清就医中关系资本负面效应的发生机制，更能进一步拓展关系资本的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更好地对接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实。

因此，本文试图从关系资本的“负功能”出发，在考虑自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进一步确证关系资本对城市居民就医认可的负面影响，并探讨这一负面影响的发生机制。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就医认可的内涵与构成

对医疗服务的评价涉及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关注医疗费用、等待时间、医院等级和医疗水平等客观医疗评价指标[12-14]。这些指标虽然能够直观反映医疗服务的绝对水平高低，但却将就医者自身的社会特征和个人体验排除在外，难以反映就医者对医疗服务的真实感受。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即便同一医院的两位病情相似的就医者，其对医疗服务的评价往往也因其经济承受能力、医患关系和医疗体验等社会或个人特征因素而不尽相同。正是出于对上述特征的关注，社会学对医疗服务的考察大多引入医疗服务的主观要素，重视包括就医认知、就医满意度和医院医患信任等[15-16]在内的主观医疗服务评价指标。

就医认可是指就医者对医疗服务认知的主客观统一，具有展现真实就医体验的意义。认知的形成是客观环境和主观特质共同作用的结果[17]，就医者对医疗服务的认可不仅仅依赖于绝对的医疗服务水平高低，更倚重于就医者对医疗服务成本、产出的认识和权衡。因此，就医认可的形成不仅意味着就医者获得了符合其期待的医疗资源，更意味着就医者对医疗服务感知价值的提升[18]。就医认可所指代的就医积极体验也会作用于就医者后续的就医选择，产生持续性的积极影响[19]。

广泛指涉的医疗服务造就了就医认可的复杂性。现代医疗日益呈现综合性和制度化特征，涉及医疗资源、医疗费用、医疗安全以及医疗制度等诸多方面，既蕴含内在的专业性资源风险，又面临外在的制度性风险[20]。因此，就医认可的形成亦呈现复杂化特征：一方面，以具体医疗资源为基础会形成就医资源性认可，主要指代就医者对医疗成本等专业性医疗资源占有状况的认可；另一方面，以抽象医疗体系为基础会形成就医制度性认可，就医者（非专业人士）对医疗安全、医疗制度等医疗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20]同样会成为就医认可的重要来源。

资源性认可和制度性认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互补”，但也存在“替代”的可能。就医者对医疗制度的认可会提升所占有医疗资源的感知价值，促进资源性认可；相反，优质医疗资源的及时享有也会提升就医者对医疗制度的信心[21]。但两者亦存在“替代”的可能，制度性认可缺失的场合，就医者对医疗资源的占有和认可便尤为关键：当制度性认可普遍存在时，资源性认可的重要性便会有所下降[8][16]。

基于上述理解，本文以就医总体认可作为医疗服务的评价指标和关系资本的作用对象，将其界定为就医者对就医过程中总体医疗服务状况的积极评价和认知，并尝试将之分解为就医资源性认可和就医制度性认可，分别指代对医疗制度与安全等抽象医疗体系和对医疗资源与费用等具体医疗事项的积极评价和认知。

（二）关系资本及其“负功能”

关系资本脱胎自西方个体性社会资本概念，又在中国社会情境之下得到重新诠释。社会资本因其存在形式差异而有集体性和个体性之分，前者指代能够促进人们一致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提升的组织参与和信任规范等集体性机制[22-23]，后者强调个人对社会网络中资源的动员和摄取[24-25]。关系资本沿袭后者关于社会资本来源于人际关联的观点，将关系理解为行动者之间特殊主义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换功能的社会纽带[26]，关系资本则被进一步界定为因这一特殊性、复用性和义务性纽带而产生的互惠性资源便利[27]。遵循这一功能性界定，关系资本在企业经营[28-29]、收入回报[30-31]、主观幸福感[32]等诸多领域的正向作用得到广泛关注和确证。

但对关系资本“负功能”的忽视导致关系资本遭遇了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理论上，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具有人情、感情、面子、回报等多重内涵[33]，何种内涵在何种条件下可视作关系资本难以借助功能性界定得到满意答案[10]，只关注“正功能”的关系资本理论边界削弱了其对中国社会中关系丰富内涵的理论解释力。现实中，关系泛滥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在中国社会裙带关系、政治腐败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呈现，关系在理论形象与社会现实之间呈现的巨大张力表明，“负功能”是关系资本难以回避的社会事实。

