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谨

(哈尔滨音乐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500)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特殊阶段，随着商业剧场的兴起，戏曲在京剧蓬勃发展的引领下，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阶段。戏曲市场的繁荣与大众媒体的兴起互为因果，并由此催生出一批为报刊撰写戏曲介绍与评论的学者，这成为民国学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别于古代戏曲偏重于元杂剧、明清传奇的文人写作与文本研究，晚清民国以来出现了波多野乾一(日本)等从事京剧等民间演剧研究的学者，他们逐渐改变了戏曲研究的整体格局，同时还出现了一批着眼于当时的戏曲舞台演出研究的戏曲研究著作和学者。

20世纪50年代后，学术环境发生重大变化，除古代戏曲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外，晚清民国以来的戏剧研究重心转向新文化范畴的话剧研究和戏曲改良，民国戏曲表演只要与“改良”关系不大就会沦落至研究的边缘。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出现李泽厚所说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转型，晚清民国演剧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范围。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晚清民国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活动的研究更进入勃发期。随着学界对齐如山、张厚载、冯叔鸾等戏曲学者的研究逐渐深入，徐慕云也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重新发现。近年来，已经有多位学者发表了有关徐慕云《中国戏剧史》的研究论文，尤其是北京三联书店相继重印了徐慕云的《梨园影事》《故都宫阁梨园秘史》，使他成为一般民国掌故爱好者所熟悉的文人。

一、徐慕云《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

1934年春，徐慕云给北平市政府呈交了一份《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表达他对当时北京戏曲演出的基本看法和他在戏曲改良方面的认识和见解。在众多有关徐慕云的研究文献中，这份意见书尚未引起足够注意。这份民国时期有关戏剧改良的重要意见书之前从未公开发表，它在北平市政府的档案中静躺了半个多世纪后，才被 1997年第3期《北京档案史料》和《中国戏曲志·北京卷》相继披露，遗憾的是仍然鲜有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予以重视。

徐慕云《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现存文本为抄件，原件理应存留在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但是在原始档案中未见。从档案的往来行文可知，徐慕云向北平市政府呈送了他的这份意见书，市政府因戏剧日常管理工作由社会局负责，因此特转抄一份交社会局办理。抄件前有北平市政府691号训令。

令北平市社会局：

案据徐慕云函陈《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并拟举办市建剧馆办法等情；据此，查来函建议各节，对于改良戏剧，纠正人心，颇多可采之处。合行抄发原件，令仰该局详加审核，酌量办理，并令戏剧审查委员会会同剧界名硕共同研究，拟具方案，分力进行。并即聘徐慕云为该会委员，俾得共同策画，以期改进。

上述北平市政府训令中所称的“戏剧审查委员会”，实为社会局的“戏曲审查委员会”。该会成立于1932年，除由市政府指派二人、公安局指派一人任委员会聘任委员外，其余的委任委员均系社会局高级职员。审查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五人，由社会局秘书吴曼公等担任。 我们由戏曲审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可知，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办事机构，而是一个指导性机构，因此下设有保管、文书、审核、收发四组，这四组人员才从事实际的戏曲审查工作。戏曲审查委员会于1932年10月成立，次月市府曾推荐一位秘书增列为审查委员会委员，并于1934年再次指令增列徐慕云为委员。我们从档案可知，社会局初拟聘请徐慕云为戏曲审查委员会名誉委员，聘书已经于1934年4月4日拟就发出，但是10天后发生了变化，4月13日同样由局长蔡元签署呈报市府的社会局公文里，“名誉”二字在报告的草稿中被删去，正式的呈文改为聘徐慕云为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市政府袁良市长签署的回复，亦超出一般公文的礼仪性答复，特别要求社会局“仍注意研究，共策进行，并拟具改良方案，随时呈夺”①，可见对徐慕云有很高期待。

徐慕云究竟应该在政府戏曲管治方面担任何种角色，这个不公开的争议仍在延续。1932年戏曲审查委员会成立时，委员中有社会局教育科督学兼通俗股主任周炳烈。1934年下半年，周炳烈请求辞去在社会局的本兼各职，8月2日，社会局局长蔡元签署局令予以照准，并确定由清华大学毕业的27岁的姜书阁补其职缺，并正式呈文市府，但是并未获准，最后姜书阁仅被聘为督学。而与此同时，北平市政府于8月3日签发“北平市政府第94号令”，“调委徐慕云为本府社会局科员，充通俗股主任”②。1934年8月5日，徐慕云弟弟任职的天津《益世报》“社会简讯”栏目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社会局吁请市府，以徐慕云为继任该局通俗股主任职，昨已奉到市府指令照准云”[1]。但是我们从这段时间社会局与市府之间有关徐慕云任职通俗股主任的往来文书中，很难看到有“社会局吁请市府”任命徐慕云的迹象。此时的徐慕云，显然不仅担任了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且成为社会局教育科的正式职员。

