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馗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戏曲研究所，北京 100029)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指出，“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铸魂的工作”，“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使命”，“文艺创作要以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为基础，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文艺工作与文脉、国运休戚相关这一文化论断，同样体现在他之后的两次讲话中：7月15日赴内蒙古自治区考察调研时，他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既要通过“文化市场发展满足群众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也要“大力提倡、支持、扶持和推广”直接为老百姓服务、为基层服务的乌兰牧骑经验；8月19日，他在敦煌研究院调研时提出“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指示与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艺术的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显示了其从国家战略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标识出高度的文化认知。

2019年1月13日和12月29日，“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活动分别推选出2018年度和2019年度为非遗保护作出突出贡献的标志人物，昆曲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蔡正仁、京剧项目省(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王佩瑜分别入选。在同一年年初和年末两次评选出的戏曲年度人物，体现出昆曲和京剧这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传承中的独特性，这也颇有意味地指出了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即如何处理好传承，实际关乎戏曲的良性发展。面对祖先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民族文化承担着“根”与“魂”的作用，而其传承者则是培铸民族文化之“根”与“魂”的主力。中国戏曲这一年的实践，凸显了戏曲人在践行戏曲优秀发展经验和艺术规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凸显了戏曲艺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同时代和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

一、现象与热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的艺术经验与理论总结成为中国戏曲界关注的重中之重。尤其用“我和我的祖国”的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来作为庆祝的重要工作，以国家勋章与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作为庆祝的行业彪炳，为包括戏曲界在内的各行业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在以“总结”和“展示”作为主要工作的年度现象中，有三个艺术热点需要予以重视。

(一)一次时代庆典的艺术检阅

2019年度全国诸多的展演活动、理论探索，都以70年艺术发展规律的回顾与总结作为中心。需要提出的是，“2019中国戏曲文化周”的举办，实际成为戏曲界本年度这些工作的缩影。“中国戏曲文化周”是2017年创办的文化巡演活动，以推进戏曲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得益彰作为理念。2019年文化周活动充分关注70年来中国戏曲的发展成就，全国23个戏曲剧种形态的65家表演团体和戏曲社团，在园博园的22个园林空间举办了370余场演出，以古典特征鲜明的戏曲经典作品和演出样式展现了中国戏曲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同时，戏曲界通过学术研讨会来总结戏曲70年经验，通过戏曲电影放映来突出戏曲力作的现代表现形式，用票友大赛、民间社团展演及巡游表演来展示戏曲广泛的受众特征。诸如此类的活动形式汇聚了戏曲发展的多种实践和多元群体，呈现了中国戏曲丰富的发展面貌。

中国戏曲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入了自觉的制度重建和现代探索阶段。所谓“制度重建”，即在于肇生于传统礼乐文化的戏曲自成熟起，就被纳入了官方制度管理的范畴，元明以降的戏曲发展与社会制度、行业管理、艺术规律等因素密切相关，而70年的戏曲工作始终以制度体制的建设作为发展中枢。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实现传统戏曲的当代呈现，始终是时代关注的文化命题。所谓“现代探索”，即在于戏曲面对封建社会结束带来的现代社会转型，持续不断地用改良、改革等形式来扩充自身的艺术体系。尤其是70年来借助对人、戏和制度的改革，通过以“三并举”为中心的剧目创作，戏曲艺术在古典的体系结构基础上，拓展出可以回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艺术体系。

