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智忠，张明悦，杨庆梅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作为一种以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为使命的理论学科，中国电影理论在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的同时，究竟选择怎样的学术发展方向，确立怎样的科学立场，完成怎样的历史使命，这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电影理论未来发展以及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需要自我叩问并且躬身践行的问题。为此，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影视传播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袁智忠教授联合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电影学派研究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研究员共同发起并于2019年6月29日在重庆西南大学举办第三届中国电影伦理学学术论坛。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中国电影伦理学的元命题及范式研究”“本土与世界：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电影伦理学”“原罪与救赎：中国电影伦理学的价值皈依”三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旨在促进电影伦理学研究的纵深发展，促进电影伦理的学术成果得到集中体现和广泛传播，促进中国电影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共谋我国电影伦理学在新时代的学科建设、发展与创新。本次论坛延续学科原创理念、坚守本土立场、清理影像原罪、探究伦理救赎，在学科体系、研究范式、核心命题、话题边界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和收获。

一、中国电影伦理学的元命题及范式研究

每一门学科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宗旨，都会有其学术研究的元命题。它是一门学科最为基本、最为原初的研究对象。正像“存在”是哲学的元命题，“影像”是电影的元命题一样，“善恶”则是伦理学的元命题。基于此，就电影伦理学而言，它的元命题既包括影像、镜头、叙事这些来自电影本体的核心概念，同时也包括是非、善恶、正邪这些来自伦理领域的主要命题。

中国要为电影的新时代建构一个汇聚传统的文化体系。北京电影学院贾磊磊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近三年，中国电影连续17年的高速增长已是事实，但是电影评价体系如何仍值得思考。他提到，中国电影伦理学崇尚的是文化精神有表象性，电影伦理学的使命和边界包括影像暴力的正确、正当问题，决定战争胜负的文化伦理问题；电影伦理的主旨关心的是电影作品的伦理化取向，能否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电影的叙事逻辑与伦理逻辑，是社会政治的表达，不是孤立于现实的虚幻表达。

伦理片是中国电影的“原型类型”，中国电影史上所有卖座的影片，都是具有这种“原型类型”的电影。上海大学饶曙光教授以“哲学伦理化与中国电影‘伦理片’原型”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哲学乃至所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两大基本特点：一是自觉、不自觉乃至潜意识状态中把认识论问题转化为人生论问题，最终都归结为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善恶问题。二是与西方人的区分型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关联性的。可以说，这两个思维方式最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以及中国电影及其类型。有人说中国电影原创类型是伦理片、武侠片。而无论是伦理片还是武侠片，其核心观念、文化内涵、思想价值都归于伦理至上、善恶分明。

电影作品是伦理学要研究的一个新样本，研究电影伦理学能推动伦理学的发展。北京电影学院王志敏教授提出如何对具体的作品从伦理学的角度来指认、批评、识别的问题。首先，要知道伦理的本质是什么？伦理的特点是什么？王教授总结了伦理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伦理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但不是绝对的，是会漂移的；伦理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不具有百分百的等同性；伦理具有某种程度的界域性和跨界域性；伦理有某种程度的先验性和经验性。在进行伦理批评时，能掌握这四点，我们下判断的可靠性就会比较大。王教授同时指出电影具有“非道德叙事”或者“不论叙事”的特点。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期刊编辑部执行主编谭政以印度电影为切入点，介绍了印度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它有多语种文化、多宗教文化。因此，印度电影叙事伦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一是遵守娱乐观众的叙事伦理，如歌颂爱情忠贞不渝、惩恶扬善，遵循社会的主流伦理；二是显示印度人现实的诉求，承担形塑国家的叙事伦理；三是对宗教要特别尊重和维护，提倡对政治阴暗面无情鞭笞的叙事伦理，不能对宗教进行完全的否定；四是倡导对社会性别中男性地位的尊崇，把貌似不雅的故事做成主流商业叙事以获得好的票房。印度电影与中国电影在叙事同构方面主要表现在对家庭的重视、对性的禁忌、对女性权力的维护、对教育公平的呼吁。印度影片的叙事伦理非常契合中国的社会伦理，因此能在中国取得可观的票房。印度文化以地球村落文化的共同性为表达基点，对爱情亲情的表达、对女性权利的维护、对教育公平变革观念的呼吁等构成了人类共同情感的呼吁，同时形成了独特的印度电影叙事伦理。

