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陈建华

梁启超和中国最初的托尔斯泰译介

托尔斯泰作品在中国最初的译介是由传教士完成的。最早的中译本是英国传教士狄益华翻译的《诚实敬神论》和《解仇良法》，后者1900 年出版，前者可能还会略早些。这两篇作品分别写了鞋匠马丁和农民伊万的故事，旨在弘扬博爱和宽恕的思想，带有宗教色彩。译者根据1887 年的英文版译出，英文版有介绍托尔斯泰的序言。因中译原本未见，无法判断中译本前是否保留相关介绍。上海广学会据英文本翻译的《俄国政俗通考》（1900）中有一段介绍托尔斯泰的文字：“俄国爵位刘（名）都斯笃依（姓）……幼年在加森大学肄业。1851 年考取出学，时年二十三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军营效力。1856 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一编，备载1812 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颂之，纸为之贵。” 文字虽非中国人所撰且过于简略，但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介绍托尔斯泰的中文材料。当然，此说应该还有探索空间。

真正出自中国人手笔，并颇有新见地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字始于1902 年，这是与晚清杰出的学者梁启超（1873—1929）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此年2 月，梁启超在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以独到的眼光审视托尔斯泰：“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如法国的福禄特尔、日本的福泽谕吉、俄国的托尔斯泰诸贤是也。”“托尔斯泰生于地球第一专制之国，而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其所著书，大率皆小说。思想高彻，文笔豪宕。故俄国全国之学界，为之一变。近年以来，各地学生咸不满于专制之政，屡屡结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锢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者也。……苟无此人，则其国或不得进步，即进步亦未必如是其骤也。”梁启超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学术的地位，强调思想家的威力。在他看来，世界上“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不是帝王的“威力”或“权术”，而是“智慧”，是“学术”。托尔斯泰“思想高彻，文笔豪宕”，俄各地持续不断的反专制斗争，均受“托尔斯泰之精神所鼓铸”，威力之大，“政府捕之锢之逐之而不能禁”。这样的思想家是俄“必不可少之人”。二是强调汲取外来新思想的重要。思想家“亦有不必自出新说”，如“能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此其势力亦复有伟大而不可思议者”。在梁启超看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思想家，其“大倡人类同胞兼爱平等主义。其所论盖别有心得，非尽凭借东欧诸贤之说者焉”。上述文字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亡命海外期间，寻找启蒙新路的心境，托尔斯泰仅是其反思失败和阐述己见的例证而已。尽管如此，梁启超的学识和卓见已使他对托尔斯泰的简短评说不同于先前的浮光掠影的介绍。

此文刊载于《新民丛报》的创刊号，这使它的影响非同一般。《新民丛报》系梁启超继《清议报》后创办的最有影响的刊物，其办刊宗旨就是“运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文中所用的“托尔斯泰”的译名后为大多数中国读者所接受。此后，梁启超又写下了《论俄罗斯虚无党》（1903）一文。作者对俄国革命及俄国文学均颇为熟悉，对俄国民粹运动失败原因的分析亦不失精当。不过，此文正写作于梁启超旅美归来，思想从“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转向保皇（虽然并未改变追求民主政治的初衷）之时，梁启超在1905 年俄国大革命爆发时站在了俄国保皇党一边。他在《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一文中称“吾侪日祷于帝，以祈彼玉成”，但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革命中“最力之一派，即所谓社会主义者之流”，他们“以废土地私有权为第一目的”，“虽以托尔斯泰之老成持重，犹主张此义。其势力之大，可概见矣。目使俄国忽专制而共和也，则取今政府而代之者，必在极端社会主义之人”。