70年的中国戏曲实践以348个剧种“百花齐放”的传承和发展作为重要成果呈现。各剧种大量优秀的表演团体和优秀的艺术家在持续的艺术实践里，始终通过优秀剧目的传承和创作来提升剧种的艺术表现力，扩大戏曲的文化影响力，增强戏曲的舞台生命力，以此形成体量庞大、活态相承、有序扩充的中国戏曲艺术体系。70年的戏曲发展史实际就是戏曲稳定的传承史、创造史，各剧种在戏曲改革进程中，从剧团建设、人才培养、剧目创作到剧种维护、戏曲推广等，都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艺术传承和发展经验。其中，现代戏作为最能突出展现戏曲创造性成就的艺术形态，在众多优秀的剧种创造中，通过大量优秀剧目和卓有成效的创作技法，让众多戏曲剧种具备了表现现代生活的手段和能力，创造出了时代性浓郁的现代戏曲艺术体系。现代戏聚焦于“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的现实题材创作领域，制定了更具挑战难度的创作目标，虽然成功的作品有限，概因贴近现实功利而多有艺术缺陷，但其间的优秀力作仍然展现了创作团队在艺术上的独特创造力。[1]

(二)一对艺术规律的历时矛盾

作为“相约北京”艺术节的闭幕演出(2019年5月25日)，京剧表演艺术家张火丁主演的京剧《霸王别姬》以票房火爆和艺术改编引起社会广泛热议，成为之前“火丁现象”的又一次激活与延续。之后，该剧亮相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再次引起艺术讨论。该部作品将京剧经典《霸王别姬》从梅派移植改编为程派，其主要创造集中在用程派音乐表演特征来改动原剧的经典个性。该剧在京、沪两地的热议，聚焦的是京剧艺术家所引发的市场关注、剧目推广借助的商业营销，以及京剧艺术的经典性再造等话题，但突出地体现在主创团队一直标举的“传统”原则上，如该剧作曲万瑞兴先生所谓的在音乐创腔中秉持的“移步不换形”“似曾相识”的作曲理念。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作为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开幕演出(2019年5月20日)，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赏，从其半年前首演，到连获文华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再到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巡演各地达到百场，由此形成了在文艺界有着广泛影响的“电波现象”。该剧以上海解放时牺牲的李白烈士为原型，用舞剧形式将电影曾经演绎过的题材进行了时尚化创造，赋予红色革命题材“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的当代解读。全剧在编导、表演、音乐、舞美等舞台领域及创作理念方面，伴随着上海歌舞团以“80后”为主的主创群体，在文艺界引发了高度关注。

“电波现象”是由舞蹈界创造的，但却对戏曲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参证；“火丁现象”是多年来经由一个京剧明星及其粉丝群体形成的戏曲现象。两个现象在中国艺术节期间相继出现，让人更加深入地围绕“传统”与“现代”两个关键词，去理解贯穿戏曲艺术发展始终的规律，以及当代戏曲的价值走向，这是超越现象本身的艺术反思。当前舞剧创作以青年人才为主体的艺术格局，最终成为解决艺术传承与创造的重要条件，这也是当前戏曲最需要创造和培育的生态空间。传统，不能成为当代的时尚，很容易走向抱残守缺的自我执着；现代，不以艺术精品作为呈现，同样会陷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戏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寻求彼此转化的平衡。

从2015年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传承中心成立以来，张火丁通过《锁麟囊》《春闺梦》《荒山泪》《白蛇传》《江姐》《梁祝》等剧目的教授，将自己学到和通过创作积累的程派剧目进行了有效传承。这个过程同样有着个体创造的赋予，只不过在当前现实题材创作趋于数量多而质量弱的创作态势中，更显示出了戏曲古典品质的稀少与惊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我们对京剧艺术创作的准确评估。从这个角度而言，如何让传统不以“旧”而被时代淘汰，而是以“古”而被时尚接受，是一个关系传承的重要命题。同时，中国艺术节上出现张曼君执导的《王贵与李香香》《敦煌女儿》《红军故事》《钦差林则徐》等四部作品，出现张平执导的《重渡沟》《邓稼先》，出现李莉编剧的《国鼎魂》《太行娘亲》，显示出更为强烈的现代诉求。如何在大量的新创，特别是现代题材的新创中，呈现剧种、剧团和题材自身的独特个性？如何创作出被观众接受的优秀作品，而不仅仅是为文化主管者所推崇的文艺作品？如何让“现代”不被粗糙的现实琐碎误解，而是以精致的现代理性被时代接受？诸如此类的疑问，同样是摆在戏曲创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两个现象中呈现出的极致化命题，实际正是中国戏曲发展的核心规律。

