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张志忠

莫言的文学创作成就显著，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就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在海内外传播、翻译和获奖最多的，有诸多的经验可以讨论。本文着力于论述其独特的劳动美学的建构。

莫言自小学五年级辍学，到生产队参加劳动，至1976 年参军入伍，整整在乡村劳动达十年之久，对乡村的劳动观察、体验颇深，在其大量作品中都有精彩的劳动场面和技艺过人的人物形象。

打铁，在莫言作品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让少年莫言的化身小黑孩走进桥洞下的铁匠炉窝棚，对小铁匠偷师学艺的过程有切近的观察。幼小的小黑孩自己面对庞然的风箱，最初力不能支难以胜任，在老铁匠指导下，数日之间逐渐由生到熟进而得心应手，他对炉火映照下熠熠生辉的红萝卜的精细观察亦真亦幻令人迷醉。在《丰乳肥臀》中，上官家的父子两代都是体力孱弱，缺少男子汉气概，于是，鲁璇儿的婆婆上官吕氏就站了出来，担起了抡大铁锤的重任，她光着上半身在铁匠炉前打铁的非凡身姿，成为村中的一景。《姑妈的宝刀》中韩家叔侄本来也是很优秀的铁匠，“小韩打锤，得心应手，似乎闭着眼也能打，叮叮当当的，有些惊心动魄的味道”。结局却有些意外，他们在姑妈拿来的生铁和绕指柔般的样品刀具面前知难而退，一去不回。这样的遗憾在《月光斩》中得到了弥补与诠释，这部作品中的铁匠父子四人，同样遭遇高难度的挑战。在一块来历奇特的生铁与女红卫兵巧妙的激将法面前，他们为了捍卫铁匠的声誉以命相搏，演出了一场打铁的绝顶高潮，最终打成旷世未有之宝刀的同时，父亲和两个大儿子都气绝身亡。在《左镰》中，故事的主线是讲几个乡村少年的恩怨情仇，作者的用力之处却是走乡串村的铁匠们打造镰刀、铡草刀的动人场面。在乡村的平淡生活中，铁匠师傅的劳作变作火光摇曳、锤声铿锵、魅力四射的画面，那些冰冷坚硬的铁块在人的意志之下驯服地变形，这在莫言的笔下得到充满诗性的描写：“老韩用双手攥着长钳，先把左镰夹出来，放到铁砧上。然后他又将那块钢加到镰刀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挥棒一样的锤子，对着流光溢彩的活儿打了第一下。小韩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在老韩打过的地方，发出沉闷得有点发腻的声响，钢条和镰刀已经融合在一起。老三丢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铁砧子上白的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和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左镰》）

打铁是数人之间的默契合作，割麦子则具有劳动竞赛的意味。这也是莫言津津乐道非常出彩的地方。割麦时节，生产队的队员在地头一字排开，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地收割麦子，又是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孰强孰弱一目了然，那些争强好胜的人们自然就有了一比高低的心计。在《麻风的儿子》和《地主的眼神》中，莫言就分别写了两场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的割麦比赛。即以后者而言，少年的“我”一心要和地主分子孙敬贤比赛割麦子，以为他病弱可欺，孰料孙敬贤是村子里名列前茅的割麦能手，不动声色就将“我”远远甩在身后，还因为质量优劣的对比让“我”大出其丑。尽管这是阶级斗争非常严酷的年代，但劳动才能并不会因此遭到抹杀。

对于乡村生活中日常的和传奇的劳动，莫言都是非常善于描写的，进而把它和人的尊严、创造的美感融合起来。《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是从乡村中崛起的草莽英雄，却也不失劳动者的本色。他和一帮苦力到办丧事的綦家去抬那口沉重无比的棺材，本来是为了赚钱糊口，在遭遇到綦家人的轻蔑不屑之后，他的动机升华了——为了争口气，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宁愿舍命也要把棺材稳稳当当地抬起来。戴凤莲敢爱敢恨，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她做女红也是一把好手，她剪出的活泼传神的窗花，如“蝈蝈出笼”“鹿背梅花”，不仅是以高密民间艺术“三绝”之一的高密剪纸为依托，更表现出她在摆脱厄运喜获重生后的欣喜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牛》中的兽医老董，一把柳叶刀出神入化，短短两三分钟就把难以驯服的公牛骟掉了，轻而易举却又神奇莫测，让在场观看的人瞠目结舌。还有木匠，乡村生活中无处不在，《木匠和狗》《枣木凳子摩托车》都有对木匠活的精心描绘。极而言之，《檀香刑》中的刽子手赵甲，虽然从事的是最卑贱最血腥的职业，但在他的人生信条中同样充满了“敬业精神”，毕生都追求把手头的杀人酷刑做得精益求精，让那些官家和看客得到最大的观赏快乐。这其中不无反讽，却也切入一种在世人皆以为不齿的卑贱中维护个人尊严的内心世界。

莫言对乡村劳动绘声绘色的描述，源自其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作家格非以自己少年时期跟随父亲去捕鱼的经验，称赞莫言《天下太平》中对捕鱼场景的描写非常精彩：“我常常跟着父亲去收野鱼，对捕鱼的过程非常熟悉。莫言这篇小说里，有两三段详细描写捕鱼的过程，他写得特别准确。我不知道莫言有没有干过那个活儿，但整个过程里每个小的节点都写得特别令人信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在给莫言的颁奖辞中指出：“莫言知道乡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修水利、放牛羊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此言不差。

