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像落叶般飘散

2021-01-28曾艳兵

中国图书评论 2021年1期

曾艳兵

后现代不是一个新题目，但也不是一个过时的题目。面对后现代，我们总是有话可说，现在似乎是时候对后现代进行“后现代之后”的言说了。从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了有关后现代的思考和研究。1996年出版了《东方后现代》，该书于2002年修订再版。2006年我又出版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在那段时期，后现代显然是一个学术热点和前沿问题。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国内外有关后现代的研究有了许多发展和变化。后现代从“现代之后”变成“后现代之后”，“后学”从一个研究领域变成一种专门的学问。那些“后学家”在收获颇丰之后，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转向，去研究与后现代相干或者不相干的问题了。后现代学者将语言当作符号来研究，探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及其联系和区别。有关后现代的书也必定是语言，那也就是符号的。当符号像落叶般飘散时，后现代学者也随之四散而去。后学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关后学的研究仍在继续，其研究成果仍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后现代之后的一切，无不与后现代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尽管昔日后现代的热闹和繁荣已经不再，但后现代的魅力仍在，其余威和影响正“随风潜入，润物无声”，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发现它的印记或踪迹。这些年来，我自己的研究兴趣和范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也一直不懈地关注着各种有关后现代的研究进展和成果。有关后现代的研究，如果不能做到与时俱进，恐怕就真的不怎么“后现代”了。于是，2019年岁末，也就是在新冠病毒疫情来袭之前，我的又一本关于后现代的书《后现代文学文化论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有关后现代的著作出版，如果不经历一番“延宕”，恐怕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延宕”既是后现代的最重要特征之一，也可以成为后现代研究的借口和原因。这部有关后现代的书稿于2016年年底就全部完成，后记早在2017年4月18日就已经写定，而该书的真正出版几乎是在整整3年之后。当这本书最后以某种偶然的方式呈现在我的书桌前时，已经是2020年7月的最后一天了。最初设计的书名是“多面的后现代”，这个书名应该包含“多面的后现代与后现代的多面性”两个意涵：首先，后现代是复数的，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不同的后现代，很难有两个研究者对于后现代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于是，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后现代的不一样的论述，就形成了众说纷纭的后现代。其次，后现代无处不在，后现代形形色色，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后现代。在这个后工业化社会里，似乎一切都与后现代不无关系，诸如后现代建筑、后现代艺术、后现代文学、后现代哲学、后现代历史、后现代教育、后现代神学、后现代法律、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科学……终于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和研究领域“后学”。由于本书写作涉及领域众多，诸如文学、哲学、历史，甚至包括建筑、艺术等，构成一幅多面的后现代图景，因此便取名为“多面的后现代”。然而，这个书名最终没有被出版社采纳，据说是因为这个书名的意思太多、太隐晦，且包含诸多不确定性。于是，书名改成现在这种四平八稳、没有灵性的样子。后现代的某种不确定性终于被限定在一个确定的框架之内了。