(三)一个戏曲剧种的保护经验①

2019年是粤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十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团结粤剧界同人，以“粤剧的遗产保护与现代发展”为题旨，对粤剧十年保护工作进行理论总结，这实际也是京、粤、港、澳等地，隆重庆祝粤剧“申遗”成功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共同主题。

粤剧十年非遗保护道路，比较充分地诠释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保护”的内涵界定，即“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和振兴”[2]。尤其是以“振兴”作为终极目标的保护工作，体现在以粤、桂、港、澳四地为中心的粤剧流播区。在这十年中，粤剧界将最能代表粤剧剧种文化品格的古典“排场”艺术，进行了挖掘整理和复排演出，特别是佛山粤剧院组织广东省诸多粤剧表演团体和传承人，复排演出了辍演近半个世纪的《香山大贺寿》，让趋于粤剧艺术边缘的“古腔”“排场”“例戏”等艺术内容，以时尚化的形式吸引当代受众。这些传统修复工作与港澳地区，以及海外保持的传统粤剧格局相映成趣。

历时两年编撰而成的《粤剧表演艺术大全》(做打卷)在粤剧“申遗”十周年首发，该书汇集粤、桂、港、澳等地区，以及海外粤剧界的老中青传承者，观照粤剧既有的艺术遗产并将其全面地加以再现，该部成果已成为粤剧的记录工程、学术工程和艺术工程。[3]27—28值得注意的是，在粤剧传承保护的核心区域广州、佛山、香港等地，粤剧在积累了大量优秀精品的基础上，始终不间断地推出新创力作。例如广东粤剧院的新创剧目广泛涉及传统戏的整理改编、新编古装戏、新编现代戏，剧院通过《梦·红船》《白蛇传·情》《还金记》《虎将马超》《钟馗》《决战天策府》等作品，适度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娱乐、生态与市场的关系，用优秀作品推进新创实践，在更为年轻的受众中引领粤剧新时尚。这与广州粤剧院、佛山粤剧院通过大量地域风格浓郁的创作来竞争粤剧市场，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制作小剧场粤剧《霸王别姬》以突破香港粤剧传统，南宁市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创作《目连救母》以夯实广西粤剧生态等实践，共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艺术创造取向，展现出省市院团、两广粤剧界，以及海外粤剧界，在艺术上深度交流、在市场上彼此竞争、在遗产保护上相互呼应、在文化宣传上独辟蹊径的发展走向，共同展示出粤、桂、港、澳四地以多样性创造与传承所凝结出的粤剧文化生态特征。

粤剧十年保护经验平衡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彰显了以戏曲院团(传统上称之为“班社”)集体传承为特征的“专业化”保护方法，最大可能地通过多元形式修复粤剧艺术体系，夯实粤剧传承谱系，提升剧种的现代发展能力，创作符合粤剧艺术规律的现代作品，张扬粤剧文化品格，更加理性地适应并引领观众的审美趣味。在这个过程中，岭南各界积极履约实践，特别是地方政府和相关文化主管部门为保障粤剧的良性传承和创造，进行了更加有效的制度建设。《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广州市进一步振兴粤剧事业总体工作方案》《广东省粤剧保护传承规定》等地方法规，为粤剧的持续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应该说，粤剧十年非遗保护拓展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实践，强化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粤剧”的地方保护经验，也丰富了昆曲、京剧、藏戏及其他剧种的特色化保护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用粤剧个性化的道路回答了戏曲发展规律的一个趋向。

二、政策与导向

中国戏曲在近十年里获得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2011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将包括“传统戏剧”在内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家法律保护的范畴；2015年，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15〕52号)为代表的系列扶持政策，对中国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给予了全面支持。戏曲的制度化保护与制度化建设在2019年获得更加稳定而持续的推进。