伦理正如教育体制一般，有一种约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适应日益变更的社会。海南师范大学易连云教授从教育意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影片《肖申克的救赎》，他提出了三个可供教育界借鉴的伦理困境问题。第一，影片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特殊群体(服刑人员)的日常生活。虽然我们对现实中的这群人的生活是陌生的，但我们却认为他们理应被惩罚、被羞辱，甚至认为对这些人采取一些特殊手段是应该且必须的。第二，安迪对监狱里警察违法行为的揭露与自身违法越狱的事实构成了一个深刻的法律难题。如果安迪不越狱，监狱中警察的犯罪行为就不能被揭露,而安迪的越狱又必须接受法律对他的审判，是难以进行简单判断的伦理难题。第三，影片展示了肖申克监狱的“体制化”生活给人带来的深刻影响，引发我们关于“体制化”对人的约束与塑造的思考。

四川大学曹峻冰教授从“异端立场”的陌生化宗教伦理叙事角度出发，着重论述了李沧东电影的四个命题。第一，残缺与痛苦——宗教伦理意味的现实主义表达。人在边缘状态和社会底层的存在形式是导演进行创作一贯的精神要旨，始终秉持着的现实主义态度使其作品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人文关怀和哲理思辨色彩。第二，多元与宽容——宗教伦理与民族性的揭示问题。韩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多元文化的宗教结构必然产生多信仰的民族心态和伦理。第三，二元对立——存在与缺席的宗教伦理叙事建构。导演对宗教的态度是复杂而深刻的，一方面让宗教元素渗入到人物日常的现实生活伦理关系，另一方面又不断加以嘲讽和颠覆，进而使宗教与现实被剥离，最终指向生命存在的深刻性。宗教信仰提供的只是理想化的精神寄托，而非现实化的实际救赎。第四，植根尘土与生命意义。导演始终认为电影应该致力于通过观众亲身经历的痛苦寻找答案，这个答案涉及宗教信仰的探讨，最终还是回归人本身，回归于俗世伦理关系。宗教文化从一个文化符号渐变为探寻人生价值的叙事线索，是另外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尘土式回归。

西南大学影视传播与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袁智忠教授发言题目为“影像语言的伦理性命题”，他以影像语言为切入点，分析影像表达具有的伦理性以及影像语言的伦理学表征存在，如暴力和性等问题。他从影像作为视听语言及其伦理性存在、影像语言思维伦理性表征、影像语言伦理救赎及审美期待三个方面对影像语言的伦理性命题作了阐释，并指出，我们认为电影有“原罪”，拍电影可以给人提供想象空间，那要如何在其中去完成救赎？因此，影像语言的表达应是含蓄、内敛、意味深长的，而非粗俗、浅显和露骨的，即需以科学的、符合中国传统伦理的审美文化来指导当今电影文化的健康发展。此外，袁教授还探讨了如何融通中西、构建符合电影语法逻辑、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状态的电影伦理学问题。

二、本土与世界：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电影伦理学

电影伦理是研究电影的重要视野，中国电影学派有着天然的伦理基因，深入研究中国电影伦理学，对深入研究中国电影有重要作用。中国电影产业规模全球第二，需要理论维度、伦理尺度来保驾护航。

