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陈凌虹

明治维新以降，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俄国文学也被译介到日本。1883 年6 月，东京法木书屋出版了由高须治助翻译的第一本俄国作家作品《露国奇闻 花心蝶思录》（即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此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豪的作品陆续被译介。本文以19 世纪末为时间段，从托尔斯泰作品最早的日译本、最早结识托尔斯泰的日本学人、最早刊登评论托尔斯泰文章的日本刊物、最早关注托尔斯泰的日本作家这四个方面，谈谈19 世纪末日本的“托学”。

托尔斯泰作品最早的日译本

1886 年，托尔斯泰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为日语。译者森体以《泣花怨柳 北欧血战余尘》为题，根据俄文原文翻译了《战争与和平》第一卷第一部前23 节，并由东京忠友社出版。此时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1878—1890）进入高潮，民权运动家纷纷创作民权歌谣、撰写政治小说，向民众宣传政治主张和新思想，这些政治小说将“政治”和“人情”巧妙结合，受到广泛追捧。从《泣花怨柳 北欧血战余尘》这一题名不难看出，森体意图搭乘的正是“政治小说”这一潮流。

该译作前有一序言，用文言文写成：“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乌江末路，使千古英雄无所措身，后之读史至此者，谁能不惨然神伤，凄然泪下。……夫那翁欧洲一重瞳耳，一旦际会风云，攘臂而起，百万虎狼，辟易相顾，帖耳听命，六七年间，遂成王业。当其渡来，因躏独逸，席卷而北也。则中既已无权欧洲矣。虽志未遂也，功未就也，而其所为磊磊落落，亦足以凌厉千古，可谓近世一英雄矣。……邓氏露人也，其仇那翁，宜莫甚焉。而此书叙其平生，籍籍若不能容诸口者。盖惜其才而悲其遇，人之情则然，固勿论乎今古东西也。而其文笔力雄健，姿态横出，忽起忽伏，忽而欢笑，忽而怒骂，忽而淋漓慷慨，忽而缠绵痛恻，可喜可惊，可泣可笑，可乐而复悲者，怪谲变换，不可端倪，犹那翁其人也。由此言之，邓氏非特那翁知己，亦词坛之一那翁哉。”

这里只字未提《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情节和四大家族，而将拿破仑视为主人公，将其比作项羽，抒发译者对于英雄陨落的悲叹。众所周知，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一般具有较高的汉学素养，他们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典故自是相当熟稔。另一方面，江户末期，兰学者小关三英（1787—1839）翻译了荷兰人林登（J.van der Linden）的《拿破仑传》（《那波列翁传》），满足了“闭关锁国”时期日本人对拿破仑其人其事的好奇。同时，赖山阳、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一批知识分子和有志之士纷纷对拿破仑表示赞美，引发了日本的拿破仑热，而这种热潮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可以说，明治时代日本民众对拿破仑的英雄事迹以及战争的关心，是促使森体翻译《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原作者托尔斯泰，即序言中提到“露人邓氏”，此时也是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读者。书中将托尔斯泰表记为“トウストイ”，与现行译名“トルストイ”基本一致。译者评价托尔斯泰笔力“雄健”，犹如“词坛之一那翁”，但对托尔斯泰的生平和著述却没有做更多的介绍。

森体的翻译手法如“例言”中所示，为求不失原著之貌，结构并未改动，但零碎、冗长的部分有所删节，属于编译。他把这23 节内容分为“六阕”，一一附以阕名，如第一阕为“柳拂雪齐儿之慨世论 花泣雨李瑳之想夫怜”（雪を拂ふ柳は斉児の慨世論 雨に泣く花は李瑳の想夫憐），承袭了受中国章回体小说影响而形成的江户时期通俗小说（戏作）的体例，文风亦受戏作“七五调”的影响。例如，描写安德烈公爵夫人出场的一段：“李瑳近来微恙，面容稍憔悴，毫不现膏沐之气，不愧为天成绝世美人之容仪。不高亦不矮，不肥也不瘦。实为古人所言，加之一分不长，减之一分不短。施之以丹不过红，施之以粉不过白。此为该妇之优点。双眉袅娜，如笼罩春野烟霞中弱柳之翠，思余心愁，如夜半暴风吹打懊恼之花，潇潇春雨滴落如泪。欲加之以杨太真睡起之娇态，西施捧心之情想。此妇动人，如往昔楚王巫山之梦，结起时雨时云之怪幻情契，非倾国倾城令人叹息之人。与其对话之际，妩媚唇侧露出皎洁白皙晶莹剔透之齿。见其爱娇之笑靥者，坐心难平。”译者对丽莎美貌的描写，显然有异于原作。译文引入杨贵妃、西施等中国美人典故，“双眉袅娜，如笼罩春野烟霞中弱柳之翠”等“才子佳人”式的描写，均可唤起读者的汉文教养，营造熟悉的亲切感。在“新文体”尚未确立时，《泣花怨柳 北欧血战余尘》的译文难免有“旧瓶装新酒”之感。不过，译者苦心调整语句，仍使译文“充满一种自然的清新感，很有趣味”。