2019年11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通过对793个涉及更名、撤销、职能调整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和重新认定，对14个不合格的保护单位进行限期整改，对38个不合格的保护单位取消其保护单位资格，明确了非遗保护工作的主体责任。这一工作亦一改非遗保护工作中“重申报、轻保护”的倾向，让保护单位真正履行其非遗保护的核心职能，对进一步推进非遗保护走出了卓有成效的一步。2019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该办法自202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办法将文化部2008年发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调整，总计29条，使之更加有效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合理传承；尤其是从“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力，尊重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注重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第四条)的角度，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遴选原则、遴选条件、遴选方式、履职情况等管理措施，给予了详细厘定；特别是通过退出机制，对取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资格的五条原则，予以明确。文化和旅游部通过组织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验收，经过申报、评审、暗访等工作程序，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进行绩效评估，公布了《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2019年12月25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本着“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明、民众受益”的建设目标，为文化生态的良性推进进行政策把关，正式公布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总计7个。

上述三个法规和文件，实际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涉及的传承人、保护单位、文化生态保护区，在政策上进行了合理区分，通过强化申报机制、退出机制，来实现相关保护机制的建设。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经验”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法律政策的保障。“传统戏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国家级传承人、国家级保护单位，以及相关文化生态保护区内的戏曲项目的保护，都会得益于这些制度化的政策而得到更加有效的推进。

这几年，中国戏曲传承发展工作得到稳定推进，用项目制来实现戏曲生态的全方位维护已经渐见成效。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导的戏曲振兴工程，从2015年以来推出多项卓有成效的项目，以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为抓手，从出人、出作品的角度，全方位地推动戏曲名家、领军人物、编剧、导演、音乐作曲、理论评论等相关人才培养，以及保留剧目、传承剧目、新创剧目(整理改编剧目、现代戏等)、剧院团艺术资源的创作、整理、记录，涉及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剧院团、各剧种代表性剧院团、基层院团，全面推进348个剧种的整体性发展和剧种艺术整理，以此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2019年度的“中华优秀传统艺术传承发展计划”戏曲专项扶持项目(2019年5月15日)包括：(1) “名家传戏——当代戏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以一对一的师徒教授形式进行传承，2019年被纳入传艺工程的剧种有55个，涉及100位名家和200出戏；(2)“名家传曲——当代戏曲音乐名家收徒传艺工程”，涉及26个剧种的鼓、三弦、板胡、四胡、晋胡、主胡、曲胡、吊弦、坠琴、枚、唢呐等主奏乐器、伴奏乐器的名家总计30位；(3)“昆曲传统折子戏录制”涉及折子戏总计60部；(4)“地方戏曲剧种文献、资料数字化影像化保存”总计10项。

文化和旅游部持续推进实施的中国京剧“像音像”工程，截至2019年11月已经录制了290部京剧剧目，将当前京剧界的优秀演员和剧目都纳入其中，距离计划的“十三五”期间录制350部京剧剧目的目标只剩60部。从京剧“像音像”工程起步，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的筹备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省于11月23日启动了福建地方戏“像音像”工程，由莆仙戏《踏伞行》开始，将有20部福建地方戏曲剧目借助该项工作得到数字化记录和推广。“像音像”工程从京剧向中国戏曲剧种整体扩展，从文化和旅游部的总体主导到相关省(市、区)的对接落实，实际上也与近年来多项戏曲扶持工作由点向面的推进密切相关。中国戏曲借助这个工作的持续展开，实现对剧种优秀代表人物及其优秀剧目的数字化记录，更加有利于及时记录当代优秀名家的艺术创作。

三、活动与交流

2019年度的戏曲展演活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总结、回顾和纪念主题，用异彩纷呈的戏曲艺术展示着中国戏曲“百花齐放”的艺术局面。

(一)国家评奖展现戏曲艺术的高度

本年度引发最大关注的是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中宣部主办的“五个一工程”评奖，以及中国文联主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戏剧节。这是十九大以后中国戏剧艺术最新优秀成果的集中遴选与展示，代表了近三年来中国戏曲新创作品的高度。