对个体性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负功能”的考察形成了三种不同烈度的观点，分别是关系无用论、关系侵蚀论和关系分化论。

关系无用论对关系资本的理性基础进行了质疑，认为关系可能是受到结构、文化、心理等特质导引的非理性行为，并不必然产生正面收益。个体性社会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诸多回报可能仅是“同质性”社交偏好产生的内生性幻象[34]，关系资本的成本与绩效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关联[35]，关系结构的形成及其再生产还会以符号暴力或象征暴力的方式形成对关系双方的社会强制[36]。这一观点直接对关系资本的“资本”内涵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因而也引发了后续一系列论争[37-39]。

关系侵蚀论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分野出发，认为关系资本为个人或小群体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会产生对其他群体乃至整体制度的消极后果。紧密社会网络提供的社会资本在发挥一系列积极作用时，也会形成排斥外来者、对网内成员要求过高、限制个人自由和降低规范性等一系列消极作用[40]。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发现，以“饭局”为核心的关系动员和使用过程也伴随着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41]，内部团结排斥外来人员、以人情纽带取代制度信任、以局部规则代替整体规则的关系运作在保障网络内部人员受益的同时会造成社会整体制度环境的受损[42-43]。这一观点是在肯定关系资本积极意义的基础上关注其制度性消极后果。

关系分化论则认为关系资本因不同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在人群中的异质性分布亦有可能导致负面后果的产生。弱势人群的同质性社会资本构成和被动性社会资本动员不仅正面效果有限，而且可能促成“社会隔离”和“贫穷的再生产”[44-45]，这一“逆向选择机制”导致的异质性后果也在中国社会再就业、灾后恢复、求职选择和劳动力市场回报多个领域得到证实[46-49]。关系分化观点突破了关系资本回报在所有人群中均等分布这一与事实难符的前提，强调了不同人群对关系资本的占有和使用提供差异性回报的可能。

三种观点虽然都批判关系资本的“黑暗面”，但仍然存在激烈程度、功能认可和行动基础上的差异。一是对关系资本负面后果严重性的判断，关系侵蚀论和关系分化论都关注关系资本的消极功能，强调“社会资本的消极性”，关系分化论激烈地认为消极的就是关系资本本身而非其功能，强调“消极的社会资本”。二是对关系资本“正功能”的认可，关系无用论认为关系运作是被动性和偶发性的，并不必然体现生产性内涵；关系侵蚀论将关系运作所获得的资源优势视为关系得以对制度产生侵蚀的先决条件；关系分化论则强调关系运作有无“正功能”因不同结构和人群而异。三是对关系资本使用者行动逻辑的预设，关系无用论预设关系资本使用者是乌合之众式的从众者，关系资本使用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关系侵蚀论预设关系资本使用者是理性行动者，关系资本使用是基于“正负功能”的理性抉择；关系分化论进一步预设关系资本使用者是情境理性的行动者，其关系资本使用受到自身理性和结构地位的双重制约。（三）就医认可中的关系“负功能”

就医是一个关系运作特征明显、作用突出的制度场域。既往研究表明，资源竞争激烈和制度不确定性突出的场域更易催生关系文化，进而为关系资本的运作提供空间[27][50]。就医正符合这样一个场域特征，一方面，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和居民的过度就医倾向[51]加剧了原有的医疗资源供需矛盾，“看病难”“看病贵”的普遍认知也从侧面展现了就医场域中资源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医疗的高专业化门槛和医疗制度的渐进式改革造就了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13]，患者就医面临广泛的制度不确定性。正因如此，“找熟人”“送红包”等关系运作行为成为就医过程中历史悠久且屡禁不绝的现象[4][52]。

1.关系“负功能”假设

有别于关系资本的诸多“正功能”，“负功能”成为关系对就医认可作用的普遍发现。如表1 所示，个体层次社会资本和关系资本运作在以往研究中被认为在医患互动、医患信任和医疗满意度等诸多领域具有消极后果，且得到了数据实证分析的证实。

表1 既往研究中关系资本对医疗领域作用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关系资本“负功能”仍需妥善看待自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既有研究依赖于一个预设前提，即关系资本的使用可能在所有人群中是均值分布的。但这一前提在关系资本的研究实践中往往难以满足，自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得到社会资本研究者的格外重视[34][53]。具体到本文的研究问题，存在个体社会特征、医疗服务状况、关系动员情况和社会媒介渠道等要素既会影响个人的就医认可，又会影响其使用关系资本的可能。因此，关系资本的“负功能”仍需在控制自选择性偏误后进一步确证，据此提出关系资本“负功能”假设：

