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秀娟

近几年，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按下了“快进键”。这一方面是因为环境倒逼，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霸权式冲击，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并没有带来对当下本土文艺实践的有效阐释，而是造成所谓文化批评的失语失范;另一方面还因为责任使然，此事体大，属文之大者，“我思故我在”，没有“思”，“我”焉何在？焉能与西方或他者对话？学术议程的“快进”蕴含着学界深沉的使命情怀和清醒的责任担当。由是观之，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以下简称《中学西话》）一书面世，其开创性意义和方法论价值就凸显出来。该著作是由曾军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成员通力合作、攻关克难，取得一系列可观的研究成果。

一

聚焦透视“中国问题”。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资源问题，因为我们不能随意去创造，也不能凭空去发展，只能在前人传承基础上去创造、去发展;更何况在全球化发展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构建一个“纯中国”的文论体系，它注定必然是适用中国的，同时也是有益于他国的，即它是亦中亦西的或超越中西之别的。^[1]这样来看，其理论资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指导，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论的继承创新，三是对西方文论的批判借鉴。^[2]三者不能等量齐观，从从属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主导部分;从转换难度上来说，传统文论是“硬骨头”;从复杂性上来说，西方文论最难剥离。这里单就西方文论来讲，就其内涵而言，我们所反思的西方文论也已不是西方视域里的“西方文论”，而是已经中国化的“西方文论”，有几个重要的标志：它们被译成了中文;它们被赋予了中国学者的理解;汉语思维已部分影响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理解。就其影响而言，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原型批评、读者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在中国各有市场，但因其融入本土文艺实践的程度不同，其影响力也不一样。与影响力相关联，这些流派在国内学术圈受到的关注度、被研究的深入度也不一样。因此，对西方文论本身的再认知、对其在国内传播情况的再认知，更深一层，对其与中国文艺实践关系的再认知，就显得重要且紧迫。

对此，《中学西话》选择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作為撬起“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支点，也就是采取了迂回折入的办法来切入，换个他者视角“看”中国，看“中国问题”在西方文论中如何被表达、被呈现，包括正解和误读，这就形成了“他看我，我知道他在看我，我知道他‘何以然在看我”这样一个视角叠影、环绕、包围、击穿的关系，从而更清楚地发现“中国问题”和西方文论相互之间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文论对于当下中国文论话题体系建设的价值。依照这样的思路，该书分析了西方文论观照和研究的中国问题的两种形态：“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和“以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并从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两者的关系角度，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分成了两类：“内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和“外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样，就从他者视角，为读者编排了一次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之旅、具有“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化之旅。

超越传统开展深度“对话”。该著作提出，需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应”模式，采取“需要—选择”模式;超越单向的“影响—接受”模式，采取双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较—对立”模式，采取“对话—共识”模式。^[3]6-9这是一种卓越理性的思考，也是一个务实管用的方法。举例来说，采取“需要—选择”模式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并不是“西学”刺激，“东方”反应，以为在“西学东渐”中，西学扮演着“强势”角色，中方“弱势”，只能被动反应，而事实是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恰恰是我们中国学者自己，经过试验、实践，哪些能够接受，哪些被拒之门外，中国学者是可以选择的。同样的道理，“东学西渐”也不是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被译介到世界，就实现了文化走出去，就以为有了“文化自信”和“文化优越感”了，其实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学需要解决自身问题时被选择的时候才会被接受。^[3]7应该说，“需要—选择”模式是更符合各方接受实际的。而随着“东学西渐”和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者将会不断增加其直面“真实的中国问题”的比例。笔者以为，随着不同的主体加入“对话”，对话的形式和方法也将会升级，它自身也会呈现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格局。

方法论的升级内蕴着学术主体的自信。当人们回过头来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艺时，会觉得不少人失去了自己的定力，变成了追新逐后、俯仰于外来思想潮流与社会时尚的墙头草，丧失文艺审美的本位立场，丧失对学术真理和诗性正义的追求，丧失一个学者的学术人格与主体自我。^[4]但当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时，我们也会发现，其时包括文艺在内，我们各方面百废待举、奋力追跑，而西方包括文艺在内不断试鲜、戏潮逐浪，遂造成了我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的片面认识。内因决定外因，如此说，并不是为当时的文化批评“集体失语”开脱，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给予当时的社会环境一瞥。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人（包括大批学者）也频繁走出国门，我们也开始用打量的眼光看多彩的、差异化的世界，学者们也开始了反思自省、奋发图强，内心觉醒、动力焕发，学术主体自信慢慢开始有了、坚定了，胸中有丘壑，落笔筑山河。该书的作者队伍是具有清醒使命的学者团队，著作列出了三类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相关的研究主体：西方文论家、海外汉学家、中国学者自身，其出发点和目的是不一样的。显然，中国学者是“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研究主体，目的在“经由世界，研究中国”，就是重估和反思西方文论知识的生产方式及其理论意义和价值，重建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体现作为“世界的中国”在文论知识建构中的独特价值。