国家平台上备受瞩目的艺术家与剧作，都是近三年来戏曲创作发展的突出推动力量，特别是获得国家大奖的剧作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年度发展研究报告中，作为当年度戏曲创作中具有突出价值和意义的代表，而被充分评述和推介。需要说明的是，戏曲导演艺术家张曼君的作品在文化和旅游部、中宣部的两次评奖中被高度关注。在中国艺术节上，张曼君执导的四部作品参评，其中《王贵与李香香》以独特的舞台创造，显示出突出的艺术创造性；而在“五个一工程”评奖中，她执导的两部作品入选，这两部作品因剧种特色、题材个性而呈现各不相同的舞台表现力。以艺术性作为舞台创作的重要标准，正是当前戏曲艺术在发展中需要珍视的理念。而在中国戏剧节上，莆仙戏《踏伞行》以严谨的莆仙戏科介表演来展现具有现代人性思考的传奇故事，将剧种与剧目、表演恰如其分地予以统一，将艺术传统与现代追求了无痕迹地予以融汇，这种为剧种量体裁衣的创作方法，同样是中国戏曲创作应该秉持的艺术原则。

(二)国家平台张扬戏曲创新水平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持续推进国家平台上的各类戏剧展演活动，集中展示近年来的优秀创新剧目，为中国戏曲跨区域交流展演搭建平台，将优秀剧院团和优秀人才创作、传承、演出的优秀成果，进行全方位推广。特别是在本年度的各类展演中，艺术司加大了网络平台的宣传力度，通过一通文化、光明网、戏缘App等多家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推荐评论，有力地强化了戏曲艺术的社会影响力。

(三)多元平台呈现戏曲生态

中国各省(市、区)文化主管部门、相关社会团体及戏曲艺术团体，一直致力于通过戏曲展演平台来弘扬戏曲艺术的魅力，尤其是这些平台以明确的展演理念，通过创新与传统交相呼应的展演内容，突出戏曲与文化生态的互动，形成与国家平台上突出戏曲新创作品迥然有别的艺术面貌。

还有一些在国内有着良好艺术声誉的剧院团在2019年迎来整年度的建院庆典，它们通过连续的艺术展演来彰显剧院团的发展态势。如临汾戏剧研究院为庆祝建院60周年举办“戏曲演出周”活动(临汾，2019年9月16日至9月20日)，成都市川剧研究院为庆祝建院60周年举办“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建院6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成都，2019年9月21日至9月27日)，大连京剧院为庆祝建院70周年举办了系列演出(大连，2019年10月1日至10月7日)等。特别是北京京剧院为庆祝建院40周年，通过“辉煌岁月——北京京剧院建院40周年经典剧目展演”(北京，2019年3月1日至3月31日)、“魅力春天——北京京剧院建院40周年青年京剧演员展示展演”(北京，2019年6月8日至6月27日)、“十三杰争奇斗艳——北京京剧院建院40周年备选领衔主演剧目”(北京，2019年9月3日至9月15日)等活动，集中展示了剧院40年来的成就和当前的蓬勃发展面貌。也有一些剧院团通过特定时间的晚会形式，集中展示剧院的经典名家名作，如莱芜梆子剧团为庆祝建团60周年举办的“李桂英专场戏曲演唱会”(莱芜，2019年5月31日)、湖南省湘剧院的“盛世华诞 湘韵流长”建院70周年大型湘剧演唱会(长沙，2019年10月10日)、天津评剧院的“莲花香远一甲子”建院60周年演唱会(天津，2019年11月18日至11月19日)、浙江越剧团为庆祝建团70周年举办的“七十初度越春秋”纪念演唱会(杭州，2019年12月4日)、甘肃省陇剧院为庆祝建团60周年举办的“春绿陇原”文艺展演暨陇剧双六十年“陇苑甲子满园春”2020新年音乐会(兰州，2019年12月20日)、广东汉剧院建院60周年庆典晚会(梅州，2019年12月24日)。诸如此类的纪念活动全面回顾了剧院团在承载剧种发展辉煌方面的特定作用，展示了戏曲传承发展的艺术成就。

