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巍

(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 100026)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展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优秀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著书系”(以下简称“书系”)图书出版座谈会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研讨会于2019年8月16日在北京中国文联大楼“中国文艺家之家”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文联出版社主办，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担任学术指导，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艺术百家》杂志社共同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深圳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全国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在图书出版座谈会上，中国文联出版社领导首先致辞，表示要继往开来，立足出版社“艺术出版国家队”的自身定位，为呈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影响的中青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队伍搭建平台，用实际行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随后，书系主编之一、浙江大学王杰教授，书系顾问、北京大学董学文教授，书系推荐专家、深圳大学高建平教授，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刘润为会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袁正领副主任等五位专家代表先后致辞。他们对书系的出版都表示出高度的赞赏，认为其极具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集中展示了50后至80后四代学人长期研读、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果，是出版社开创的一项具有文化战略发展意义的重要工作。

在紧接着进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怀着高度的热情畅所欲言，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对基础性理论问题和发展战略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建构”是这次研讨会的关键词。

一、建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中国文艺理论的关系

如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是近些年来学界普遍关心和思考的问题之一，也是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与会的从40后到80后的专家学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者，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亲历者、建设者或建构者。他们关于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言，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中国化”到“中国的”的认识，既包含了自身的理论研究与思考，也包含了他们在其中体验到的酸甜苦辣。这些发言，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新时代、面向未来，都是带有温度、具有切身性的。

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全面而深入地阐释了新时期中国文论大发展的根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本土化、中国化的理论诉求以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他认为，整个中国文艺理论40年来之所以取得了大发展，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个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学界贯穿始终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上，这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以来尤其突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体系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这种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只有经过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文论血肉相连的组成部分。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断进行立足当代中国语境的新阐释，使之具备新的活力和新的理论内涵，建构一种具有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他最后总结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的新进展是全局性、统领性的，对于整个新时期文艺理论的推进和创新都具有基础性作用和指导作用。

董学文具体结合他完成的委托课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现状调研”指出，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为巩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论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挥重大作用，必须采取适当的对策和办法。第一，进一步扎实做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性研究工作，这是搞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习、宣传、建设的前提条件。第二，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文献的整理和辨析工作，编写和出版相关著作，这是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细读并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必备条件。第三，研究重点要放在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的、最前沿的命题，它是21世纪的，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只有这样，才能研究真问题，研究现实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怎样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发展的问题。

王杰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特别需要以守正创新的态度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性或者说未来性，它十分重视把历史的必然要求、向着社会主义目标发展的现实运动与具体的文艺现象联系起来，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形态文艺理论的核心。在新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理论领域呈现出新的气象。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理论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与现实对理论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积极引导作用，都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者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问题，需要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对新的文艺现象和新的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无愧于时代的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

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走过的道路，就不能绕过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张永清教授敏锐地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曾经出现了“再苏联化”的倾向，90年代或者说21世纪以来关于我们已经告别了苏联模式的观点值得商榷。在什么意义上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苏联模式或者苏联化？这个苏联化哪些是属于苏联自身独有的，哪些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中国80年代走出了一种“苏联模式”，但是又迎来了另外一种“苏联化”。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教材接受的是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学观念，改革开放以来走出这一苏联模式除了借助西方文论的资源，还借助了大量苏联50年代甚至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这种时间差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我们没有和苏联同步，但是20年后由于我们自己的变化，我们对苏联有了一个再次的选择过程。因此，必须回到语境、回到文献，对7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行重新梳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原所长李正忠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面对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在这样的变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方面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要重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问题。重构不是回到原点，而是要把目光逐渐向东方转移。现在的文艺理论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是太大，受西方文艺理论包括“西马”的文艺理论影响太多，而对东方的文艺理论关注不够。理论界一定要实验，要探索，东方文艺理论若不重视起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缺失了很大一块。

《求是》杂志社马建辉编审集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三个制高点，即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点、美学的制高点。真理的制高点，面对的是现实，对应的是历史观点；道义的制高点，面对的是人民，对应的是人民观点；美学的制高点，面对的是审美，对应的是美学观点。他认为，这三个制高点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根本性优势，是我们解读文艺现象和创作活动的方法论基石。正是这三个制高点使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历经“欧风美雨”诸多理论思潮的侵蚀，仍然是年轻的、有活力的，其阐释力不仅没有钝化或萎缩，反而更为锋利饱满，能够解读得更深刻、更彻底、更有力。他特别强调，经典马克思文艺观和美学原则中蕴含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是不可取代的，也是从未被超越的。它依然是美学上的制高点，依然构建着我们的审美意识和理论思维。