无论对后现代持怎样一种态度，欢迎也好，拒斥也罢，都不能否定后现代的存在以及它的影响和意义。后现代在西方乃至全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必然性，其影响与意义不能被轻视或忽视，当然，也不可能被轻视或忽视。这方面中外学者的论述颇多，这里选取三位著名学者的论述，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性。一是英国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他说：“只要资本制度依旧盛行，形象工业的每一项新进展都会扩大后现代的辐射范围。就这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后现代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是预先注定了的。”^[1]也就是說，后现代与资本制度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后现代与资本制度相伴而行，如今的世界日新月异，但资本的势力有增无减，全世界的资本都联合起来了，后现代如影随行，其迹象也就随处可见。二是法籍华裔学者高宣扬，他说：“不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什么样的不同态度，后现代主义确实已经全面冲击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以及生活结构，特别是影响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风格，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有关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各种重大问题。在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史上，这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后最深刻的一次精神革命、思想革命和生活革命。”^[2]高宣扬对后现代评价更高，他认为，后现代的价值和意义仅次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三是中国学者王治河，他说：“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场思想运动，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影响的广泛性上看，在20世纪，除了马克思主义，大概当属后现代主义了。”^[3]在王治河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次仅次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后现代主义思潮已经风靡了40年左右，至今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仍弥漫在各种思想和生活的言说之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教授里查·A.福尔柯甚至提出“追求后现代”的口号。他认为：“现代世界的错误在极大程度上同错误地强制性地划分边界有关，其中最为明显的当数主权国家之间疆界的划分。这些被错误地划分出来的边界变成了冲突的滋生地，它导致了暴力和大量苦难事件，尤其是当那些庞大的、野心勃勃的国家拒绝尊重别国的主权时，这种事件就更容易发生。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错误的边界划分，如对种族、阶级、宗教、意识形态、性别、语言、年龄和文明的划分。这些错误的划分相互交错、彼此影响，使得各种同国家本身有关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边界的划分是冲突的缘起，边界冲突和霸权主义密切相关。“后现代性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去克服片段化和分裂。换言之，光有整体性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面临如何去拯救精神的问题……现代性从其深层的、最终的意义上讲是无根的，因为它给我们的存在赋予了超出我们的必死性之外的意义……后现代意味着去重新发现能够给人类存在赋予意义的合理的精神基础……后现代精神的曙光将从一条完全不同的地平线升起：精神能量弥漫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圣宇宙之中，与此相联系，政治生活将女性主义化，它将从相互关系之间而非政治和破坏的能力之中，从尘世的能量中而非从天国的能量中汲取力量。总之，要设想一个具有理想的世界秩序的未来，就必须使新的统一体不再具有集权性和等级性。”^[4]简言之，如果说现代性是在划定或设定边界的话，后现代则旨在消除边界或界限的纷争。因此，较之于现代性，我们当下更亟须的还是后现代。如此看来，后现代对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仍然在持续地发生作用和影响。

当代美国学者安德烈亚斯·胡伊森这样评价后现代：“无论它多么令人困惑，后现代的地形图包围了我们。它限制我们的视界，但也打开我们的视界。它是我们的问题，但也是我们的希望。”^[5]时至今日，后现代的多元性终于走向了多元性的后现代。“多元性的后现代构想不是独一无二的构想，但它是唯一能使人们同时理解和批判地对待其他构想的构想。”但是，多元性并不是随意性和表面性，强调后者无疑会取消多元性。因为“只有在不同的构想的冲突的层次上才会出现多元性，这样的多元性才会有吸引力和富有成果”^[6]。后现代并非怎样都行（anything goes），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怎样都行。后现代倡导“什么都是行”最后一定会走向“什么都不行”，因为“什么都不行”也应该包括在“什么都行”之中，它是“什么都行”中的一种可能或一种样态。既然“什么都行”，那么，“什么都不行”也一样能行。当我们设问：我不让你什么都行时还行不行？这便是典型的后现代式悖论。后现代还强调智慧，智慧可以调整合理性和科学的关系。智者的知识包括对他的不知的知。后现代的多元性原则同样适合对自身的理解和批判，它不强迫任何人这样做，但它寄希望于多元性。“文化多元主义之所以重要，不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有同樣的可接受性，也不是因为文化对各自的群体都具有同样的真实性，而是因为没有哪种单一的文化拥有全部的真理。”^[7]

许多年前陆建德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妙文，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戴厚英的《人啊，人》英译本名‘A brick in the Wall，评论家说，书名若译成‘Humanity！ O，Humanity听起来就太空泛了。英美图书界也不是一概回避宏大的词语，‘后现代的命运比戴厚英的‘人好得多，它风光了几年后还是徐娘不老，时时在新书目上露脸。”“约翰逊博士在评福斯塔夫这‘不受模仿且不能模仿的活宝时发出‘叫我如何形容你的感叹（《亨利四世》下篇注释），‘后现代还真的与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十分相像，它拖人下水又讨人喜爱。福斯塔夫肥胖臃肿、空腹便便，‘后现代则是话语通货膨胀的产物。”在末了，作者这样写道：

熊十力先生曾说“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后现代”经过几年的兴奋后并未在我国成为“时之所尚”，盛宁这部著作今日仍有劝阻效尤之功。由“海上逐臭”想到“海上逐‘后”，当然，“逐”也有“放逐”“驱逐”之意。^[8]