通俗股是社会局教育科下属的三股之一，中学股、小学股负责中小学教育，通俗股则负责社会教育。晚清以来，通俗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民国政府刚成立时，上海等地曾经有通俗教育研究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北洋政府期间，教育部设立官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下设小说、戏曲、演讲三股，戏曲股负责戏曲剧目和演出审定事宜；中央政府南迁后，北平市政府裁撤了教育局，将其归入社会局，改称教育科，通俗股负责管理社会教育。大约在一般人印象中，通俗股仍是戏曲审查的责任单位，但实际上社会局成立戏曲审查委员会时，通俗股在戏曲审查方面的功能已经明显淡化，主任周炳烈甚至未在常务委员之列③，继任的徐慕云当然也是如此。

徐慕云担任通俗股主任职务的时间很短，当年年底，社会局就以“第三科科员兼通俗股主任徐慕云久假不归”为由，决定仍由原拟接任周炳烈遗缺的姜书阁代兼通俗股主任。社会局蔡元局长的有关谕令中有“业已呈府请调回专员原职”④的字样，这多少让我们意识到，从社会局最初只打算聘徐慕云为荣誉性质的名誉委员到改为正式委员，从周炳烈辞职时本拟由姜书阁接任他的所有职务，到姜书阁只接任督学职务，而由徐慕云担任通俗股主任，整个过程似出现多次反复。这些反复并不简单，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而这只手大概率就是市府伸过来的。可惜从结果看，徐慕云并未如市府所期，在这一位置上大显身手。

这是徐慕云一生里为数较少的担任公职的经历，而1934年12月，因北平市社会局解除其通俗股主任职务，徐慕云短暂的从政生涯就此结束，他担任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的经历，按例亦因此终结。⑤所谓“久假不归”，是因为徐慕云久居沪上，且遭遇母亲逝世之厄，他本是在娱乐界四处张罗的人，哪里有可能像政府公务员那样成天上班。所以，入职社会局并担任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并最后担任通俗股主任固然是其所愿，但真正要承担起实际工作，恐怕也不是他当时所可以接受的。于社会局而言当然也有诸多不便，社会局虽承市府之意接纳了徐慕云，但通俗股主任毕竟有大量日常行政事务需要处理，难以接受徐慕云视之为虚职。诚然，民国年间政治酬庸盛行，社会知名人士在政府各部门担任虚职的现象非常普遍，但多半是参事、顾问或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之类，如徐慕云只担任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自然很难引人非议，但是通俗股主任这样的实际职务，实不便由一位久居上海的娱乐界人士担任。

因此，徐慕云进入戏曲审查委员会这件事情本身有其不寻常处。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引起了时任北平市市长袁良的肯定与重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徐慕云的这份意见书看成他进入社会局任职并短暂担任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投名状。

前述两个版本的徐慕云《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略有小误，笔者据原始档案重新校订标点，抄录如下：

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

声律与民情相通，故欲正民心，须先正声律。清末秦腔大盛，举国尽淫靡之音，清室未几遂亡；数年来东北之半梆戏复甚炽昌，于是四省亦失。去岁白玉霜等竞以其淫声荡调输入平津，且每值出演，无不客满，而各商号于播其唱片时，围听者恒途为之塞。民心趋向淫曲邪声，于此足徵；兼以晚近捧旦之风遍于朝野，一般有为青年多被社会奖励为敷粉男子。呜呼，国治则举国尽中正平和之音，国乱则邪乐淫声比比皆是。负改良社会之责者，倘不亟谋挽救及改善之道，将必流毒日深，为害益广。而民心之颓靡亦愈甚，其不步东北之后尘者几希？爰将应兴应革诸端，缕书于后。虽卑无高论，然亦纠正人心、改良社会急要之图也。至保存国粹，发掘文化，犹其余事耳。

中华民国念三年春江苏徐慕云谨识

一、无聊文人因受名旦雇用，专编偏重旦角之脚本，以致近年南北各戏院中，无不旦为主角，至生净丑末，直其备员而已。他角收入既不及旦角十百分之一，复于各剧中难展其所长，故习梨园者亦均不愿以精神才力孜孜十余年，攻此副二脚色。迩来除旦角人才层出不穷外，他角几有绝响之叹，举国靡靡。倘不亟加纠正，恐中国将有无数青年，尽被社会及当道鼓励为敷粉男子，于不自觉中失其丈夫气概。吾国已衰颓至此，提倡尚武精神犹恐不及，若复造成巨额之雄妇人，国家焉有复兴之望耶？

二、伶人不学无术，对于世界趋势固属不悉，即国家政体若何，亦一概茫然。例如今日盛行南北之三本《铁公鸡》，该剧原为清代侮辱革命先进洪秀全、石达开等及宣扬满清威势之武剧，不期于今日革命业经完成时，犹不加以制止或纠正，而仍任无识伶人一意唐突诸先烈，殊觉可笑。在演者方面，固仍加意描摹向荣及张嘉祥等之忠勇无敌及铁金翅(按即影射石达开)之野蛮横暴，形同流寇；然在观众方面，亦无不皆以捻匪、发匪及长毛等名称加于今日革命史上所极力推崇之诸先烈之身也。倘此类奇闻一旦为东西友邦得悉，恐不特国家之耻，且亦东方文化之羞也。