当前叙事伦理问题研究已经比产业研究还热。电影不仅要做大，还要讲好故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从政治、道德、影像的角度，将中国电影实践语境分为政治伦理、道德伦理、影像伦理三个层次。前两个层次主要涉及叙事内容，第三个层次涉及叙事形式和结构。政治伦理是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中国电影创作，这在中国电影实践中是最重要的考量；它是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表述。道德伦理的主题在中国电影创作中有悠久的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先驱者在电影的探索中形成了所谓“良心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和“处处唯兴趣至上”的潮流进行了种种博弈。新时期的中国电影，把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看作两个有张力的层面，对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进行了颠覆性的表达。陈教授还指出，影像伦理作为电影美学的形式规范有其特殊性，它在对一些所谓“不道德”的主题进行符合专业性伦理的表达中，探索着人性的深度和事物的真相。

在后伦理时代，我们面临伦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不再是对个人道德困境的探讨，更多关注的是伦理的公共性。陕西师范大学牛鸿英教授通过三个论点来阐述这个问题。第一，以他者为参照的文化正义，他从三种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这个论点：一是越轨者——对比个人困境与现实义务之间矛盾的一种影像化的表达；二是陌生人——讲弱势群体的生命镜像与伦理困境；三是超道德的英雄——公共义务的承担者。第二，以体验为中介的审美协商。在电影伦理意义的产生与审美的过程中，以体验为基础的审美主体，会自觉对伦理问题进行思考、回应与纠偏。第三，以情感为机制的社会共识。整个审美过程的核心是情感活动。电影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它通过对真实社会的伦理问题的思考，最终和伦理秩序达到一种平衡。电影作为社会谈判的公共空间，它以审美化的情感表达，发起了关于社会道德的思考，并以非功利性和超越性的态度建立了一个理想的、能体现公共话语的领域。

自《罗曼蒂克消亡史》出现后，中国电影出现了一个伦理叙事的失落问题。大国叙事这个话题本身也是国家期望获得正面回应、获得观众认同的一套符号语言体系，是今天电影理论者讨论伦理叙事问题所需关注的问题。当中国电影在讲述大国叙事、海外传播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时，这一套话语体系或表述的过程是排斥非我族类、缺乏包容心和大国风范的。当中国面对大国叙事，强调国家的文化自信时，带来的是一种在电影语言的表现或符号体系建立中的悖论。因此，当我们在面对伦理叙事、大国叙事、家国叙事、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题时，是否需要对其进行修正，上海大学黄望莉教授对此作出叩问。

对伦理的探讨，是通过可使用的方法，感受影片中营造出的无异于生活的“真实感”。但对历史真实的追求并不是最高的理想，历史精神和文化伦理的传承和表现才是关键。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彭流萤副研究员“中国影视文化伦理的价值预设与建构经验”认为善恶观念含混和反常伦理关系成为近年来影视剧人性化探索的表现之一，这一问题也引发了诸多指责。伦理概念既拥有鲜明的特征维度，也具备强烈的价值维度。在影视作品中，使用伦理概念来构建文化事实的可能性，就在于影视事实之价值。同时，影视文化伦理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关联着道德，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事实都蕴藏有一个道德性的核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也受到政治态度的影响。彭流萤还讲到影视对现实题材的把握往往会使社会记忆的结构模糊化，这种尝试不考证影片是否再现、是否真实，但是人们会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借助其他标准来评估文化伦理显现的准确性。影视作品所虚拟的生活流程和情节结构，是对还原生活原貌的处理，在这些表象偶然性的背后，仍存在实在的真实世界。伦理来源于此，也凝聚于此。

对于电影伦理学的秩序和规范，西南大学田义贵教授谈到两个问题。一是对于电影伦理学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秩序问题中去追根溯源，并且伦理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应从历史维度去研究电影伦理学。二是对于伦理规范，我们应该怎样来确定，研究电影伦理学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电影领域的秩序，在此秩序中发展电影产业。

三、原罪与救赎：中国电影伦理学的价值皈依

“原罪”被认为是人思想犯罪和行为犯罪的根源，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化的媒介，所承载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原罪”，我们讨论的电影伦理问题在于它涉及我们怎样以学术的方式来消解电影的原罪。对于电影“原罪”的界定，我们以一种历史的追问意识呼唤影像伦理，而对于“救赎”的探索，我们也同样需要怀揣诗性的正义去建构道德法则。