此外，全国“百戏百校——艺术职业教育戏曲教学成果展演”(北京，2019年11月1日至11月20日)，以学校为演出单位，以剧目为演出单元，以剧种为演出项目，突出一校一戏、一品(剧种)一戏的演出原则，汇集了全国64家戏曲院校在长安大戏院演出94个剧目片段，涉及近50个剧种。

上述多元展演活动实际展示着中国戏曲的多元创作成就。通过展演涉及的剧种、剧院团、剧目及相关表演艺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三并举”政策为主导的戏曲创作，在70年里持续发挥的作用。各类展演平台上的艺术成果，荟萃了中国戏曲几代传承者、创造者的艺术智慧，被持续地纳入中国戏曲的艺术库存中，这也是70年来戏曲累代创作、相续发展的鲜明证据。特别是在举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个宏大时代主题下，戏曲界用相对完备的艺术成果，集中地展现了至今旺盛的生命活力。

四、创作与剧目

剧目创作始终是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内容，21世纪以来，国家文化主管部门通过积极有效的平台建设，持续推进优秀剧目的创作与打磨。2019年度入选“五个一工程”的4部戏曲作品，全部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和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在获得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4部戏曲剧目中，《国鼎魂》参加过“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基层院团展演”，其余3部亦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入选剧目。这些平台推进了戏曲精品的创作，同时也引导着戏曲创作的方向。2019年获得两个国家大奖的剧目全部为现代题材，它们以浓郁的现实性特征，为当前现代戏、现实题材创作开辟了多元化的创作形式。

文化和旅游部推进的“戏曲振兴工程和剧本扶持工程”，以及国家艺术基金常态化的工作，为当前戏曲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孵化、提升的国家平台。特别是国家艺术基金以较大的普及面，给予众多剧种资助，为诸多优秀作品的涵育提供了保障。在参评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38台剧目中，属于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有24台，占比63%；戏曲类的17台剧目中，属于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的有10台，占比59%。这显示出国家艺术基金助推原创、扶持生产的巨大作用。[4]46

入选“2019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名录”的剧目总计25部，包括戏曲14部，其中5部(沪剧《敦煌女儿》、淮剧《送你过江》、闽剧《生命》、壮剧《百色起义》、京剧《红军故事》)被列入“2019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重点扶持剧目”。文化和旅游部积极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19年度剧本扶持工程”选出15部新创作品，其中京剧《乌拉草》《生如夏花》《延安往事》、地方戏《基石》《苏秦》《等不到今生等来世》《寿宁知县》《我的青春我的爱》《彭湃之母》等9部戏曲作品，紧扣重大时间节点，提升了戏曲反映生活的能力。

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资助项目”总计1100项，其中戏曲类项目超过153项，占比近14%，计有：一般项目“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中，戏曲类项目涉及37个剧种的50部作品；“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中，戏曲类项目涉及21个戏曲剧种的35部作品；“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中，戏曲类项目总计16项；“艺术人才培养资助项目”中，戏曲类项目总计22项；此外，还有10位戏曲编剧、12位舞台艺术表演人才获得专项资助。在一般(地区)项目中，有8项戏曲类项目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度滚动资助项目和成果运用项目(作品)”名单中，戏曲类涉及8个剧种的10部作品，小型剧(节)目和作品成果运用项目总计47项，其中小戏曲和木偶皮影戏共15部。