译者森体，冈山县人，生卒年不详，曾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同学中有明治时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二叶亭四迷，教师中有人曾在课堂上声色并茂地用俄语朗读《战争与和平》等俄国作家的作品。《泣花怨柳 北欧血战余尘》本计划出版续集，森体也在译作结尾处简单介绍了23 节之后的内容，并表示将“逐回编译，请看官等待完结，不吝赐教，编者幸甚”。然而不知何因，翻译就此中断，森体似乎也告别了文学事业，从此杳无音信。

最早与托尔斯泰交往的日本学人

小西增太郎（1862—1940）是最早与托尔斯泰有过直接交往的日本人。他出生于冈山县，曾在东京俄国东正教教会附属俄语教室学习俄语，1886 年作为特命全权公使西德二郎的随员赴俄，入基辅神学院学习。五年后，小西转入莫斯科大学专攻心理学，俄文名为达尼尔·彼得罗维奇·小西。他热爱文学，在学期间，得到尼古拉·雅克夫列维奇·格罗特教授的赏识，在其引荐下进入鲁缅采夫国立博物馆附属图书馆，接触了沉睡多年的中国古籍，并认识了托尔斯泰。1893 年，他将《道德经》译成俄语译本，其间与托尔斯泰频繁见面。每次均由小西朗读译文，再一起对照英文、德文、法文译本，对译文进行校正。据说当译至第三十一章时，文中称“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托尔斯泰对此拍手叫好，称赞老子是不把政治放在眼里的纯粹的哲学家。然而当小西接着念到“不得已而用之”时，托尔斯泰脸色大变，生气地说绝不允许做这样的妥协，老子不可能这样说，一定是后人加上去的。小西通晓日本和中国文化，他和托尔斯泰的交往促进了托尔斯泰对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理解。1912 年，以托尔斯泰为顾问，达尼尔·彼得罗维奇·小西翻译的《道德经》发表在《哲学和心理学之诸问题》杂志上，引起广泛的关注。

1893 年底，在俄国访学生活多年的小西回到日本。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认识到正统派宗教的虚伪，并致信托尔斯泰，令一直试图说服小西的托尔斯泰倍感欣慰。小西回国后着手翻译托翁作品《克莱采奏鸣曲》，由尾崎红叶润色，于1895 年连载于《国民之友》，1896 年发行单行本。1896 年，德富苏峰（1863—1957）前往欧美考察，通过小西撰写的介绍信得以拜访托尔斯泰。1909 年，小西重访阔别十四年的俄国，并作为唯一的日本人参加了托尔斯泰的葬礼。此次回国后，小西任教于京都大学和同志社大学，以《道德经》作为教授俄语的教材。除《克莱采奏鸣曲》外，他还发表过《俄国的托尔斯泰》（《国民新闻》1894 年1 月、3 月）、《俄国思想界之近况》（《六合杂志》1894 年1、3、4 月）、《俄国的哲学》（《哲学会杂志》86 号，1894 年4 月）、《托尔斯泰伯爵的宗教道德论》（《六合杂志》162 号，1894 年6 月）、《托尔斯泰的世界观》（《湖畔论集》1894 年11 月）、《实历露国一班》（惊醒社1896 年版）、《托尔斯泰伯爵所谓的宗教》（《六合杂志》180 号，1895 年12 月）等文章，成为早期在日本介绍俄国概况，宣传托尔斯泰作品和思想的重要人物。1936年，小西出版专著《谈谈托尔斯泰》（岩波书店），在书中详细介绍了与托尔斯泰的交往。