三、中国曲调浩如烟海，从无人加以整理与调查。如湖北之汉调、湖南之花鼓戏、安徽之徽调、河北之昆弋、江苏之昆腔、广东之粤剧、浙江之越调，以及黄河流域诸省之梆子等(此外边塞弱小民族之歌舞尚不在内)，直不可以胜数，应先详加调查，然后再汰劣存精，较其异同，必能使固有之国粹在世界放一异彩。昔之治国者对于民间歌谣，尚知及时采访，今日东西文化正待贯通，若不于先民遗惠，加以条理整齐，终将故步自封，凌替以尽，更遑论发扬光大乎。

四、国剧以历史戏为最多，至讽世劝善及含有忠孝节义诸旨之脚本，亦复不少。惟求其能适合今日中国国情环境，足以发扬民族精神，唤起民众爱国思想者，尚不多见。应由戏剧专家速编是类脚本，由官方协助颁发各省市公演，俾未受教育之民众，亦得因观剧之影响，稍悉国内外情势及已身对国家社会应尽之责任。观摩既久，必可收潜移默化之功。

五、东西友邦无不有国家戏院之设，中国亦应拨文化基金之一部，建筑一设备完善之新式剧场，对于座位舒适，声光配备，力求优美而科学化。将来戏剧改良，如有名贵脚本，即在其中排演，必可增高戏剧价值，助长观众兴趣，而外宾之涉足中剧场者，亦不致有爱憎同兴之感矣。良以迩来东西各国，皆积极研究中国戏剧，美国有数大学已增入中剧一科，以此凡莅华之外宾，无不喜观中剧。舞台上之音乐服装，固为若辈所罕闻奇见，即国剧本身，亦足以代表东方文化之一体；惟环境不良，茶役小贩，时扰观听，未免可厌。夏日手巾把满园横飞，汗臭气触鼻欲呕，尤招外人憎恶，以致观平剧无不有乐不敌苦之感焉。

六、倘官方因伶人积习难除，戏院恶例太久，一时不易革除净尽，而竟因循畏难，一任其每况愈下，似不若先拨社会事业补助费或文化基金若干，办一将来专为改良风化之戏曲学校一所，招生一班，延师教授，至多培养一年即能出演，此类生徒可称为模范伶工，经费充裕时再建一模范戏院(为节省经费计，只求能雅洁畅适即可)，俟社会人士尽知此胜于彼，他园自可渐次仿行，不特可使爱观国剧之外宾多增益趣，即剔除积弊后，转移国人喜观舶来电影之心理，藉以挽回外溢之利权，于社会经济上不无小补也。

七、此类生徒既负有改良及领导社会之责，国家亦应予以各种奖励与优待，譬如诸习师范者，对国家社会所负之使命綦重，决不能与一般专谋个人利益之伶人相提并论。其薪金之多寡，当随其年龄而增加，年愈长艺自精进，而所得公演之票资亦愈多。每岁复可以赢余之款，续招新生。班次多时再分发其他省市，为社会服务。但无论若何不能任生徒艺成即去，致国家公款虚掷于无形而毫无收获也。

八、此种剧团既属国营，当然须以服务社会为宗旨。如遇各种大典及招待外宾，欢宴蒙藏王公诸事，胥可由该剧团演剧助兴，一以表扬中国文化，一以宣达中央德政(另编此类剧本)，一俾异族之人尽知怀德畏威，假戏剧之力从旁徐思感化，较诸遇事时仓卒派员宣抚，收效尤巨。至若轮流赴各乡区，于庙会逢集时，免费公演，以戏剧启发民智，输入爱国思想，较之张贴空洞标语，收效尤大。因标语只可使智识阶级了解，目不识丁者依然格格不入也。

九、满清入关后，一切服制礼节，类多革新。民国成立，战乱频仍，故于古代服装礼节等亦未遑探究，所赖为参考借镜者，惟今日舞台上之袍蟒盔铠以及种种仪式而已。今日国产电影之摄制古代片者，均以国剧服饰为参考资料者，亦以此也。惜不学无术之伶人，每妄加更易，参以西洋服装，新式歌舞，已非复曩日旧观。兼以无识伶工数典忘祖，恐再数十年后，国人将于祖国一切古代事物，俱瞠目不相识矣。慕云研究中剧念余年，深悉其确具移风易俗之功，遂不惜自耗万金，费时经年，始成此《梨园影事》一书，并冀于芝博会中为吾国稍事争国际光荣，然而民众之力，究属有限。迨书成余已遭失业负债之厄，但余之改良国剧计划，尚未实现于万一也。