北京大学金永兵教授对马克思主义文论整个内在的要素和结构做出了一个宏观的、富有新意的概括，他提出要从反映论—实践论—生产论的三维结构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认为，从三者各有侧重的思想资源来看，反映论偏重于辩证唯物论，实践创造论偏重于实践唯物论，艺术生产论偏重于历史唯物论，但三者是内在地交织在一起的，并不能完全切割开来。反映论突出的是物与思的关系，更多的是解决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其涉及的是文艺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定位问题，凸显了文艺的精神性，尤其是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实践创造论凸显的是劳动、人的实践活动的一般性，也就是人作为类的自由自觉的特质，更集中于解决文艺与人的主体性问题、创造性问题。艺术生产论更多的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考察艺术生产力、艺术生产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艺术消费、艺术生产机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及权力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三者历经了从20世纪40年代直至21世纪的变迁，曾先后占据主流。在今天的科技革命—全球消费主义时代，虽然艺术生产论显示出更大的理论效力，但我们应该把三者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以一种不可取代的三维结构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样一种更综合的思维，也许能够向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靠得更近一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崔柯副研究员指出，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整个文艺研究的格局中所占比重不够，在文艺实践中发挥的效力不够，在体系建设上缺乏更新和整体性推进，在高校教学领域重视不够且相关教材体系建设不足。因此，今天尤其需要以扎实厚重的成果、以理论上的建构来显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他特别谈到，在借鉴国外理论的时候，应留意中西语境的不同，既借鉴国外理论的洞见，又立足中国实际的情况，真正做出一些精彩的批评范例，以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非常强调批评的革命性、批评的大众性和批评的未来性。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需要更贴近批评、更贴近艺术现象。中国艺术研究院鲁太光副研究员强调，做文学批评，首先要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表示自己就是在边学边用中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确实是一个宝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特质，第一是实践品格，第二是现实感，第三是巨大的历史感，第四是毫不妥协的批评文风。批评和理论具有互动关系，要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充分运用这些理论做批评是非常重要的。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与文艺学、美学的关系

如何认识艺术学与文艺学、美学既区别又互动的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以来尤其是2011年艺术学独立成第十三个学科门类之后聚焦和争论的问题之一。在这次研讨会上，各有专攻的学者聚焦马克思主义艺术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三者之间关系的辨析，共议学科边界的划定和学科归属的问题。

美学和艺术学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目前的争论很激烈。高建平特别提出，要处理好美学与艺术学的关系。他认为，争论是好事，就怕不争论、各做各的，甚至再也不读美学的书，有意识地跟美学拉开距离。美学和艺术学的结合是双向改变，美学不仅仅是研究美的科学，还是关于自然、社会、艺术的哲学思考，涉及了艺术就是艺术哲学，即艺术研究家族中的哲学部分。艺术学离开哲学，就会被材料、技能的因素所困，也会走向社会和政治的功用性研究。坚持美学和艺术学相结合的研究，本质上就是要把艺术当作艺术来研究，回到艺术本身，既要反对把艺术只是当作物、材料、技术和工艺的研究，也要反对过去的艺术工具论。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美学对艺术的本质有深刻的揭示，指出艺术既推动社会进步，揭示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时又具有特殊规律。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要不断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吸取营养，投身到当下的审美实践中，再通过与当代美学的对话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和艺术学。

深圳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李心峰研究员热情洋溢地谈了他多年来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大厦的思考，尤其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和美学、文艺学学科分野的问题。他认为，在马克思宏大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关于整个艺术世界的理论言说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哲学思想体系、艺术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文学的理论言说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艺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艺术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有关自然与人类社会完整的宇宙观、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一环。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大厦这一课题的历史，已近百年。随着现有学科体系越来越健全，艺术学已经独立为一个学科门类，实际上学科关系已经清楚了，但是有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意移动或固化，造成了很多学科边界上的混乱。要进一步为美学、艺术学、文艺学正名，努力厘清美学、艺术学、文艺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学、文艺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加强三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有关马克思主义艺术基本原理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学科的建设，理应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关于美学在今天的重要性，王杰认为，从反思和阐释中国审美现代性历程并对其中的经验和理论做出概括总结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学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角度。对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是对新中国文艺做出准确分析和判断的学理基础。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下，现代悲剧观念是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四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是现代悲剧观念的主体是什么，二是现代悲剧观念的主体与社会现实冲突的关键内涵是什么，三是现代悲剧观念的艺术表征及其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意义是什么，四是现代悲剧观念的主要表征方式是什么。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人民的审美主体意识的觉醒，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再次证明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人民大众在艰苦的日常生活中按照美的规律的创造才是文学艺术真正的源泉。美学和批评家的任务就在于准确观察这一点，并且做出学理上的解释。