最早刊登提及托尔斯泰的日本刊物

《国民之友》是明治时代最著名的综合杂志之一，作为德富苏峰创办的“民友社”的机关刊物，1887 年创刊，1898 年停刊，共发行372 期。刊物主旨为反对“藩阀政治”，追求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平民主义”，领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等各个方面，甲午战争前曾致力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和普及，战后则倾向于国家主义。除主笔德富苏峰外，尾崎行雄、中江兆民、田口卯吉、内村鉴三、新渡户稻造等著名思想家、评论家为其撰稿。文艺版名为“藻盐草”，森鸥外、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德富芦花等众多文学名家都曾在此发表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

1889 年4 月，《国民之友》48 号刊出名为《言论的不自由和文学的发达》的文章，称“当今如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奇特伟大的小说家辈出，但因为俄语之不自由，其毕生精力花费在虚构的事实上，以此一吐心中之奇气”，从而使《国民之友》成为最早提及托尔斯泰的日本刊物。该刊在当年8 月58 号刊出的文章《西学东渐以来日本文学的新趣味即将诞生》中提及：“俄国文学未曾影响欧美人，因此虽有托尔斯泰这样绝世文章的主人，也未能传入其耳。然而，现在亨廷顿·史密斯将其翻译为英文，乔治·凯南撰写了评论，开启了别样的天地。”次年2 月，《国民之友》74 号再次介绍托尔斯泰。《俄国小说及小说家》一文认为：“常年被皑皑白雪覆盖、寒风呼啸不绝、冰冷的黑土地，这是世人所知的俄国，其文学现今也如曙光一般渐为世界所知，大都通过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这两人的确是俄国文学界的王者。……托尔斯泰的作品比屠格涅夫少，其容貌虽不美丽，但思想深刻，忧虑于心，显示出其内心义理和情感间的斗争。”这些介绍强调托尔斯泰是“奇特伟大的小说家”“绝世之文的主人”“俄国小说界之王者”，并常常与屠格涅夫的风格相比较。

除了《国民之友》外，最早从思想家角度介绍托尔斯泰的有《日本评论》和《六合杂志》等刊物。1890 年7 月，在基督教综合杂志《日本评论》9 号上，基督教徒兼主笔植村正久发表了《欧州文学其二·托尔斯泰》一文。文章认为：“托尔斯泰是社会的预言者，担负着传播真理的天职。其小说不过是要将预言传达四方、教授给万民的手段。……据说伯爵真实无妄、充满热情地宣讲，运笔所至亦无所忌惮并极力实践。以嘴痛斥安居享乐，以笔提倡一视同仁之大义。积极靠近农民大众，起居于粪土间，亲自参与耕耘。其节操实属高洁尊贵。伯爵是刚毅不饶之士。为了主义而不在乎结果，即使水火和刀具也不能使其沉默。托翁是写实主义小说的巨匠，他充满理想和热情，描摹社会现实。因此其小说有时体现出传奇、异常之态。”同样是基督教综合杂志，1880 年创刊的《六合杂志》也积极地关注着托尔斯泰，例如小西增太郎的《俄国思想界之近况》（1894 年1、3、4 月），意图界定托尔斯泰在思想界的地位；安部矶雄的《托尔斯泰伯爵的宗教》（1895 年7 月），介绍了托尔斯泰《我的宗教》中的教义，“在实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义时，托翁坚信可以以消极的‘勿以恶为敌’和积极的‘要爱敌’为纲领来统合简单明了、直接严格的新宗教组织（即否定基督教教义的新阐释）。因为严格遵守‘勿以恶为敌’的原则，所以倡导彻底的反战论的托翁认为在‘要爱敌’这个教义中应该包含消灭人类的一切阶级差别，而阶级差别大都产生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奴役者和被奴役者这样的人为制度中。因此，他热心地提倡劳动的必要性，为大多数的劳动者奔走呼号。他认为劳动是神圣的，强烈谴责依靠他人劳动的社会寄生虫”。“托尔斯泰所言往往有矫枉过度之处，因而受到很多批评，但他是一个言及必行的人，余研究其宗教附加注释时，也有感于其推理的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值得我们学习的正是他所说的所信即所为。如若思考他所生活的俄国是怎样的社会，而他却毫无顾忌地提倡反战论，谴责上流社会的伪善和奢侈，即可知其不愧为一世之英雄。”以上这些信仰基督教的评论家和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托尔斯泰的宗教观，他们为托翁“英雄”般的人格所感动，即使发现其理论中的某些“牵强附会”，也仍然不遗余力地表示赞赏。当然，“托尔斯泰在日本第一次受到严厉质疑”也在此时，如丸山通一1893 年2 月在德国路德福音教会机关刊物《真理》刊文《托尔斯泰伯爵的福音》，文章依托丰富的资料介绍托翁生平、创作和思想，努力为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托翁。文章对托尔斯泰的“绝对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彻底废除身份差别和私有财产等主张表示怀疑：“托尔斯泰认为人有追求真理的自由，却没有情感的自由，在这一点上的确有所偏颇，此为吾等新教教徒不能赞同之原因所在。”