十、泰西各国对文艺界培植爱护，不遗余力，从事此道者不惟生活得有保障，一生享受最高荣誉，而物望所归，即身后亦备极哀荣，事业与名山同垂不朽。反观吾国，则文人自古相轻，社会上不视之为雕虫小技，即讥之为不登大雅。以此，读书之人但有仰事俯蓄之资，遂亦望望然去之，不肯贸然问津。今时代已异，潮流趋新，政府亦应仿照友邦成例，对于剧作家予以奖励，夫然后文人心血不致虚掷，高尚嗜好逐渐养成。努力者多，文化水准自然提高。若一概抹煞，听其自生自灭，则旧剧必且从此终古，国家无形损失宁不甚巨。⑥

如前所述，北平市社会局所存徐慕云的意见书系市府抄件，偶有错字。徐慕云曾多次称他给北平市政府上过“万言”建议书，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它究竟是意见书全文抑或经过缩略，但是从篇幅及叙述看，较大可能这就是全文，我们且把这“万言”云云看成一种汉语的表述习惯吧，毕竟当年曹操讨伐东吴时就声称有“八十万人马”呢！

二、徐慕云《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评析

晚清民国年间，戏曲改良是社会热门话题。透过徐慕云这份八十多年前的意见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徐慕云本人的戏剧观念与思想，还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人对戏剧的普遍认知。

徐慕云的这份意见书，有很多发前人所未发，以及超越前人及同侪的卓越见解。虽然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戏曲研究者只关注杂剧、传奇等文人写作的倾向，京剧开始受到社会的尊重，但遍及全国各地的地方戏如汉调、花鼓戏、粤剧、梆子等，还是很少得到正面关注⑦。而熟悉京剧的徐慕云能正面肯定地方戏的价值，且呼吁人们对这些剧种进行关注，认为这样的努力不仅能起到保存文化遗产之效，且“必能使固有之国粹在世界放一异彩”，其见识自是不凡。徐慕云是提议建设国家剧院的先驱者之一，尽管晚清时许多旅欧官员对中国的剧院建设提出诸多改良建议，1931年胡适在与梅兰芳等人聚餐时也提出“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2]136，1933年程砚秋《赴欧考察戏曲音乐报告书》最后提出的参照欧洲戏剧改良中国戏剧的十九条建议里的第七条就是“实行国立剧院，或国家津贴私人剧院”[3]77，但徐慕云的建议仍然不算太迟。

在意见书里，徐慕云提出应规范剧场秩序；由政府拨出专门经费兴办戏曲学校，培养“负有改良及领导社会之责”的戏曲演员；提高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给予优秀的戏曲演员国家荣誉；建议国家重视戏曲剧本创作，提升社会对戏曲的艺术价值的认知，借以吸引优秀文人加入戏曲创作队伍；等等。这些建议都颇有见地。虽然这些观念与见解并不见得有多少独创性，多数与其时或更早的众多有识之士之见解相吻合，但他的建议往往更加具体。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都是他在长期与梨园行接触的过程中悟出的道理，且在此后的若干年里，它们都陆续变成了现实。

在徐慕云的这份意见书里，比较值得讨论的是他对戏曲社会功能的描述。徐慕云居然认为清朝灭亡就是因为秦腔风靡京城，而且东北四省沦陷，是由于当时人称“半梆戏”的评剧深受观众喜爱，并由此推断，白玉霜等评剧名伶在北平、天津一带风行，兼之京剧出现捧旦之风，必导致国家步东北后尘。他认为男旦的风行将带来严重后果，这无形中是在鼓励国民，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成为“敷粉男子”和“雄妇人”，自此国家将无复兴之望。

客观地看，意见书里所表达的忧国忧民之心固然可嘉，然终不免有危言耸听之嫌。将戏曲，尤其是音乐风格的演变与国家盛衰相关联的理念始于先秦，但是在多数场合这种关联都只是抽象地将音乐、戏剧与世道人心相关联。晚清戏曲改良运动中，一些人想象性地借鉴国外经验，用不知来由和未经证实的波兰、法国等国因某剧上演而国家为之复兴的例子来强调戏剧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无比重要性；也有人将清代覆灭与京剧流行谭腔相关联。前者说的是遥远的欧洲，后者只不过说谭腔等靡靡之音盛行，是清朝行将灭亡的前兆而已。如果说意见书里“国治则举国尽中正平和之音，国乱则邪乐淫声比比皆是”还算是平常之论，那么直接把“秦腔大盛”⑧这桩往事与清朝灭亡，尤其是把评剧风行与东北沦陷建立起因果关系，实为闻所未闻，日寇侵占东北这口大锅，评剧和白玉霜恐怕背不起。文艺因时而变，关于一时代的流行艺术及其风格与国家治乱甚至兴衰的关系，中国古代就有很多论述。近代以来的相关论述，只要具有起码的理性，就只能止于通过戏剧提振民心和国力，不可能如此直接地将国之兴亡的责任归结于某种戏曲声腔的流行。但悲哀的是，尽管这种极尽夸张之能事的描述在事实层面根本经不起质疑与推敲，却总是有人以其“动机”良好而原谅其言论的乖谬，且其时正值华北危机关头，这种急切的言论，极易激起人们情绪化的反应，所以就能收奇效。