二

《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毛泽东的两部重要的哲学著作，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也影响到了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的左翼学者。《中学西话》展开了对以这两部著作在西方的影响为核心认知的“毛泽东美学”的认知测绘。该书梳理了毛泽东的思想对布莱希特、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马尔库塞、雷蒙·威廉斯、詹明信、德里克、齐泽克等的影响，分析了其理论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或中国现实问题或中国文化因子的“中国元素”的成分，并指出了其中创造性的解读和浪漫想象的成分，甚至基于研究者立场而伴随的不可避免的误读和扭曲，从而凸显了被遮蔽的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极为独特的声音。比如，马尔库塞就从“文化革命”的角度重新理解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认为艺术和美学形式的变革体现了“艺术的政治潜力”，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具有充分的“否定性力量”;他高度评价中国革命文艺时期的流动剧院：“中国的戏剧并不在一个‘游戏的世界里进行演出;它是革命事件的一部分，反映了演员和战士的同一性：演出空间和革命空间的统一。”^[5]57西方文论家的这些“独特”的学术研究，在80年代随着他们著作的译介和传播开始进入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内部，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萨特的“介入”思想、阿尔都塞的辩证法、马尔库塞的解放美学、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德里克的后革命，等等。这是一种折返影响。通过对西方“毛泽东美学”与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平行比较、影响研究以及对中国的“折返影响研究”，《中学西话》既引领读者听到了他者的独特声音，也指出了他者研究“中国问题”中的一种倾向：如果说长期以来，毛泽东的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主要是正向激励，西方左翼学者也主要是以“同情之理解”的方式来汲取毛泽东思想和作为“他山之石”的中国问题的思想启迪甚至是精神支撑的话，那么，西方左翼学者对毛泽东和当代中国问题的态度则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沉默，到80年代之后的隔膜，再到90年代之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质疑，西方“毛泽东美学”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值得我们关注。^[5]60笔者以为，这是对“我”对“他者”的影响上的一种可贵的理论清醒。

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阐释而丰富，古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也在西方现代思想家那里得到回响，并促进他者以此为支撑点，构建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图景。比如，作为精神分析哲学家的齐泽克，其哲学思路和思想触角就伸向了代表古代中国文化的儒道思想。他研究了“庄周梦蝴蝶”的意象，其方法是采用弗洛伊德的梦理论、拉康的幻象理论进行阐释，认为现实中的庄子一直在思考如何摆脱物役，让身体和精神都达到自由的状态，而自在飞舞的蝴蝶就是庄子可以统一自己生活世界的一个象征物，即幻象，没有这个幻象，渴望逍遥游的庄子就飞翔不起来。换言之，人成为主体，就需要幻象，需要镜像中的他者，才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统一现实感。齐泽克还从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角度对儒家文化进行了解读，认为面对春秋时期社会的分裂，孔子选择倒退回周及其以前的“黄金时代”，努力恢复过去的礼乐传统和等级制度，这是不可实现的意识形态幻象。《中学西话》肯定了齐泽克对儒道文化阐释的合理成分，同时也认为他对庄子、孔子等先秦诸子文化的解读，表明了中国形象及其文化对西方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眼中是具有古老文明的神秘之地;又表明齐泽克等有意无意从西方中心论观点来看待中国。“中国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为西方文化的镜像投射之物，成为西方价值的反射物，而根本不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也难以接受中国从他者转变为主体，来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一旦中国展示了真实的状况，恐怕有些西方中心论者的文化幻象构架会受到严重的打击。”^[6]这说明西方学者很难超脱其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立场和主体—他者、西方—中国的镜像关系框架来解读中国，以至于发生认知错位，甚至是误读。而要改变西方人的看法，首要的还是在于我们自己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的中国。而这，在我们国家和平崛起、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显得非常重要。

三

在文论迭代中进行原始性创新。构建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涉及原创性问题，这也是衡量其体系建设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我国学术界，“原创性”问题已成为一种“原创焦虑”。但笔者以为，有焦虑、有期待，总是好的价值取向，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原创性面前，还是努力保持平和的心态，立足于己、实事求是，直面問题短板，不断开拓进取。在这个过程中，不苛求“从0到1”，尽可能追求“从1到2、3、4……”既不把原创性神秘化，以为原创性不管怎么努力也不可得;也不把其简单化，不去研究，不去求索，不下苦功，坐等天上掉“馅饼”。也可以像开发网络产品那样，开展迭代创新，不断对产品进行修复、更新、完善，不断地滚动发展，假以时日，由量变到质变，成果亦相当可观。由此来看，《中学西话》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比如，创新了思维，提出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研究路径，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概念，还拓宽了研究领域，等等。一批卓越的学者在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深入其中，跳出其外，追求平视，双向对话，刷新了认知视野，不断推出阶段性成果。

在互动中增加互文价值。借鉴中国古代文论的“互文”修辞手法，笔者以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课题，具有很强的互文性价值。诚如论者所言：“不同文化、文学领域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异域理论对于本土问题普遍缺乏可资借鉴的阐释效力，而是更倚重本土研究者借鉴水平与创新能力。”^[7]现在，以专业主义和专业精神直面我们的问题和短板，系统梳理、发掘和整合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既领略西方文论家的哲思和智慧，也采撷“中国问题”之于他者的“已鉴”和之于我们的“未思”，并提取两者交融之时的火花照亮当下文论建设的价值。应该说，这行为本身就是一次有价值的对话、一次勇于走出去的挑战之旅。

另外，笔者以为，该书在分析每个论题时，在章节后若能附上一两篇西方文论家的相关学术文章或者片段，将更能帮助读者了解所涉及的西方文论家，也更能帮助读者把握本论题的主旨，增加科研成果的传播价值，这也算是一种互文价值吧。诚然，当前的这本著作，只是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精进，将会结出更多更丰硕的果实，进一步彰显助推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实力担当。

注释

[1]曾军.文论话语体系需要超越中西之别[N].社会科学报，2016-6-20.

[2]2015年10月24日至25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二届学术年会暨“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会议达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建构，既离不开对传统文论的继承创新和对西方文论的批判借鉴，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正确指导”这一共识。参见2015年10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郝日虹《建构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正当其时》。

[3]曾军.中学西话的“对话主义”研究视野[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4]谭好哲.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5]曾军.《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6]韩振江.蝴蝶：齐泽克的古代中国镜像[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83.

[7]余岱宗.中国文论的原创焦虑与阐释优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7-3（4）.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