关系“负功能”假设：在克服自选择性偏误后，关系资本仍然对于城市居民就医认可具有“负功能”。

假设1.1：就医中使用关系资本的城市居民，对就医总体认可水平更低。

假设1.2：在控制自选择性偏误后，使用关系资本对就医总体认可水平的负面效应仍然显著。

2.“负功能”发生机制假设

在关系资本“负功能”显现的前提下，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这一“负功能”是如何发生的。对于这一问题，关系无用论、关系侵蚀论和关系分化论都能给出前后自洽的理论解释，但在当前就医场域中，关系资本的“负功能”发生机制更符合何种理论解释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从关系无用论出发，关系资本对就医认可的负面影响来自关系泛滥的医疗服务场域所施加的情境压力。在关系文化浓厚的医疗场域之中，“大家都用，我也要用”的从众逻辑和“不用关系会影响就医效果”的被动逻辑迫使就医者全力寻求关系建立和使用的可能，即便这一关系资本未必能带来真正的资源收益[33]。因此，关系资本并未为个人带来就医的便利，反而增加其经济和情感负担[7]，因而导致负面就医认可的产生。

从关系侵蚀论出发，关系资本对就医认可的负面影响来自对既有制度基础的侵蚀[8]。关系资本虽然能够帮助个体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付出更低的医疗成本、实现就医便利的工具性目标，但这一以关系信任取代制度信任、以人情纽带取代既有规则的行为本身会损害就医者对整体制度规范的信心[54]，使其更加担心自身在更激烈的医疗资源竞争中的胜负，进而形成相应的负面认可。

上述两种解释机制都完成了关系资本导致负面就医认可的理论闭环，但在作用后果的边界上存在差异。如果按照关系无用论的推演，成为负担的关系资本对就医中的资源性认可和制度性认可都会呈现显著负面效应。而按照关系侵蚀论的推演，关系资本的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制度性认可方面，对更强调工具性收益的资源性认可，其负面效应可能削弱乃至反转。据此提出一对竞争性假设以验证两种解释机制的适用性：

关系无用假设：关系资本对就医认可的负面影响遵循关系无用机制。

假设2.1：就医中使用关系资本的城市居民，对就医的资源性认可水平更低。

假设2.2：就医中使用关系资本的城市居民，对就医的制度性认可水平更低。

关系侵蚀假设：关系资本对就医认可的负面影响遵循关系侵蚀机制。

假设3.1：就医中使用关系资本的城市居民，对就医的资源性认可水平不存在差异或更高。

假设3.2：就医中使用关系资本的城市居民，对就医的制度性认可水平更低。

将关系分化论所主张的关系资本异质性考虑在内，关系资本使用的结构分割机制同样可能成为关系资本“负功能”的作用基础。每个就医者动用关系资本的可能性是不尽相同的，使用关系资本带来的收益也并非均等的[48]。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越高的就医者往往具备更强的使用能力[55]，关系资本使用更可能是其衡量成本与收益之后的主动抉择，不仅有利于实现原定的资源获取目标，也能最大化避免关系资本带来的负面冲击。

与之相反，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越低的就医者越不具备使用能力，是关系资本分布中的弱势群体，选择使用关系资本时更可能是迫于无奈的被动之举。关系资本对这一类型就医者是“病急乱投医”的盲目抉择，自身使用能力的匮乏也会导致关系资本的效用受限[46]，不仅难以实现既定的资源获取目标，还会放大关系资本对其就医认可的负面效应，最终产生基于关系资本异质性的健康不平等[56]。据此提出关系分化假设：

关系分化假设：关系资本对不同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的城市居民就医认知的负面影响存在差异。

假设4：相较于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较高的城市居民，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更低的城市居民使用关系资本对其就医总体认可水平的负面作用更大。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4 年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面向所有城市居民进行的“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大型社会调查（简称JSNET2014）。该调查遵循城市-社区-家户多层次随机抽样的方法，最终获得有效样本5480 个左右，剔除未在过去一年有过就医经历的样本并进行数据清理后，实际参与分析样本为3310个左右。