寒泉子论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

对作家生平和思想进行较详尽的研究的，最早要推寒泉子的《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文言六千余字。在学术演进的意义上，这是一篇颇为珍贵的史料。文章题称“略传”，确系如此。不过尽管文中关于托尔斯泰生平及其文学活动的介绍着墨不多，但脉络清晰，多少提供了有关托尔斯泰创作生涯，特别是思想发展的某些信息。如在谈到他的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段生活时，作者写道：托尔斯泰“学诸科皆不成，乃辞大学从军，赴高加索地方。边塞天然之风景，生活之质朴，均有所感于心，而著诸小说。后有种种名作，士女争诵。迨千八百五十四年克里米亚之役，从军有功，且著一书。极力摹写此役之大活剧，大惨剧，使读其书者，神泣鬼惊。而托尔斯泰之厌恶战争，实始于此”。在谈到他激变前后的思想探索时，作者写道：托尔斯泰文名大增，“为世所重。托尔斯泰回顾此时之境遇，深自惭愧。曰：吾昔以绝代文学家自任，而今顾自问，当时于人生之意义，何知何觉？则茫乎无有也。惟文学之所获使吾居美宅，昵美人，博美名耳”。托尔斯泰“若以自己而已，则财产文学名誉绑绕托尔斯泰之一身，五欲之乐无所不备，又何苦为忧愁无聊之人乎？乃托尔斯泰之意以为，天下若我境遇，自俄国人民全体视之，仅居其最少数。而其最多数，则食而不饱者也，衣而不暖者也，居而不安者也。孳孳营营，惟日不足，犹且不能以脱于饥寒，而又为无慈悲无正义无公道之政之教之所凌虐矣。苟有人心者，可睨此多数同胞之沉沦地狱而不之救方，且欢笑于其侧，战胜于其侧，意气傲然，以为优等人类者，固如是耶。于是，托尔斯泰自贵族降而投农夫之群，以倡新宗教”。这里确实说出了托尔斯泰转向宗法农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文着重分析的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文章篇首即言明：“今日之俄国有一大宗教革命家出矣。其人为谁，曰勒阿托尔斯泰（即列夫·托尔斯泰）也。……吾之所以推托尔斯泰为俄国宗教革命家者，约诸二语：曰托尔斯泰反动于俄国现在之境遇而起者也，曰托尔斯泰将欲以变更世界宗教之意义者也。”但托尔斯泰的“新宗教”“非佛教耶教之旧宗教”，而与庄子思想相近。“是以其厌世观似佛教也，而其忧世济时讲求一种社会学说，欲挽人类之劫运归之永久之平和，非佛教之类也。其以福音为根柢似耶教也，而其抛弃教权教会教仪，排黜骄奢虚伪残酷无慈悲无正义无公道之文明，则非耶教之比也。惟其疾视现在社会之甚往往流于矫激驰于空想，而不自知耳，虽然此在衣驼毛，束皮带，食蝗虫野蜜，以呼于野之豫言，非所可尤也。庄子曰：为之斗斛，所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所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所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所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故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破斗折衡，而民不争。托尔斯泰之思想，有与此近焉者矣。礼运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选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贼窃乱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托尔斯泰之思想又与此近焉者矣。”

正因为这样，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托尔斯泰及其思想是“尤可注目”的。不过，值得“注目”的原因还在于，托尔斯泰思想在俄国的出现亦绝非个人因素使然，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俄国人民之境遇，在俄国阶级之悬绝，在俄国政府之虐政，在俄国宗教之腐败，在俄国君相之夸大而好战”。那么，在如此腐败的专制政体中产生的托尔斯泰宗教思想，其精髓何在呢？文章从六个方面作了阐述：其一为“溯源宗旨”，“托尔斯泰之于基督教，一扫前此之百家繁说，而独欲溯其源者”；其二为“实行宗旨”，“其实行之勇猛，感化之伟大，则今一代宗教家孰出其右者？托尔斯泰之于此点也，诚以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而亦不失为世界之一伟人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今世之人，非托尔斯泰其谁当此”。其三为“平和宗旨”，“在使万国弭兵，铸干戈为耒耜，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其四为“平等宗旨”，“托尔斯泰以弭兵为宗旨，其目的在进世界人类之幸福，不在计一国之富强；是以其眼有世界，无邦国，有人类，无国民。……俄皇不敢诛之者也，何也？以民心归之者也。……贵不得凌贱，强不得侵弱，治者不得愚被治者”。其五为“社会宗旨”，“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以世界人类永久之平和为其目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故其对于社会理想之淳古粗朴，岂与初代期基督教徒相似而已，抑亦夺许之席而入庄周之室矣。托尔斯泰之思想亦有衣被十九世纪之服装者，何也？彼之不以个人为本位而已，以社会为本位思想即是也。惟以社会为本位，故有共同生活之说，故有财产共通之说，有世界大同之说。而社会能生罪恶亦能生道德，社会能自堕落亦能自向进步，托尔斯泰其知之矣。故托尔斯泰之说，求其比于古人而崭新有异彩者，则惟其是”。其六为“精神宗旨”，“托尔斯泰之取于基督，取其精神宗旨也。……托尔斯泰曰：爱神爱人，乃为吾侪万善之本。宜基础于是以立太平天国，不基础于是之文明，则不免胥人类而沉沦于罪恶之海而已。故立五戒以儆人类：曰勿怨恨，曰勿堕落，曰勿伪誓，曰勿敌意，曰勿分邦国以作争战”。