这里还有个细节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徐慕云在意见书里痛斥白玉霜的危害，其辞之峻切，与其平时著文的风格大相径庭。评剧名伶白玉霜在1933年就因表演中“表情最为猥亵不堪”而被戏曲审查委员会勒令具结悔过，1934年1月19日北平市市长袁良又对记者发表讲话：“评剧女伶白玉霜等，表演淫戏实在与风化有碍，故昨令公安局将其驱逐出境。”⑨徐慕云的意见书写在袁良已经将白玉霜逐出北平之后，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徐慕云明知袁良市长对白玉霜深恶痛绝而有意投其所好，考虑到北平市政府大动作驱逐极有观众缘的白玉霜，会引起很多不利于袁良的猜测(传说袁良请白玉霜吃饭被拒绝之类)，所以主动为袁良市长驱逐白玉霜的行为背书，那么，这份意见书中有关白玉霜的部分，对徐慕云文人品格的塑造恐怕并非正面。

再说他对“晚近捧旦之风遍于朝野”疾声厉色的批评。他不满于旦行的兴起让生、净、丑等重要行当相对沦落，呼吁京剧各行当全面均衡发展，不无警醒之功；不过说到捧旦有可能令青年人“于不自觉中失其丈夫气概”，造成社会上“巨额之雄妇人”，就真是杞人忧天了。在徐慕云递呈这份意见书的年代，社会上确实捧旦之风盛行，但是即以京剧论，旦行收入整体上高于其他行当确是事实，但杨小楼和“四大须生”的地位及收入与“四大名旦”相比，根本不会如他所说只有“十百分之一”，《梨园影事》的编著者徐慕云不可能不知道。况且即以捧旦之风论，徐慕云本人也并不能完全置身事外，他的《梨园影事》固然以“生部名伶”开篇，体现了京剧界传统的行当地位观，然而其中旦行的介绍也不遑多让，书中的“名伶书画”部分，选登的多为旦行演员的墨宝，可见他写书时是知道找卖点的，家国大义在和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体现了这种所谓的“大义”是虚构的。

因此，无论是渲染秦腔和评剧的社会危害，还是对捧旦之风大加鞭笞，都是刻意营造某种恐慌，为自己作为救世主横空出世进行铺垫，这种叙述实非公允之论。

有关太平天国题材的戏曲作品的评价，应该是徐慕云较石破天惊的言论。晚清上海京剧界编演了多部连台本戏，其中以徐慕云意见书中提及的《铁公鸡》最为知名，它演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从太平军中投诚湘军的张汶详刺杀清朝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实际上《铁公鸡》只是将太平天国作为大背景，主人公张嘉祥与清军将领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亦有人认为是因朝廷背信弃义，张嘉祥才有刺杀马新贻的极端行为，倒不完全站在太平军的对立面。《铁公鸡》算是当时的时事戏，它走红后上海剧场陆续出现多部以太平天国战乱为题材的连台本戏，但是均不如《铁公鸡》影响大。连台本戏原本就类似于商业性的快消品，满足观众一次性的即时体验，而《铁公鸡》恰恰是由于没有在太平军与朝廷间预设立场，才能对人物有生动深刻的描写。徐慕云的十条意见里，第二条就指陈《铁公鸡》之类剧目“侮辱革命先进洪秀全、石达开等”，可见在他心目中这是仅次于男旦风行的极严重问题。进入民国后，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开始出现分歧，孙中山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并自称洪秀全第二，但是他主要是从推翻满清政府角度说的，而一般民众，尤其是亲身经历太平天国时期战乱，惨痛的记忆还历历在目的江南一带民众，很难仅仅因为太平天国是一场“革命”就毫无保留地肯定它，所以如徐慕云称太平天国领袖为“今日革命史上所极力推崇之诸先烈”，恐怕难获多数人认同。徐慕云何以有这样的观念，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

徐慕云对官方介入戏曲创作和演出，包括设立国营剧团，都有很新颖的见解。他说国营剧团除了承担各种礼仪性演出活动外，更要编写剧本以“表扬中国文化”和“宣达中央德政”，倒是很有先见之明，今天人们早就见惯不怪了，只不过这种将戏曲演出工具化的论点，与那种视伶人为玩物的作风相比，实在高明不到哪里去。从整体上看，如果说徐慕云的艺术见解与现代性的诉求相去甚远，恐怕并非苛求。