（二）核心变量

因变量为就医总体认可、就医资源性认可和就医制度性认可。就医总体认可通过就医者对就医经历的总体满意度生成并调整为二分变量，就医资源性认可和就医制度性认可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就医安全（对医疗安全评价）、就医制度和政策（对医疗制度和政策的满意度）、就医花费（是否担心因重病付不起医药费）、就医资源（是否担心关键时刻没有医疗资源）四个就医子项进行因子分析生成，并进行0—100的等比例调整。就医花费与就医资源认可呈现出较强的内在一致性，指代就医者对包括医疗成本在内医疗资源状况的感知和认可；就医安全和就医制度政策呈现出较强的内在一致性，指代就医者对就医过程中医疗整体制度环境的信任和认可。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就医资源性认可和制度性认可因子分析（N=4007）

自变量为关系资本使用，即就医者（或家人）在就医过程中是否使用关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系资本因其不同测量角度可能包括“使用社会资本”“使用了的社会资本”和“可使用的社会资本”[57]，这里主要以关系动员行为即从“使用社会资本”角度来指代关系资本。

除此之外，引入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和家庭经济收入等社会或个体特征变量，医疗保障、医疗服务类型和医疗信任等医疗服务变量，关系资源储量和关系认知等关系动员变量以及互联网使用等社会媒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见表3。

表3 变量描述统计（N=3310）

四、模型分析与结果报告

本文的因变量类型为二分变量和因子得分，分别可适用于logistic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传统回归方法难以应对因自选择性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进一步引入倾向值方法[58]构造出一对仅在处理变量上存在差异，在其他混淆变量上均不存在差异的实验组与控制组，进而消除混淆变量对处理变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传统回归和倾向值加权的方法完成对关系“负功能”假设、关系无用假设和关系侵蚀假设的验证，并结合双重稳健估计来提升既有结论在回归模型设定错误或混淆变量有所遗漏情况下的稳健性。然后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来比较关系资本对不同使用可能性（倾向值）人群“负功能”的差异，以验证关系分化假设。

首先，分别采用logistic和多元线性回归建构起就医总体认可、就医资源性认可和就医制度性认可的回归模型，见表4。

表4 中M1 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前提下，使用关系资本的就医者相较于未使用关系资本的就医者，其就医总体认可水平发生比是0.786，且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较低，假设1.1得到了数据的支持，这也与以往实证结果保持一致。

表4 关系资本与就医认可的logistic和多元线性回归

M2和M3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前提下，使用关系资本的就医者相较于未使用关系资本的就医者，对就医的资源性认可水平高出3.143，对就医的制度性认可水平低2.920，且两者均至少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关系资本对资源性认可的正向作用和对制度性认可的负向作用得到数据的初步支持。

其次，引入倾向值方法尝试克服自选择性偏误带来的结论偏误。需要说明的是，倾向值方法的使用需要满足两个前提，一是尽量加入外在可观察的同时作用于关系资本使用和就医认知的混淆变量以满足非混淆性假设，二是进行平衡性检验以保证倾向值方法使用之后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平衡性假设得以满足。针对第一个前提，本文在选择模型中纳入全部控制变量并进行logistic回归检验，绝大部分控制变量均对关系资本使用有显著影响且模型解释力总计达到13.75%；针对第二个前提，本文在所有倾向值加权模型和双重稳健估计模型之后都进行平衡性检验以保证实验组与匹配组在混淆变量上的显著差异被消除。

表5 关系资本与就医认可的倾向值加权和双重稳健估计

表5 中M4 为关系资本与就医总体认可的双重稳健估计模型，在尝试控制自选择性偏误之后，关系资本使用对就医总体认可的影响系数略有缩小，但仍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关系资本仍旧呈现出损害就医总体认可的显著负面效应。假设1.1和1.2构成的关系资本“负功能”假设得到数据的验证，以往研究所关注的医疗场域内关系资本的“负功能”在克服自选择性偏误后得到进一步证实。

M5和M6为关系资本与就医资源性认可的倾向值加权和双重稳健估计模型，ATE效应系数相较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均有所扩大，且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关系资本对就医资源性认可的正面效应得到验证，而且存在因自选择性偏误被低估的可能。假设3.1得到了数据支持，而假设2.1未能得到数据支持。关系资本对就医者获取更好的医疗资源、形成对医疗资源的正面认可呈现出显著正面效果。