以上评价的立足点是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这在反映当年中国学界对托尔斯泰的认识方面颇有代表性。戊戌变法失败后十余年，国内思想界受西方影响，对宗教问题颇为关注，讨论热烈，有人甚至提出宗教救国的思想。此文可能与这一潮流有关。作者寒泉子（黄乃裳）国学功底颇深，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也有相当的了解。尽管基于作者的基督教人士的身份，文章对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持一味赞美的态度，归纳也不尽准确，但那个时代的中国学人能对托尔斯泰晚年思想做出如上的分析，能在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比较中颇有见地地阐发托尔斯泰思想的内在精神，应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这篇文章已成为中国“托学”不一般的开篇之作。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在他晚年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他的创作发生过深刻的影响，认识和研究他的宗教思想是“托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难度很高的领域。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所涉及的领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竟少有人深度涉及，一直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

王国维译述托尔斯泰

1904 年，晚清重要学者王国维（1877—1927）进入我们的视野。20 世纪头十年是王国维倾心西学并深受其影响的时期，前半段主要兴趣在哲学研究，后半段转向文学。其间写有大量重要著述，如《红楼梦评论》《静庵诗稿》和《人间词话》等，以及介绍西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诸多哲学家和关于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拜伦等诸多文学家的评传，其中也有关于托尔斯泰的文字。

一篇是王国维翻译的《脱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1904）。这篇译文强调的是，不能迷信科学，科学不能“增进人生之幸福”；“科学家于一面排斥宗教伦理等，又于一面维持社会之现状，不思改良，而使人日益堕落”，乃至发生战争；“吾辈科学家，钻研琐屑之事，惟曰不足，其心亦苦，其力亦劳矣，盍移此心务从事于真正之宗教道德及社会的事业乎！”译文前有王国维的一则短评，交代了托尔斯泰的基本面貌（“俄国之大文学家，又今世之大思想家也”），以及作者撰写此文的宗旨（“盖伯爵欲令世人注意于道德，而勿徒醉心于物质的文明也”）。译者虽未对这篇“立论新奇”的文章评说“是非”，但其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国内思想界对科学问题也多有讨论，译出此文并点名宗旨显然也与此有关。

另一篇是王国维在其主编的《教育世界》上发表的《脱尔斯泰传》（1907），全文13章，文言2万字，文字明晰，内容虽略有错讹和不确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可谓基本到位，这在中国系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托氏。文章在“绪论”中称：“脱尔斯泰者，非俄国之人物，而世界之人物也；非一时之豪杰，而千古不朽之豪杰也。以文学家，则惟琐斯披亚、唐旦、格代等可与颉颃。以之为宗教家，则惟路得可与肩伍。”文章谈到了托尔斯泰的“家世、修学、军人时代、文学时代、宗教时代、农事意见、教育意见、上书、家庭、丰采、交游及论人、佚事”等。