“叙事伦理”作为叙事学发展的一个分支，自身具备丰富性与整体性，但往往与“伦理叙事”的主题和内容分析相混淆。重庆大学杨尚鸿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吴怡萱在《成长与规训:论电影〈狗十三〉流动的叙事伦理》一文中表示，在影视界，叙事伦理分析注重故事内容伦理而缺少叙事形式探究,针对具体影片的叙事伦理解读应该着力于对叙事本身的关注和对影像本体的审视。文章以电影《狗十三》为例，分析了影片在叙事过程中产生的伦理意涵，区分了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两种不同视角下影片内涵的变化。文章从影像的视觉伦理和听觉伦理两个方面出发阐释伦理的情境逻辑，并试图论证影像不仅是为了伦理主题而展开，叙事进程和叙事行为中同样会产生伦理的价值。电影叙事既是审美的，也是伦理的，电影因自身的视听影像性质而成为伦理试验场，这也必然是感性和情动的生成。

西南大学虞吉教授从伦理角度出发，分享了伦理分为条款式的外在伦理和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内在伦理的观点。中国历史契机赋予了伦理稳定性，中国电影具有自身的历史契机，在这种历史契机中生成了“良心主义”影像传奇叙事的观念美学体系，“良心主义”是业界从业者的共识，同时又是一种内在伦理的规定，“良心主义”要在影像传奇叙事中去实现。虞教授还提到中国电影伦理学最终归为“良心主义”的大范畴，因为有时“良心主义”是被掩藏的，需在各个历史阶段来研究它的价值演变。

香港的伦理书写，一种是以怀旧的方式，强调香港认同，一种是通过现实题材故事强调自身优越感。北京师范大学张燕教授提到，香港电影更多的是强调小人物个体的故事以及个体的命运和家庭的故事。在家文化之下，去承载文化传统并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种碰撞。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延伸，香港电影可以把身份认同、本土意识、集体记忆、历史变迁、社会转型等国族意识渗透于其中。香港本土意识可以从两个方向去建构：一是强调身份意识的坚定性并且靠推进来强化自己的优势；二是通过排他性来呈现，通过香港和非香港之间的对比来显示出香港的自我状态。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刘浩东教授认为，电影首先是消费的、工业的，其次才是伦理的、文化的。以喜剧电影为例，喜剧电影是本土的，是不断被复制的，其最大的特点是明星和文化情趣，喜剧电影明星才是最大的收获者。

江苏师范大学刘永宁教授介绍了“视觉禁忌”的艺术化呈现是有效净化银屏的途径，可以平衡电影伦理性与商业性对立的矛盾。从创作角度完善电影伦理学，丰富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能使中国电影“视觉禁忌”艺术化呈现具有影像的表现性和影像风格的独特性的特点。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史博公教授在文章《中国电影与现代婚恋伦理变迁述论(1913—1966)》中认为，民国电影中的婚恋伦理体现在对传统婚恋伦理的扬弃、对现代婚礼伦理的倡导、长期战乱对婚礼伦理的影响三个方面。而新中国电影中的婚恋伦理由于受到新中国法律对婚恋伦理的改良和新中国道德对婚恋伦理的重构的影响，使得新中国的婚恋伦理变革具有官方性、突变性的特征。

华中师范大学彭涛教授认为，谍战剧叙事魅力是靠伦理的悖论，把人物置于一种伦理的困境中加以呈现。如在革命叙事电影中，有较多假扮夫妻的情节设计，有人伦和革命的伦理困境；算计同事的情节设计，需要不断地使用谎言，谎话连篇的人是被讨厌的，而影视剧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智慧，存在伦理悖论；剧中的杀人情节设计，被看作是果敢，没有对生命的怜惜和罪恶感，存在伦理悖论。最后是身份设置，一个人物担当多个角色，也有伦理的冲突和障碍。