M7和M8为关系资本与就医制度性认可的倾向值加权和双重稳健估计模型，ATE效应系数相较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均有所扩大，且均在0.0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关系资本对就医制度性认可的负面效应得到验证，而且存在因自选择性偏误导致被低估的可能。这与假设2.2和3.2的推演是一致的。关系资本会损害就医者对医疗制度和安全等抽象体系的信任与认可，催生对就医的制度性不良认知。

M5—M8 的结果联合支持了关系侵蚀假设，而关系无用假设未能得到数据支持。关系资本在导致制度性认可下降这一负面后果的同时亦在资源性认可层面显现出稳健的正向效应。因此，关系资本“负功能”的显现更可能来自城市居民牺牲制度性认可换取资源性认可的理性抉择，而非盲目从众的非理性行为。关系侵蚀机制相较于关系无用机制更适用于就医场域关系资本“负功能”的发生机制解释。

图1 关系资本使用倾向值得分与就医总体认可影响效果的异质性模型

再次，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以验证关系分化假设。如图1 所示，关系资本对就医认知的影响系数随倾向值的扩大不断趋于正数，表明伴随着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的提高，关系资本对就医总体认知的负向效果在不断减小。关系分化假设得到了数据支持，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更高的就医者选择使用关系资本时的负面体验要明显小于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更低的就医者。这一结果表明在就医场域中，关系资本的“负功能”对于处于不同关系资本层次的个人是有所差异的，关系分化也可能会成为“负功能”在就医领域出现的机制基础。

五、结论与反思

本文基于关系资本的“负功能”讨论，在尝试克服自选择性偏误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了关系资本在就医认可上负面效果的呈现，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负面效果的发生机制。具体发现如下：

首先，在排除诸多混淆变量干扰之后，关系资本仍旧呈现出不利于城市居民形成正面就医认知的“负功能”。作为一个关系运作活跃、关系文化浓厚的制度场域，医疗领域的关系资本呈现出损害城市居民总体就医认可的负面效果且具备一定稳健性。其次，关系侵蚀而非关系无用更可能是就医中关系资本“负功能”的发生机制，关系资本于就医者仍能发挥提供资源便利的生产性功能，但这一功能的实现是以侵蚀制度认可为代价的。再次，异质性所导致的关系分化在关系资本“负功能”的显现上亦有所贡献，关系资本使用可能性更低的个体在就医是否使用关系资本的选择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也更真切地感受着关系资本的“负功能”。

上述发现给予未来关系资本研究更多启示：首先，如何看待关系资本在医疗场域中的活跃运作？医疗领域中的关系泛滥常被归咎于医患双方的非理性选择和道德沦丧，换言之，是从关系无用论的角度来解读关系在就医场域中的运作，这也与关系在中国社会常常遭遇的道德性批判和消极形象相吻合[11]。但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就医者在面临关系资本抉择时并非完全迫于情境压力的非理性行动者，医疗场域中的关系资本使用具有内在的理性行动和结构分化基础，对医疗领域关系资本“负功能”的把握不能忽视隐藏于关系就医者行为动机中的理性和情境动机。

其次，未来的关系资本研究需要更多地正视“负功能”。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就医关系“负功能”的表象下仍然隐藏着资源获取便利的正机制，功能论定义对“负功能”的切割和回避帮助关系社会资本免予部分质疑的同时，也弱化了理论概括力，难以体现中国社会关系的丰富理论内涵。关系“负功能”的相对常见既是关系资本与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张力之所在，又是中国社会的独有特征之一，对“负功能”的正视或将成为关系资本进行国际概念化[59]的重要生长点。

再次，“正负功能”的转换机制需要关系资本研究者给予更多的重视。正如科尔曼所说：“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60]关系的“光明面”与“黑暗面”本就密不可分，真正重要的是连接两者的中间机制，以本文研究结论为例，关系资本对就医者不同就医方面的差异性影响和对不同关系资本使用可能个体提供的异质性回报都提示了关注“正负功能”转换机制的重要性。

最后，未来的医疗服务建设亦需客观看待就医中关系资本“负功能”的警示。医疗领域中关系资本“负功能”的持续显现折射出医疗服务资源紧缺、制度失信和结构分化的现实问题。上述问题难以通过简单的道德约束和奖惩机制予以解决，而是需要医疗资源的不断优化、医疗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医疗公平感的不断提升，这样才能避免因关系资本的泛滥和不均导致的新的健康不平等生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