文章中涉及其文学活动的部分有五千多字。在“文学时代”中写道：托尔斯泰的《回想录》（即《童年》等自传三部曲）“描写儿时生活与思想，而穿凿入微，恰有少年批评大人之观”。他的《农活》（即《一个地主的早晨》）“略叙一青年，富有田产，忽抱解放农奴之志，又欲进而教之，然卒无成效”。他的《哥萨克所闻录》（即《哥萨克》）“盖自责其旧日奢侈浮靡之习，观其以自然之生活与不自然之生活，隐隐对写，则虽谓之受影响于卢骚可也”。文章对《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王分别译为《和平与战争》《俺讷小传》和《再生记》）三部巨著有情节介绍，评价甚高，称“实千古不朽之作，海内文坛，交相推重”。《战争与和平》“叙当时俄人之家庭生活，兼写战场景况，以平和与战斗两舞台，相间夹写，局势变化，烘染渲明，令读者有应接不暇之概，所说人物以百计，而面目各异，自非奇才，不易办此”。《安娜·卡列尼娜》“描写俄国上流社会之内幕”，“观其书名，虽似以俺讷为主人，实则就正邪二面两两对写，以明其结果之祸福，又以见姻缘之美满，家庭之和乐，尚非人生究竟之目的”。《复活》“实捕捉十九世纪之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而以深远有味之笔，现之于纸上者也。法国某批评家谓《再生记》之作，乃对十九世纪人间之良心，为当头一棒喝！可谓知言”。作者对上述作品，特别是三部名著的主题、人物和艺术上的过人之处评点切中肯綮，至今仍有其价值。

辜鸿铭对托尔斯泰的认知

与王国维全面介绍托尔斯泰不同，辜鸿铭（1857—1928）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与托尔斯泰的书信往来。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少年时代即赴英国留学，在英、法、意等国有长达十一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19 世纪80年代，辜鸿铭回到中国，这位具有西学背景且才华出众的学者，随即服膺于儒家文化。在其后的岁月里，他在维护民族尊严，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却又偏执地坚守传统文化中保守的一面，以至于被国人视为文化怪杰。他对托尔斯泰及其思想的认知，其实也是他本人心路历程的一种写照。

辜鸿铭青年时代获得过爱丁堡大学西方文学硕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英国著名批评家克莱尔，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而言，当时的中国学人难出其右。辜鸿铭不仅精通多国文字，而且欧美作家作品在文中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尽管辜鸿铭称自己只有“有限的欧洲文学知识”，可是在他的文章中出现的欧美作家多达数十位，且每每有到位的点评。但也许是他的俄国文学方面的知识真的很“有限”，除了托尔斯泰外，辜鸿铭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俄国文学的踪迹。即使是托尔斯泰，他关注的也主要是托尔斯泰的思想，那些能够让他产生共鸣的思想。

其一是对日俄战争的态度。辜鸿铭的态度在他寄给托尔斯泰的文章《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1906）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他认为，日俄两国要结束战争只有按照托尔斯泰的主张去做。辜鸿铭在文中写道：“据我所知，除了托尔斯泰伯爵一人之外，还没有人公开提出过结束这场不幸战争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那就是“恢复其内心平衡，并保持其公正的判断力”——“一种真正的儒家的办法”，即“中庸”中“致中和”的办法。

其二是对世道人心的看法。这一点在《给托尔斯泰的祝寿文》中表现得很清楚。此文写道：“窃维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钦佩曷深。盖自伪学乱真、刍狗天下，致使天下之人泊没本真，无以率性以见道。惟先生学有心得，直溯真源，祛痼习而正人心，非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欤？……今欲使天下返本归真，复其原性，必先开民智，以祛其旧染之痼习，庶几伪学去，真学存，天下同登仁寿之域焉。今天下所崇高者，势力耳，不知道之所在，不分贵贱，无有强弱，莫不以德性学术为汇归。……故欲救今日之乱，舍先生之学之道，其谁与归？今之所谓宗教，如耶、如儒、如释、如道，靡不有真理存乎其中，惟是瑕瑜互见，不免大醇小疵；各国讲学同人，如能采其精英，去其芜杂，统一天下之宗教，然后会极归极，天下一家，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这篇由辜鸿铭执笔、代表部分在沪中外人士发出的祝寿文写于1908 年，表达了作者对作为“当代文章泰斗”的托尔斯泰的敬仰，而文中强调的“德性学术”反映了托尔斯泰思想激起的作者共鸣。