重庆师范大学颜春龙教授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公共性产品的重要性。在整个电影公共空间中，反公共性或者反公共领域这种形态容易被忽视，更多的是过于艺术化地从诗性和美学角度去解读。从电影的制作、创作到电影的流动、传播，整个公共空间到公共领域的转化一直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应当考虑的是电影伦理的公共性问题以及在影片传播过程中的反公共性到底如何消解、如何重新建构的问题。

清华大学博士后庞博对具有浓重伦理色彩的电影《嘉年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从“色彩表意”和“场面调度”两个方面切入，详细分析该片在影像语言上对于性别二分法的颠覆和超越，进而呈现出其对于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的积极回应。

美国南加州大学硕士生袁小令分析了道德和伦理的差异，对其概念化的所指进行了非常形象的描述，以《绿皮书》为载体进行了深入、到位的文本解析，解释了影片不论从道德还是伦理层面都能被美国和中国观众所接受的原因，并对这种接受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指出观众对黑人主人公和白人配角的接受和欣赏，实际是对他们人格中美和善的欣赏。

四、结语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一直活跃在审美、生活、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前沿，虽然在伦理学术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也是充满活力的。牛鸿英教授为“本土与世界：跨文化视域下的中国电影伦理学”圆桌分论坛作了总结。她说，本组论坛从研究的导向上，涵盖理论导向、问题导向、对策导向。从理论导向上，主要涉及伦理学研究的方法性、合法性的学术泛型角度，伦理学建构的话语正义、社会正义所达成社会共识的理论性角度；同时还涉及对基本伦理学的理论问题、个体和集体的关系、伦理秩序的变迁、伦理秩序的合理性等问题的探讨。在问题导向上，她试图表达电影伦理学在当下呈现出的两个向度问题：一是批判性向度，包括电影价值观念的导向失范；二是积极的建构性问题导向，包括对于生命伦理的关怀与尊重，以积极的伦理态度和价值取向来表达对社会伦理现实的建构性的肯定。在对策导向上，她提出可以借鉴文学研究的方法来推进伦理学研究方法，使电影伦理学能更好地向未来迈进。在研究方法上，一是注重学科融合，把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等一系列多元的视角运用到电影伦理学研究领域中；二是将西方的理论话语、理论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本位等本土的特点资源以及中国现实的境况相结合。通过研讨发现，电影伦理学的研究从电影的角度赋予了伦理问题和社会正义一个审美的公共性路径。对于电影来说，伦理角度赋予了它人性的温度和哲学性的深度。所以这两者的结合给电影研究开辟出面向未来的广阔、有效的路径。

重庆大学范蓓教授为“原罪与救赎：中国电影伦理学的价值皈依”圆桌分论坛作了总结。他不仅讲到电影伦理学的问题，还讲到电影批评和电影研究的伦理问题。讨论电影评论、电影研究的伦理，可从电影研究和电影评论最基本的任务出发去发掘或识别好的作品。电影批评和电影研究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影与个体、电影与社会、电影与国家、电影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另外，电影研究的伦理还包括拓宽电影研究言说的渠道。

最后，陈犀禾教授为本次论坛作了学术总结。他首先对袁智忠教授和贾磊磊教授所创立的电影伦理学表示充分肯定。他认为，电影伦理学在目前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电影学研究热点，在电影做大做强的背景下，这些热点不会不被重视，尤其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大环境下，电影伦理学会成为一个电影研究的持久热点。本届论坛在延续和推进前两届学术命题的基础上，成果丰硕。此外，贾磊磊教授对会标“诗性正义”作了阐释，诗性正义来自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一书，表达了不可为而为之的思想，如士兵高举旗帜，前赴后继。电影中最感人的部分是现实生活中难以完成的或不可能完成的部分，电影伦理学某种意义上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救赎，这就是我们讨论的诗性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