最后是他有关培养“模范伶工”的设想。徐慕云对京剧所知甚多，但在当时演剧市场名家辈出的激烈竞争中，“至多培养一年”的伶工如何才能成为“模范”？如何才能让“社会人士尽知此胜于彼”？这里所说的“彼”难道不应该是他在《梨园影事》里拍摄了精美照片、详细介绍了生平的大师名家吗？而且，认为革除了戏曲舞台上的传统积弊，就可以转移民众的欣赏趣味，使之更喜爱戏曲，那真是浪漫的想象，在这个会因为白玉霜而举国若狂的审美环境里，除弊设想固然可嘉，如何才能在演出市场上胜出，实为一道更难求解的大题目。至于他为未来的筹划，确实是眼光很长远，早早就想到了“可以赢余之款，续招新生”，只可惜他没有想过假如经营状况不如预期，不仅没有赢余反而还会亏累怎么办。民国年间有很多空怀美好改良初衷的科班和戏曲学校，总是早早就给自己设计好光明前景，却几乎无不迅速遇到经济拮据的难关。初创时只有必然成功的盲目自信，却缺乏最起码的风险意识，这种现象，倒并非徐慕云所独有。

以上就是徐慕云“改良国剧计划”的主要内容，整体看来，他改良戏曲的拳拳之心值得高度肯定，但是除了前述将国家沦亡归罪于某个剧种盛行的荒谬言论之外，各项建议的可行性亦存在很多疑问，而这样一份意见书何以会让北平市市长对他格外青眼相看，倒是更值得玩味。

三、相关的讨论

这份意见书中的诸多观点都还有讨论的空间，但还有一个由意见书延伸出来的话题，值得稍加考证。

徐慕云意见书第九条中有这样一段话：“慕云研究中剧念余年(此时他应该是34岁——引者注)，深悉其确具移风易俗之功，遂不惜自耗万金，费时经年，始成此《梨园影事》一书，并冀于芝博会中为吾国稍事争国际光荣，然而民众之力，究属有限。迨书成余已遭失业负债之厄，但余之改良国剧计划，尚未实现于万一也。”在这段话里，他陈述编撰《梨园影事》本意是为国争光，但自己最终因此失业负债。

几年后他向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求助的函件中，有相似的陈述：

作民先生大鉴:

旬日前曾奉上一笺，谅早入览矣。惟候至今日尚未得复，不胜盼念。夫银行之于国家社会端在裕国便民，而身为金融界领袖者，尤须于怀有抱负、处境困羁之人才加以援手，俾能以所学贡献于社会，甚或足以造福于人群。如此则济一人者殊不啻间接扶持千百人焉。云若不以为国著书损失巨金，并失去胜利公司华经理之职务，何至低首求人？彼时除月薪四百元外，复得某省主座月助千元，代办一通讯社，被云资助之同乡为数颇众，因视金钱如粪土，遂致毫无积蓄也。然尚居沪十八年，从未稍损个人之人格信誉，自觉名誉之代价虽数十百万不足偿之。况政府已采纳云之万言计划书，即将力谋戏剧事业之发展，他如国立戏校、国立剧院，则已经设建，中央戏剧指导委员会即将成立，凭云十余载努力剧艺之资格与《梨影》之著作，总可占一重要地位，不过今因欲维持编著《剧史》之信用，始与先生商请信用借款也。此千元之数并不甚巨，且须有殷实铺保及个人之名誉保证，似觉不难获得高明之玉允也。彼此既有同乡之谊，倘十数年后，云果能贯彻个人戏剧教育之计划，不特可以救社会救人群，改良风化，纠正人心，且大而介绍中国之写意戏剧于世界诸邦。倘有人询及云之籍贯，必不能不以江苏人答之也。先生为吾苏长者，倘能助成云志，固所极感；否则能速示答，亦所盼也。专此再陈。敬颂

教安

乡末徐慕云顿首

六月十日[4]232

按信中所说，十天前他给周作民写过一封信，却没有得到回复，他的信里当然隐隐有埋怨甚至指责的意思，周作民不便再装聋作哑，次日便由秘书室回复，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的借款要求：

迳复者。兹由敝周总经理交下台函，备悉一一。承示商做信用借款一节，查此项信用借款，敝行照章不克承做，良深歉仄。至于大著之《梨园影事》，敝处可代销十部，如荷赞同，请将该书送下，俾便缴价可也。此致

徐慕云先生

金城银行总经理处秘书室启

廿六、六、十一[4]233

金城银行是民国年间最具声誉的民营银行之一，周作民是该行的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徐慕云求助的信件从银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高度切入，继之以自己的文化贡献与未来有可能获得的崇高地位，兼之信用可靠，复以乡梓之情结尾，用心良苦，让人感觉设若周作民答应他这区区千元借款，不仅能提升金城银行的社会形象，更有可能因徐慕云来日闻达而获无可限量的无形收益，这笔借款既是慈善之举更具投资价值，再加上两人的同乡之谊，周作民于情于理均无法拒绝。周作民在当年是以花钱如流水著称的，金城银行出手也确实是大手笔，就在这前后，北平市政府因财政经费拮据开不出教师工资，而向金城银行借了五万元纾困。但是以他的地位与身家，平日里想必不知道处理过多少此类文书，如果这样一封邮件便会让他动心，他恐怕早做不成银行家了。他让秘书以“照章不克承做”这样冰冷的理由回绝了徐慕云，但仿佛是不忍让其空手而回，声称银行愿意付费买十部《梨园影事》，而且声言是“代销”，以示银行对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施舍者的高傲嘴脸，在此尽显无遗。