原来陆先生的文章原本是给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写的一篇书评。盛宁先生在“后现代”的话题中兜了一圈之后，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坦言：“多年来，一直与理论打交道，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际疏离得太久了。看来是时候了，把各种各样的理论稍稍放一放，到文学作品世界中去兜一兜风，这就是我在完成了这一课题以后的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9]该“后记”写于1996年，如今20多年过去了，盛宁先生要将理论放一放还终究有些困难。

的确，后现代之后理论本身已经被“后现代化”了。人们纷纷逃离从事理论工作的艰辛和枯燥，追求理论的享乐，“为的是去迎合当今时代的快速、时髦、肤浅和片段化特征，理论因此变成了一种超级商品，成为兜售和宣扬最时髦思想及态度的一种工具”^[10]181。当代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指出：“在我看来，近期有关批评的争论似乎将注意力过多地倾注在这个或那个具体理论上，倾注在它的术语、假设或‘理论的推断上，对借助这些理论可能得以进行的读解则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要反驳或否定一种理论实在太容易了，但若要反驳对某部作品具体的读解阐释，只有通过重读该部作品，并提出另一种阐释这一艰难的工作才能达到……文学批评最有价值的是它对作品所做的引证和批评家对这些引证所做的阐述。”^[11]这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歌德借浮士德之口说的那句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

当然，后现代理论的积极贡献也不容低估和忽视，譬如，它们“对现代性的制度与话语以及它们对主体实行规范和惩戒的具体方式所做的详尽的历史谱系学分析（福柯）;对欲望在资本主义中如何被殖民化以及如何因此导致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体的微观分析（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大众媒体、信息系统以及技术等这些彻底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和日常生活之性质的新型统治方式的理论阐述（鲍德里亚和杰姆逊）;对微观政治、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社会改造策略之重要性的强调（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利奥塔、拉克劳与墨菲）;对现代性的那些有缺陷的哲学要素的批判（德里达、罗蒂、利奥塔）;以及对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新的综合（弗兰克斯、弗雷泽、尼克尔森）”^[10]337。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之后一切理论都属于“后现代之后”。

后现代主义不同于否定主义，它蕴含着积极、肯定、建构性内涵，其目的是解放思想、拓宽视野，为人们争取更大自由。“如果说现代主义用理性、科学和人性解构了上帝及其启示的至上权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把这些现代的法宝也解构了。如果说现代精神给人类带来了思想解放，那么后现代主义则标榜给人类带来了彻底的思想解放，因为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了‘理性‘科学和‘人性的权威之后，再也不确立任何新的权威。人类彻底自由和无拘无束了。后现代主义是否真的给人带来彻底的思想解放呢？这种思想解放将把人类引向何处去呢？”^[12]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意义就在于，“它已经使许多自鸣得意的确定事物走下坡路，公开评判了某些患妄想狂的总体性，玷污了某些被小心地加以保护的纯洁性，倾斜了某些压迫性的规范，动摇了某些看起来已经相当脆弱的基础”。“普遍性最终意味着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小行星上;虽然我们可以忘掉总体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它不会忘掉我们。”^[13]我们消解了总体性和普遍性，但总体性和普遍性并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同住在一个星球上，星球的变化乃至毁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面对2020年在全球暴发的新冠疫情，我们对此应该有更多的感受和体会。

后现代主义以为自己可以终结历史，其实它自己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一切关于现实的知识都来源于某个特定观察点，一切‘事实都是由人们建构起来的解释，一切视角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因而一个视角就是解释待定现象的一个特定的立足点、一个聚焦点、一个位置甚或是一组位置。一个视角就是一个解释社会现象、过程及关系的特定的切入点。”^[10]34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仅仅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丝涟漪，“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诱惑，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令人着迷的文化资源，诱使这些在计算机和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中越来越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为获得其重要性而去做孤注一掷的尝试”。“后现代话语为那些孤独痛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慰藉，这些知识分子放弃了改变社会的希望，不再参与社会运动而退回到了学院中，有时甚至退回到‘新知识分子（布尔迪厄）风格化的享乐主义当中。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泛化了他们自己的孤独感和无望感，宣称自由价值或激进价值已经终结或破产了。”^{[10]364，378}那些后现代主义者从革命乐观主义者一下子变成了革命失败主义者。

我们在考察了形形色色的后现代后，似乎应该知道什么是后现代了。然而，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呢？“说到底，对于后现代性，有了后现代性，则所见即所得。除此再无须多言……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是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必然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唯一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14]这番话，尤其是有关后现代性就是“所见即所得”的说法，使我想起《世说新语》记载的一则逸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5]