以上所涉剧目基本是2019年推动的新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于2018年8月26日试演，闽剧《生命》于2019年1月26日首演，即于2019年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显示出优良的艺术品质。《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由王宏、张军编剧，胡宗琪导演，以当代文学形象“陈奂生”作为戏剧人物，对中国农民半个世纪以来的命运变迁进行了史诗般的戏剧表达。在这个现实题材创作中，主创者以深沉的悲悯之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将农民的身份变迁、理想追求、文化认同，集中在对口食之欲的探讨上，用“吃饭问题”来透视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变化投射在农民身心中的印迹，由此展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生存与生活的价值观念。该剧另辟蹊径地选择发挥“滑稽戏”独特的幽默讽刺风格来探讨现实问题，让观众在快乐的审美体验中隐隐感受到生活的伤痛和生命的无序。《生命》由陈欣欣编剧、张曼君导演，取材于长篇小说《走出硝烟的女神》，荟萃了福建省闽剧院的优秀创作群体，用女性视角展现战争烙印在人们心中的伤痕，以及人们在革命洗礼中的生命涅槃。剧中的陈大蔓以及由50名孕妇组成的特殊军队，别具一格地对革命现代戏给予了重新发现和重新塑造，全剧基本上沿着女性在战争中特有的情感线索与视觉印象发展，借助生命个体成长来表达对家国和生命的礼赞。该剧舞台结构采用双线叙事，分别展示革命女性的群体风采和突破自我封闭而显得成熟大度的女性风骨。这种别致的舞台创造充分展示了导演张曼君的女性立场、草根视角和生命戏剧观。

当前戏曲创作对“现实题材”的高度关注，以及对“节点”创作的密切回应，使得大量的原创作品呈现功利化的“短”“平”“快”特点，即艺术生命短暂、艺术品相平庸、艺术周期快速。因此，剧作品质更多地仰仗编导演的个体能力和各种艺术平台的推荐展陈，而忽略了观众的审美接受，忽略了艺术的精打细磨。这也是近年来传统题材剧目不断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上述两部作品作为2019年度现代戏、现实题材创作中涌现的优秀力作，从创作立意与风格上，为现代题材开辟出了更多的创作途径。

对当代优秀力作的移植重编成为2019年舞台创作的重要方式之一。《新亭泪》是剧作家郑怀兴于1981年创作的历史剧，是一部莆仙戏经典，开辟出剧作家通过把握个体心灵世界，进而探寻历史文化命脉的史剧创作道路。时隔38年，此剧由剧作家亲自改编成评剧。这部作品在2019年底甫一亮相，就引起了戏曲界的高度关注，该剧聚焦东晋历史及其中密不透风的政治关系，展现“冷月寒山数声猿”的文化时空里永不磨灭的“一点元气”，甚至成了一个时代中操守与理想的试金石。颇为凑巧的是，郑怀兴创作于1983年的力作《晋宫寒月》，也在近乎同时再现于仙游鲤声剧团，由女主人公骊姬所呈现的春秋时期的一段历史，同样承载了他的历史剧创作观，显示了文人史剧的艺术厚度。评剧的改编、莆仙戏的重排，无异于新创，让当前走向弱势的历史剧创作，展示出这个题材类型独特的艺术魅力。

这种“旧戏重编”的现象还出现在其他名作中。福建芳华越剧团改编的陈仁鉴名剧《团圆之后》、福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新演的闽剧《红裙记》，以及陕西戏曲研究院、太原晋剧研究院、成都市川剧院分别演出的徐棻名剧《马前泼水》，都属于这类改编。2019年韩国第一届中国戏剧朗读季演出的压轴大戏，即改编自钟文农编创的京剧《骆驼祥子》，此剧由吴秀卿翻译，韩国导演高宣熊执导，以高度自由化的舞台表现力，展示了别样的舞台面貌。上述作品大多是当代戏曲精品，这种改编进一步表明当代名作正成为传统持续有效的积累，也成为剧院团取得创作成功的艺术基础，剧种的移植编创能够进一步促进其经典品质的积淀。