最早关注托尔斯泰的日本作家

最早关注托尔斯泰的日本作家是德富芦花（1868—1927），本名德富健次郎，德富苏峰之弟，日本近代著名小说家。他的小说《不如归》（1898—1899）是明治时代最受欢迎的小说之一，受基督教感化和托尔斯泰影响而创作的《自然和人生》（民友社1900 年版）也得到很高的评价。

德富芦花在《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伯爵》（《国民之友》1889 年9 月—10 月）一文中写道：“屠格涅夫去世后，俄国文学的皇冠转移到托尔斯泰头上，其高名如今已震撼了欧美两个大陆。”其以前半生小说家和后半生思想家为线索介绍托尔斯泰生平，文末附有托尔斯泰提出的“新五戒”，其人风貌及近况。此前数月虽有人已在文章中提及托尔斯泰的名字，但德富芦花根据美国杂志scribblers 刊登的文章编译的此文，无疑是日本最早介绍托尔斯泰生平和作品的文章。

这篇介绍托尔斯泰的文章也成为芦花与托尔斯泰结缘一生的契机。1891 年开始，芦花通过阅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英译本，逐渐成为托尔斯泰忠实的追随者，最终也成为最理解托尔斯泰及其思想的日本人。19 世纪90 年代，芦花开始酝酿和撰写日本第一部托尔斯泰评传（《トルストイ》），并于1897 年在民友社出版。评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托尔斯泰生平，第二部分介绍托尔斯泰的代表作，第三部分是托尔斯泰研究。作者主要依据英国记者斯特德的《俄国实状》、欧美杂志刊登的英文资料，以及日本国内的相关介绍写成。1906 年1 月，芦花写信给托尔斯泰，阐述自己从一个日俄战争支持者转变为爱神爱人的素食主义者的心路历程。还未等收到托尔斯泰的回信，芦花便开启了欧洲之旅，于同年6 月30 日到达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托翁宅邸。芦花与托尔斯泰交谈，一起进餐和沐浴，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五天。

除了德富芦花外，早期关注过托尔斯泰的日本作家还有二叶亭四迷、田山花袋、森鸥外等。二叶亭四迷从1888 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等多部小说，但因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自大的哲人”而迟迟未译介其作品。1893 年1 月—11 月，他和桑原谦藏撰写的系列文章《露西亚最近文学之评论》在《早稻田文学》上刊出，其中涉及内有简要介绍托翁的创作观和创作方法的两篇文章《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作品人物的问题》。田山花袋依据英文版以《コサアク兵》为题翻译了托翁小说《哥萨克》，并于1893 年9 月在博文馆出版发行。在花袋看来，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描写，托尔斯泰的《哥萨克》更胜一筹。森鸥外1889 年11 月在《读卖新闻》连载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卢塞恩》，并赞叹小说有“掉尾之妙”。此外，内田鲁庵译出《春风里》（原作《家庭的幸福》，《女学杂志》1893年4月—1894年1月），林丘子译出《成长记》（原作《幼年时代》，《里锦》7—14 号、1893 年5 月）等。日本作家对托翁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小西增太郎、尾崎红叶合译于1895年）颇有微词：“我们从此译作中获知了作者对于人生的看法，但却没有感受到小说的趣味。”“人们都在说，‘这不叫艺术’，‘已经超越了艺术的范畴！’”“托尔斯泰的文艺是宗教的。……情感之海没有边际。如若一切文艺都必须成为爱的说教的话，则百弊即生。”他们批判托翁的文艺观是被宗教所囚禁的文艺观。此外，作家们不赞同托尔斯泰的莎士比亚论。长谷川天溪认为，“托尔斯泰评论的基础是自然主义，然而其自然主义却极其狭隘”，他所看到的社会人情远不及莎士比亚那样宽广复杂，他的“以伦理书以及基督教经典构筑的人生观，即书斋里的人生观”。追求细腻性、感受性和艺术性的日本明治作家，很难对托尔斯泰式的“被囚禁的艺术观”产生共鸣。