徐慕云称编《梨园影事》是“为国著书”，似乎说得大了点；意见书中仿佛说这书是为芝博会的展览编写的，时间也对不上，因为该书早在1928年就已出版，离中国政府收到芝博会的邀请还有好几年呢。这当然是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意见书中提及著书让他失业且负债，他在致周作民的信中又重复提及。他在信中说，此前他担任胜利公司的中国籍经理职务，胜利公司(VICTOR)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唱片公司，其唱片通称“物克多”，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灌制的孙菊仙《捉放曹》，被认为是中国唱片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若干年里，胜利公司录制出版了大量京剧唱片，尤其是北方京剧名家的唱片，在戏曲界影响非常大。徐慕云自述他在物克多公司任职，但如一般所说，其实几家唱片公司的生意他都在做，所以在京剧界他应该交游非常广。他因此有机会结识诸多京剧名家，这为编著《梨园影事》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不过他说自己因为编著《梨园影事》而失业，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建立，外人是不容易理解的。《梨园影事》里刊登了大量京剧伶人的照片，拍摄这些照片必然费时费力，或因搜集图书资料与唱片公司的事务无法同时兼顾，亦未可知。

《梨园影事》是那个时代罕见的精美图书，印刷质量之高，在同类书籍中无可匹敌。其中的文字部分 他自己写了一些，也请他弟弟及同时代的其他著名剧评家写了几篇。第一大部分是伶人简介，兼及其身世与艺术成就，亦有梨园掌故；第二大部分是唱片的唱词，收录了应该是当时最流行的京剧唱片的唱词，类似于《戏考》；第三部分是数篇剧史、剧论的文章；最后是《捉放曹》剧本，还有主要唱段的工尺谱和简谱。其中的文字部分较之早期各报刊上的相关文章，以及同类出版物，如周剑云1918年的《鞠部丛刊》、刘豁公1918年的《戏剧大观》、刘豁公1929年的《戏学大全》中的文字，虽不能说基本雷同，但也并无多少优长。《梨园影事》只有图片是超迈绝伦的，不仅数量多且其中不少为独家拥有的珍贵图片，无怪乎以“影”为书名。该书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京剧名家，照片拍摄和装帧用纸都十分考究，确实耗资巨大。

编撰印行这样一部书，究竟要投入多少钱呢？当时拍摄伶人照片不需要为肖像权付费，因此书籍主要开支，就是拍摄照片和印刷图书的费用，还有文章稿费。按当时的物价论，这些费用是不是如意见书中所说要“自耗万金”，颇值得怀疑。在《中国戏剧史》的自序里他说“耗资六千金，刊著《梨园影事》”[5]6，两种说法差距有点大。《梨园影事》初版还插有十多页广告，这些不是开支而是收入。况且，假如当时徐慕云确如他给周作民的信中所说，“除月薪四百元外，复得某省主座月助千元”，那么他的经济状况非常乐观。他编著此书耗费了数年时间，即使图书出版后销路不佳，也不致赔累如此。

《梨园影事》出版后，销量应该不错，初版于1928年元旦由大东书局印刷所印行，1933年4月再版。我们无法得知该书的印数，但知道它的售价远高于同类书籍。《梨园影事》全书共300页左右，初版售价精装为大洋4元，平装为大洋3元。相较而言，稍早同由大东书局出版的《新编戏学汇考》平装十册，售价四元八角，精装为两册，售价6元，每册只是《梨园影事》平装本的价格，但它全书共1600多页。《新编戏学汇考》书后有大东书局《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的广告，全书四册的售价是一元六角。1926年大东书局出版的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近150页，售价仅五角。沙游天著《白牡丹》，于1927年1月由京华印书局印行，共160页，有大量印刷精美的图片，售价是六角。徐慕云《梨园影事》于1933年再版，全书分为两册，增加了两幅彩色图片和部分内容，售价也猛增至平装8元，仿古装大洋15元，价格远超同时代的类似书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梨园影事》的书价都是贵的，如果发行得力，这本是一笔赚钱而不是让他亏本到破产的买卖。