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谈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思考。他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很多关于文学、艺术审美的论述，但同时又需要后人根据彼时彼地的条件进行不断的建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推出新的理论形态，不断找出与当下现实的对接点。要向前看，进行当代阐释。这个建构当然有多种方法，早期是做一些文献整理，然后是编教材，再稍晚些是撰写专题研究，最近十年，很多期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专栏或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栏，后者也会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美学的文章。他认为，如果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模式比照，或者把马克思主义放在20世纪的几大思想潮流中来看，我们可以恢复并扩大其跨学科属性，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可能还有更多的生长点。另外，也可以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多层次、多形态的特点，从马克思主义某一种理论的思维方式或者某一个命题入手，来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讲师兰善兴继续研讨李心峰教授的话题，特别辨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如果梳理李心峰教授的学理脉络，可以看到他是从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高度及角度谈论三者之间的关系的。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并列和交叉的关系。从学科性质上来说，艺术学属于具体科学，美学属于抽象科学，两者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各自独立的。辨析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则是一个双向正名的过程。我国的文艺学学科是在苏联影响以及日本现代学科体系影响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两种体系都是把文艺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指向了文学，而中国的文艺学逐渐把很多非文学、非艺术的对象纳入了文艺学研究范围，结果使文艺学与艺术学的学科边界变得模糊。实际上，艺术学和文艺学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艺术世界，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艺术世界中的一个特殊门类，也就是文学。同时，文学作为艺术学的一个特殊门类，文艺学主要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在揭示文学的特殊性的同时，也揭示或者补充艺术的一般规律或者基本规定。

内蒙古师范大学张树天教授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著的当代性阐释问题，认为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著的解读、研究和传播，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其内涵。他尤其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运用于艺术学领域，目前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艺术学的研究和批评领域，言必称中国古典理论或西方经典艺术理论，少有提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在他看来，目前文学领域结合的比较好，但是其他艺术研究领域结合得还不充分，应该给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充分的关注，并将其成果运用到艺术学领域中，从艺术研究、艺术批评入手进行普及，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的艺术实践之间的融合和沟通。

海南师范大学张兰芳副教授也认为，厘清马克思主义艺术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间的关系，将会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目前，艺术学理论的发展正经历着各种纷争，具体研究上注重引进西方艺术理论和挖掘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理论，但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探索还非常薄弱，已有的成果还是更多地属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确是艺术学这个大学科领域未来需要探索的方向。

三、建构人民性及其与公共性的关系

人民性不仅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个最重要的话题，而且与当代很多问题的阐释有关，如文艺和市场的问题、主旋律和多样化的问题。中国文联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朱辉军认为，人民性，对于文艺来说，不是标签式的，不是外部加上去的，而是一个内在的本质规律，是文艺家一种内心的追求。他强调，人民性不是今天才有的，它是动态发展的。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艺家、理论家和评论家们要更充分、更自觉地发展人民性、弘扬人民性、提升人民性。人民性作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标尺可以很高，但是从人民而来的东西一定要用具体分析，不能说凡是人民的东西都是好的，新时代的文艺家要以更好的作为、更大的气象来充分展现今天人民的新创造和新辉煌。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永明副研究员以林默涵为个案，站在当代学术视野下反思“十七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重新阐发了艺术的人民性问题。他认为，林默涵作为我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人民性理论方面有三个贡献：一是开创了“人民性鲁迅”的评价，二是以人民性批评话语研究了人民文艺、五四新文艺和文艺大众化，三是辩证论述了人民性和党性的关系。他指出，林默涵文艺理论的独特贡献和价值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挖掘。这种澄清与纠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当代化和中国化具有启示意义。

江西师范大学肖明华副教授关于文艺公共性的概念、规范、历史发展、未来指向的发言，从另一个角度讨论了人民性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发展，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转换成文艺公共性问题，或者说转换成从文艺公共性的角度来理解。文艺公共性，其知识学依据主要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但是我们不宜套用公共领域理论。他认为，回到中国语境，国家与社会虽然有相对的现代性分离，但分离之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非抗衡的关系。文艺人民性或者艺术人民性反映了这种非抗衡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替代或整合文艺公共性。这可以说是中国这种混合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各种社会形态的“别现代”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就此而言，文艺人民性就是中国“别现代”的文艺公共性，应该结合文艺批评把它丰富好、阐释好。

马建辉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三个制高点之一“道义的制高点”中，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在分析文艺作品、文艺现象时始终抱持人民立场、人民观点、人民情怀，把人民性的实现程度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一个根本准则，始终把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解放人民、发展人民、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合目的性的根本体现。天地之间，人民最大，这就是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此外，近些年文艺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以后，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厘清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一个时代话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无论对于理论研究还是创作实践，都非常有意义。袁正领专门阐述了如何从艺术产品的特点出发来处理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文艺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其独特的市场特性，具体表现为需求的多元性、潜在性、易变性，生产的多重创新性，标准的不明确性，以及特有的社会性等六个特点。这就使得文艺作品市场判断难度大、风险来源广、品牌建设难、对“人”依赖强。因此，在协调文艺与市场的关系上，他提出要明确几个基本的理念：第一，将洞察时代精神的审美观照能力作为市场判断的核心；第二，在创作生产过程中将艺术至上、职责分离作为赢得市场的根本原则；第三，按照差异化、分众化的市场规律，拓宽“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实现路径；第四，洞察时代生活节奏和受众审美理想，实现创作理念的与时俱进。

与会专家学者涵盖了从40后到80后的每一个年龄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在几代人之间的延续。各个年龄段的代表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关键概念和重点问题做出正面的阐释，充分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的魅力和力量，表现出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情结，以及对建构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共有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