后现代就是我们当下的“所闻所见”。后现代似乎什么都是，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如影随形。我们的所闻所见无不与后现代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可以问“什么是后現代”，因为无处不后现代;但似乎不能问“后现代是什么”，因为后现代并不专属某一具体事物或对象，也没有确切的、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准确定义，显然，后现代是反中心、反确定性、反界定的。自然，我们可以问“后现代不是什么”，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地、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但我们可以通过追问它不是什么，从而最终知道它是什么。

那么，究竟什么是后现代呢？这个问题还可以问，还有可能予以某种回答吗？记得数年前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今天不妨摘录如下：

今天是2013年1月8日，这应该是确切无疑的。但仔细推敲起来，这并非确切无疑。因为这样的日子的确定是我们将今天纳入一个日历系统，而这个日历系统是西方人创立的，也就是从基督耶稣的诞生算起。说起来这一日历系统也只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这种历史显然并非从来就有。我们知道今天是农历11月27日，如果按照农历我们离新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而农历远比西历历史久远。当然除此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的日历系统，譬如玛雅人的日历系统。不同的日历系统，时间的意义完全不同;是日历系统赋予了每一个具体的日子以意义;不同的日历系统就会生发不同的意义。是日历系统决定了日历的意义，正如是语言系统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单个的日子没有意义，正如单个的词语没有意义一样。因此，意义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人为的。时间原本没有意义，它只是人创造的一个能指符号，是人赋予了它意义，给予它一个富有意义的所指。譬如2013年1月4日，便是爱你“一生一世”。这种意义纯粹是无中生有，你说无就无，你说有就有。这难道还不是后现代吗？

总之，对后现代主义恐怕不能只是进行后现代式的思考，因为这种思考将会毫无结果。“对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思考，就是拒绝对知识的发展加以检验，拒绝考察符号生产的专家们与其他群体的相互联系。它提供一种懒汉式的思考方式，靠寄生虫为生的寄生虫。”^[16]后现代主义者充其量只是出色的批评解构者，却是糟糕的建构者。他们通常把建构的任务留给社会中那些有耐心的自由主义者。然而，当代社会尤其在经历了后现代大潮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建构者，而不是解构者。同时，对于后现代的写作似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既不能以后现代的方式写作后现代;同样，我们也不能以非后现代的方式写作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无法则的创作，怎样都行，以便找到你完成之事物的法则。然而，问题是哪个人或哪个东西会认可我已经完成之事物呢？没有法则的写作在找到法则之前永远也不可能完成，而有了法则的写作则不再属于后现代主义。于是，我们有关后现代的写作就是在“不可能”中选择“可能”，在“怎样都行”中选择一种独特的“可行”方式。

美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哈桑说：“后现代主义（不仅在美国）倾向于种种实用主义，这使它自身陷入了‘反对理论的论争中……如果后现代的知识从本质上说是叙述的、临时的、‘无根基的，那么，理论如何能够界定和控制实践（行为、价值、规范）呢？”^[17]367有关后现代的研究如果是“后现代”的，那它就一定不是“理论的”;如果它不是“后现代”，那它可能是“理论的”，但与后现代失去了内在的联系。这便是后现代写作的真正困难和挑战，当然，它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哈桑继而说道：“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符号就像落叶般向四面八方飘散，权威在人们怨声四起的凛冽秋风中萎谢。”^[17]331一本有关后现代的书的命运亦大抵如此，它飘散在这个世界上，散落在一些人的手掌上，再以后的事它自己就不知道了。

注释

[1][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M].紫辰，合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30.该书源于作者应邀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新作《文化转向》作序，结果写得过长，不宜作序，只好单独出书了。

[2]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治河.后现代主义（代前言）[A].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4][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5-128.

[5][美]安德烈亚斯·胡伊森.绘制后现代地图[A].大分野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C].周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0.

[6][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M].洪天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480，483.

[7][美]米勒德·J.艾利克森.后现代主义的承诺与危险[M].叶丽贤，苏欲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8.

[8]陸建德.海上逐“后”——“后现代主义”简评[A].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63，369.

[9]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87.

[10][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1][美]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