徐慕云在意见书里提到他寄望于《梨园影事》参加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于芝博会中为吾国稍事争国际光荣”。《梨园影事》虽然并非为参加芝博会而编撰，但再版且特别增加中英文对照的内容，表明其确有参加芝博会的计划。国民政府原拟由政府正式参加芝博会，但是中日热河战事升温，政府只得于开幕前两个月临时取消出行，并决定将各地早已征集完成且已经在上海预展的展品退回，幸有民间热心人士不甘这一计划就此搁浅，自动组织“中华民国参加芝加哥博览会出品协会”并自筹经费，才确保此届芝博会有中国馆及上海馆，并最终取得良好效果。芝博会中国馆建有戏院，每天演出，营业尚可，如果《梨园影事》能在戏院展览发售，倒确实是桩美事。徐慕云有时称《梨园影事》已经送达芝博会，有时又说芝博会展示《梨园影事》的计划因政府撤资而搁浅，这就需要新证据了，多伦多大学藏《梨园影事》有1963年入藏章，或者就来自芝博会。

徐慕云给周作民写信要求借款千元之数，称是为了完成他的《剧史》，就是后来出版的《中国戏剧史》。在此之前他多次向各庚款委员会请求资助，然而“屡请屡拒”。最接近于获得公费资助的一次，是中国文化建设委员会通过了编撰《中国戏剧史》的提案，“预计以六千元为两年编译费”，但这并不是给徐慕云的著书津贴，按计划该书将由吴梅、溥侗、齐如山、谷剑尘和徐慕云五人共同完成。但徐慕云找了郑过宜和其他几位未在编委名单里的人，拼成了这部体例不一、内容芜杂的书，于1938年12月由世界书局出版，所以这笔官方补贴他就拿不到手了。

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和他的《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关系密切，他将意见书中除第三条外的主要内容，稍加增删和润色，直接复制在了该书卷五第二章“中国戏剧之调查与整理”中。当然，他有关建设国家剧院的建议在他写《改良中国戏曲意见书》时还是新想法，此时就无须提出了，褚民谊、陈立夫、张道藩等民国政府大员推动建造的国立戏曲音乐院已经在南京落成启用。至于伶工学校的设想，培养话剧演员的国立剧专和培养京剧演员的中华戏校，也已经分别在南京和北平开始招生。但至少如徐慕云所说，在这些关乎戏剧发展的重大事件上，他并没有失声。

看来，如何公允地评价徐慕云，还有很大研究空间。

① 北平市社会局档案，案卷号J0002-001-00138，现存于北京市档案馆。

② 北平市政府令第94号，北京市档案馆存北平市社会局档案，案卷号J002-001-00142。姜书阁补周炳烈遗缺任督学的政府令迟至9月5日才签发。

③ 两年之后，姜书阁才以通俗股主任身份循例成为戏曲审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④ 北京市档案馆存北平市社会局档案，案卷号J002-001-00138。

⑤ 张燕鹰在《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对戏曲的查禁》(载于《北京档案史料》，2000年第4期)中指出，徐慕云“是唯一一位以非政府官员身份被聘任的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似乎有误。他似乎是以北平市政府职员身份担任审查委员会委员的，至8月任通俗股主任后，更与社会局其他委员一样，担任该委员会委员均为职务行为。

⑥ 《市政府关于令发徐慕云函陈改良中国戏剧意见书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存北平市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002-003-00263。

⑦ 各种有关戏曲改良的建议，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清末四川的戏曲改良公会和秦腔的易俗社等，其主旨实为按文人戏曲标准与规范改造地方剧种，因此还谈不上真正对这些地方剧种的价值认同。

⑧ 关于什么是“秦腔”及怎样算“大盛”，徐慕云在这里没有细说，但是肯定不是泛指乱弹梆子腔系剧种、作为秦腔流脉的京剧在清末的流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有关“秦腔”的指属都很混乱。有关“秦腔大盛”的现象，只有18世纪后期魏长生进京引起轰动。清末的京城，梆子出身的田际云确实是很红，但他是内廷供奉，戏路很正，不会有人把他和清亡联系在一起。

⑨ 引自张燕鹰《评剧》，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1936年上海有小报称：“论者但知白玉霜被逐于北平，而当时任北平市长者，则袁良也。实则其时在北平负责戏剧审查者，为评剧家徐慕云君，徐历任各唱片公司之灌片主任，对旧剧研究有素，袁良闻其名，聘之为平市政府文化之要员。徐见白演剧太淫荡，而毅然下此驱逐之令也。”(鱼庵《徐慕云成全白玉霜》，《金钢钻》，1936年11月19日)然而时间完全对不上，因为如档案所示，徐慕云1934年春天才去北平，担任戏曲审查委员会委员是4月份的事，任通俗股主任更晚至8月份。况且以他在委员会的地位，完全谈不上是“负责”，究竟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戏曲审查，也是未知之数。

⑩ 虽然这是民间传言，但毕竟三人成虎。其实这个猜测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子，还传说20世纪40年代袁良已经退出政坛在上海当寓公，适逢白玉霜来上海演出，他还真的请她吃了一次饭。席间白玉霜提起往事，袁良笑称，“当日你在台下，我在台上，不得不那样；今日你在台上，我却在台下，不必再那样，应该这样了”。当然，这也只是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