明治时代大批基督教徒知识分子对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给予深切关注，他们毫不吝惜地赞美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感动于托翁为贫苦百姓奔走呼号、毫无顾忌地坚持反战论的身体力行，即使他们已经意识到托翁理论中存在某些矛盾。如内田鲁庵（1868—1929）所言：“比起作为艺术家的托尔斯泰，我更欣赏作为思想家的托尔斯泰。”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日本文人学者对托尔斯泰的基本态度。

①其中最著名者为矢野龙溪《经国美谈》（1883）和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1885—1897），梁启超对政治小说之于革命和社会的功效大加赞赏，并亲自翻译了《佳人之奇遇》。

②一开始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译者死后18 年，即1857 年由松冈氏清风馆正式出版。

③第二阕“说旧知老妇托儿子 伸积愤贵人骂英雄”；第三阕“万行红泪佳人诉情于闺阁中 百斤黄金壮士赌技于楼窗上”；第四阕“露湿狂蝶羡两个交情 履霜坚冰验一家灾厄”；第五阕“月与花争妍吕家劝会 梦写幻影米氏惨场”；第六阕“天伦至乐高人尚志于风尘外 国步多难壮士挺身于矢石间”。

④托尔斯泰著、森体译《泣花怨柳 北欧血战余尘》忠爱社，1886 年第13—15 页，中文系笔者据日文原文译出。

⑤柳田泉：《解题》，《明治文化资料丛书》第九卷，翻译文学篇，风间书房1959 年版。

⑥小西增太郎：《谈谈托尔斯泰》（《トルストイを語る》）岩波书店1936 年版。桃山书林（1948）、万叶舍（2010）发行再版。

⑦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и психологии，莫斯科，1912 年2 月15 日。

⑧小西增太郎后于1914 年离开大学，1916 年以后任海参崴明治贸易公司顾问。1929 年，为接待托尔斯泰女儿亚历山德拉·托尔斯塔雅的来访，小西在东京建造了一所俄式住宅。1937 年成立托尔斯塔雅基金会，直至1940 年去世前，多次给居住在美国的托尔斯塔雅汇款。具体可参看小西得郎的《达尼尔·彼得罗维奇的人生》（文艺春秋1973 年8 月版）。

⑨此说法有误，19 世纪60 年代，托尔斯泰作品已在欧美译出，而评论则始于19 世纪50 年代。

⑩ 柳富子：《托尔斯泰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8 年版，第17 页。

⑪ 德富芦花：《顺礼纪行》，警醒社1906 年12 月版。

⑫ 一年前，内田鲁庵翻译出版了日译本《罪与罚》第一卷。

⑬ 幸田露伴、森鸥外、齐藤绿雨：《三人冗语》《めざまし草》，见《幸田露伴全集》26 卷，岩波书店1955 年版。

⑭ 田山花袋：《近代的小说》，见《田山花袋全集》新辑别卷，文泉堂书店1974 年版。

⑮ 岛村抱月：《被囚禁的文艺》，《早稻田文学》1906 年1 月。

⑯ 长谷川天溪：《读托尔斯泰的莎翁论》，《早稻田文学》1907 年2 月。

⑰ 内田鲁庵：《托尔斯泰与日本文坛》，《托尔斯泰研究》1917 年9 月，第1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