当然，这种“共鸣”大多是一厢情愿的，托尔斯泰在回信中批评了辜鸿铭的“尊王攘夷”思想：“我知道，中国有一种学说认为，‘君王’‘天子’，应该是大贤大德的人，他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臣民们可以而且应该不再服从他。但是我认为，这种学说只是为政权辩护。”他还批评了改良派仿效西方的主张。辜鸿铭在涉及托尔斯泰的多处文字中也对托尔斯泰的思想提出过批评。

鲁迅论托尔斯泰

鲁迅这一时期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论文字同样引人注目。1908 年，鲁迅以迅行的笔名在东京出版的《河南》月刊上发表《破恶声论》一文。此文主要对当时流行的“恶声”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改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也涉及了托尔斯泰的著作和思想。

鲁迅在抨击那些所谓的“志士英雄”道貌岸然的言论时指出：“奥古斯丁也，托尔斯泰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鲁迅在这里称赞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和卢梭所写的《忏悔录》是“伟哉其自忏之书”，是心声的自然流露。在后文中，鲁迅谈道：“间恤人言，则造作诸美名以自盖，历时既久，入人者深，众遂渐不知所由来，性偕习而俱变，虽哲人硕士，染秽恶焉。”有些人在作恶时会编造谎言来掩盖自己，久而久之，众人（包括有智慧的人）也会受其影响而追随之。例如，俄罗斯的某些诗人所宣扬的爱国，是赞颂军队武器如何精锐，侵占的土地和屠杀的人如何多，以此来粉饰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然而，“识者有忧之，于是恶兵如蛇蝎，而大呼平和于人间，其声亦震心曲，豫言者托尔斯泰其一也。”在这里，鲁迅称赞托尔斯泰是有远见的预言者，作家发自内心地抨击侵略战争，呼吁人间和平。对于托尔斯泰的思想，鲁迅归纳道：“其言谓人生之至可贵者，莫如自食力而生活，侵掠攻夺，足为大禁，下民无不乐平和，而在上者乃爱喋血，驱之出战，丧人民元，于是家室不完，无庇者遍全国，民失其所，政家之罪也。何以药之？莫如不奉命。令出征而士不集，仍秉耒耜而耕，熙熙也；令捕治而吏不集，亦仍秉耒耜而耕，熙熙也，独夫孤立于上，而臣仆不听命于下，则天下治矣。”也就是说，老百姓爱好自食其力的和平生活，而统治者则喜欢战争和杀人。只要老百姓不奉命，始终平和地过着自己的农耕生活，独裁者就会被孤立，天下也就太平。鲁迅分析道：“然平议以为非是，载使全俄朝如是，敌军则可以夕至，民朝弃戈矛于足次，迨夕则失其土田，流离散亡，烈于前此。”这里，鲁迅指出了托尔斯泰的“不抗恶”思想的虚幻，如果照此办理，后果会比奉命参战还要糟糕。“故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鲁迅强调托尔斯泰主张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看上去不错，但如真要那么做，则会远离初衷。

虽仅寥寥数语，但已能看出鲁迅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把握，也可以看到“托学”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就与激荡社会的各种思潮紧紧相连；那个时代人们赞扬艺术家托尔斯泰的同时，似乎更重视的是思想家托尔斯泰的价值；晚清出现的这些文字只是“托学”的雏形，大多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且受英、美、日等外来影响明显；中国“托学”的真正起步还有待“五四”大潮的到来。

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2 卷中，两部作品分别译为《哪里有爱，哪里有上帝》和《纵火容易灭火难》。