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还具有升华与救赎的功能。在《左镰》中，正是风风火火的打铁景象，打出可供左手使用的镰刀，减弱了田奎失去右手的痛苦，也在成长岁月中化解了少年人的恩怨情仇。《蛙》中的妇产科医生“我姑姑”万心，因为内心愧疚，曾经用自杀来向世人谢罪，后来是向她的丈夫学会了捏泥人（泥塑也是高密民间艺术“三绝”之一），通过捏泥塑娃娃来抚慰和拯救自己伤痕累累的心灵。

劳动、尊严、创造乃至救赎，构成莫言的“劳动美学”。

劳动创造人类，也创造了美，创造了文学艺术。中国最早被记载的诗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先民削竹为弓箭进行狩猎的生动写照。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一直遭到轻蔑鄙弃，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民众，一直被排斥为社会底层。直到19 世纪，马克思才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最高的意义上肯定工人、农民劳动的意义，劳动创造人类，即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也创造了审美对象和审美愉悦。

简略而言，它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在劳动中，人们从无知到有知，从笨拙愚钝到应用自如，在实践中掌握了劳动的规律，并且能够主动地运用这些规律进行创新，从而取得劳动和创造的主动权，创造出合乎自己劳动目的的产品；二是劳动过程也促进了人们的感觉能力和思想意识的发展完善，劳动创造了美，也培养了人们的审美能力，能够体察到这种美的存在和价值；第三，人们在劳动过程和对劳动产品的观照中，感受到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肯定自我，产生超越实用目的的审美愉悦。

马克思的劳动与“劳动美学”思想，集中地体现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就从正面阐述人类在劳动中，从大自然和对象化中肯定自我，体现出劳动的自觉与自由，进而产生审美享受：“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里的关键词，是劳动中的自由和自觉。所谓自由，分两层意思。一是说人类的劳动摆脱了动物性活动求生存的简单目的，具有了更多更高远的追求，从大自然的束缚中争取到相当的自由，具有了去创造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可能性。二是说人类遵循客观规律，又运用客观规律进行新的创造，创造自身和世界，从原始社会、游牧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直到当下的信息时代，展现了人的创造才能的现实性。所谓自觉，是说劳动者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劳动产品呈现出来之前，就有一个预设的蓝图；蜜蜂制造的六角形的精美蜂巢，令人类赞叹不已，但是，蜜蜂只是依靠本能而筑巢，即便最蹩脚的建筑工程师，他的建造图纸，也是人类的新创造。蜜蜂千百年来建造的蜂巢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人类却从穴居野人进化到可以建造摩天大楼、跨海大桥，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马克思这样说：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在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这种劳动的快乐，劳动的美学，“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又从这种制品中直观到自身，这是和人在劳动中的自主状态分不开的。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庄子寓言中的庖丁解牛。庖丁最初执刀分解牛肉，一味蛮干，费力不讨好，一把刀用不了几天就变钝了，就得重磨，也不会有什么洋洋自得的快感。在19 年的拆解牛肉的过程中，他熟悉了牛的身体构造，对于其骨骼筋脉了如指掌，技艺出神入化，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由技艺而升华为大道。在别人看来，他的动作，一招一式，都富有艺术的美感，就像富有节奏感的舞蹈一样：“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yǐ），砉（huā）然向然，奏刀騞（huō）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自己也对他的劳动充满了自我欣赏的快乐，“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hu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了美的论断，是在对其所处时代的工业生产进行严厉批判的前提下提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夺，使他们失去支配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的权利，大工业——流水线的超强度、单调化生产将工人异化为无血肉、无感性的机器，而不是自主性很强的主人翁，将劳动异化为糊口谋生之唯一目标而痛失人们的创造性美感。这样的论断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只不过更多地表述为反思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弊端和回望乡愁的吁求。

在此前提下，我们对莫言的劳动美学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述。出身农家或者当过知青、与乡村生活有密切关联的当代中国作家不在少数，有许多作家都自命为“我是农民”，但是，在诸多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像莫言这样，非常投入地、持续地歌颂乡村劳动，表现劳动者的高超技能和自豪感，乃至从劳作中获取救赎，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乡村政治、传统文化、社会伦理和历史变迁吸引了诸多作家的目光；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景象、劳动者的自豪与美感，与之相比就显得平淡无奇，很难加以安放。在这样的比照下，莫言的劳动美学独标高格，为劳动者传神立像，让我们对乡村中的各种劳动技艺与能工巧匠肃然起敬，此其一。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在经历现代转型，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生产与农村的城市化，都在遮蔽和消解基于农业社会的劳动美学。打铁、割麦、捕鱼乃至剪窗花、捏泥人，都成为明日黄花，从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逐渐消退。这是时代发展的悖论，却也让我们对莫言的劳动美学，有了更为深刻的感知，化作记住乡愁的卓越文本，此其二。放开眼界，在全球性的文明转型中，莫言的“农事诗篇”，也为人类曾经长久地存在而今被机械化作业所取代的农业化时代之劳动，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写照。就像我们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不但从中读出特洛伊战争的生死鏖战，也对火神为阿喀琉斯打造盾牌的宏伟豪华的场面描述赞叹不已，进而从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匠人劳作和制造工艺，此其三。

①李敬泽等：《高密东北乡的归去来辞》，《作家》2018 年第11 期。

②③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96 页，第96—9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