②可参见杨俊杰：《托尔斯泰和狄益华——也谈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的最早中译》，《俄罗斯文艺》2015 年第4 期。晚清问世的中译还有：1905 年，在《教育世界》第8、10、19 期上刊出的据日译本转译的小说《枕戈记》（即《伐林》）；1907 年，德国叶道生牧师和中国人麦梅生据英译本转译的《托氏宗教小说》（香港礼贤会出版)等。在当时发表或出版的译作的前言后记中，往往附有译者或评论家对作品及作者的评述，如《托氏宗教小说》有王炳堃和叶道胜两人写的序文。序文称“托尔斯泰者，俄国又名之著作家也”，书中有些先期在刊物上刊出，“阅者甚喜寓目”。王炳堃认为，“中国小说，怪诞荒唐，荡人心志”，“近日新学家，所以有改良小说之议也。泰西小说，或咏言，或寄意，可以蒙开学，瀹民智，故西学之士，译泰西小说，不啻汗牛充栋。然所译者多英美小说，鲜译俄文”；其实俄国“亦有杰出之士，如托氏其人者”；读所序之书“觉襟怀顿拓，逸趣横生，诚引人入胜之书。虽曰小说，实是大道也”。此序与当时维新派人士借译书以“引渡新风”的指向是一致的。

③《俄国政俗通考》一书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和中国人任廷旭据印度广学会的英文本译出，该书在出排印本前，曾于1899 年12 月至1900 年5 月在上海《万国公报》（林乐知为该刊主编）上分六期连载。

④俄国人维亚泽姆斯基1894 年来华旅行时发现，中国人对托尔斯泰及其作品并不陌生：“他们很多人为了阅读托尔斯泰的后期著作而特意学习俄文”；“这位中国人甚至还知道轰动一时的《克莱采奏鸣曲》”；“这位中国人告诉我，他的很多懂俄文的同胞都知道托尔斯泰伯爵的大部分作品”。同时，晚清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很多。是否还有关于介绍托尔斯泰的其他史料出现，仍待后人考证。

⑤见《新民丛报》第1 号（1902）。《新民丛报》为半月刊，创刊号为1902 年正月初一发行。

⑥1902 年11 月，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杂志第一号上刊登了“俄国大小说家托尔斯泰”像。次年，晚清外交家钱恂的夫人单士厘出版旅外日记《癸卯旅行记》三卷，谈及她在莫斯科买托尔斯泰画像一事，并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托为俄国大名小说家，名震欧美”；“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俄政府禁之甚严，待之极酷，剥其公权，摈于教外(按摈教为人生莫大辱事而托淡然)，徒以各国钦重，且但有笔墨而无实事，故虽恨之入骨，不敢杀也”。这位女性对托尔斯泰的早期介绍，以及其中体现的民主意识，值得重视。

⑦见《新民丛报》第40 和41 合号本（1903）。

⑧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载《新民丛报》第62 号（1905）。

⑨此文1904 年载于福州《福建日日新闻》，同年10 月《万国公报》第190 册曾转载。作者寒泉子，本名黄乃裳（1849—1924），福州基督教“美以美会”和《福建日日新闻》核心人物。黄曾赴马来西亚，1904 年自新加坡抵沪，在沪期间与《万国公报》主编、传教士林乐知多次会面，称“以宗教为前提，余受益良多”。

⑩ 王国维：《脱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教育世界》第89 号（1904 年12 月），转引自《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3 页。

⑪1905 年刊出的《枕戈记》前的编者称：“《枕戈记》为俄国现代文豪脱尔斯泰所著。假一军人口吻，述俄营情状也。日本二叶亭译之。江苏师范学堂取作习和文课本。本社据其译稿润色之。”其间，王国维正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编辑《教育世界》杂志，且代行主编之事。根据王国维对托尔斯泰的了解，可推断“润色者”即王国维。

⑫ 指莎士比亚、但丁、歌德。

⑬ 参见王国维：《脱尔斯泰传》，《教育世界》第143、144 号（1907 年2、3 月），转引自《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322—348 页。

⑭ 另一位与托尔斯泰通信的中国人是张庆桐，1905 年12 月两人有书信来往。此略。

⑮ 参见辜鸿铭：《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1996 年版，第200 页。

⑯ 此文于1904 年底开始在《日本邮报》上连载，1906 年初在上海出版英文版单行本。辜鸿铭曾将该单行本和《尊王篇》一起寄给托尔斯泰。有关此文的材料可参见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28—229 页。

⑰《破恶声论》，载1908 年12 月出版的第8 期《河南》。写作《破恶声论》时，鲁迅虽年仅二十七岁，但已在日本留学近七年，且已写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五篇文章，此文约七千字，尽管没有完稿，但显示出其思想已经比较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