2019年青年剧作家罗周的创作颇为引人注目。从昆曲《春江花月夜》开始，罗周就以“新古典”的剧诗品质，创作了数量颇丰的戏曲作品，这也是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她所致力的历史剧创作，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历史剧创作的诸多取向，也不同于新时期以来郑怀兴、郭启宏、周长赋等人的创作方向，而是以浓郁的诗情与机趣，更接近中国戏曲在明清古典时期由文人所创造的风格。我们从近年来的《哭秦》《衣冠风流》《不破之城》《顾炎武》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她的创作已经随着对历史阶段的新聚焦(如关注南北朝历史)、对历史人物的新发现(如孔子、精英文人等)、对历史情感的新书写(如《顾炎武》中的“问陵”、用元杂剧四折结构等)，逐渐形成了个人对特定题材、特定风格的追求。2019年上演的罗周新作，即有昆曲《浮生六记》《世说新语》《当年梅郎》、秦腔《望鲁台》、京剧《蓄须记》，以及整理改编的滑稽戏《苏州两公差》。在这些作品中，取得突破性艺术成就的当属《世说新语》和《望鲁台》。

昆曲《世说新语》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世说新语》，是作者为石小梅昆曲工作室、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系列剧目，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在北京大学“2019·春风上巳天”系列演出中首演其第一部。该部作品鲜明地体现了罗周的昆曲创作观念，即用折子戏的编创方式，来突出昆曲“诗、乐、歌、舞”一体化的戏剧品质。《世说新语》由《驴鸣》《索衣》《开匣》《访戴》四台折子戏组成魏晋文人群像，通过各有性格、各具才情的人物及其关系，来突出魏晋时代的风流气质、风骨精神。例如《驴鸣》在短短半小时中，即通过曹丕、曹植、贾诩三个人物，交错编织出三组人物关系，彼此叠加，形成深度的情节结构；走马、奠酒、诔文、驴鸣、耳语等情节的推进，看似只是人情的对峙，实则成为政治高压下生命宽度与厚度的对照，人心人性由此得以自由挥洒。尤其是剧中的曹丕，在心理逼仄的困境里展现出更加开阔的胸襟；及至一声驴鸣，将兄弟二人的心理角力转向政治、亲缘之外的阔大空间，体现出曹丕特有的气象、格局和风度，呈现迥然不同的魏晋风骨。该剧由于充分地将文学与舞台进行了深入对接，深邃的剧诗获得了充分的表演开掘，充分展示出罗周在历史剧创作、昆剧创作领域成熟的风格旨趣与独具个性的艺术追求。

秦腔《望鲁台》是罗周以地域文化为题材进行的创作，尤其是面对重新恢复组织的千阳县人民剧团，这部戏的命运很容易和很多有着类似创作局限的剧作一样。但是，罗周保持着对戏曲文学性的严肃把握，秉持着对先秦圣贤的独特情怀，通过“辞归”“望鲁”“辩银”“授业”“论道”“悟台”六场戏，完成了对千阳先贤燕伋及其望鲁台故事的成功书写。该剧以燕伋“三去三返”的情节构建，在燕伋三次赴鲁的故事中，展现了一个圣贤从普通情怀中逐渐显现出来的人性之光，燕伋身上所展现的对真善美的追求，正与剧中孔子叩关而不入秦的文化追求交相辉映，共同撑起了“望鲁台”这个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典型价值的人文意象。剧中的“论道”一场，透过灯烛的明灭摇曳，一对师徒火尽薪传的生命交接，以极富张力的文化映象呈现了传统哲学思想的涵摄力。这也是这部戏通过戏曲化、情感化的表达方式，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努力所在。

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戏曲人才培养平台和编剧创作平台不断发展。以罗周为代表的青年戏曲创作队伍不断壮大，我们在各类展演和创作平台上，都能够看到许多优秀青年创作人才的艺术作品。随着青年人才队伍的不断强化，优秀戏曲作品更有可能展示时代个性和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

五、研究与学术

2019年2月18日，《中国文化报》“艺海问道”第25期文化论坛专门组织“新中国戏曲改革发展传承的实践与理论见证”座谈会，聚焦中国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先生的治学精神，回应新中国戏曲改革、发展、传承的实践与理论成果。2019年10月15日，《郭汉城文集》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6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对郭汉城先生的戏曲理论进行研讨。作为中国戏曲改革和发展70年的见证人，103岁的郭汉城先生的学术思考与戏曲传承发展的70年相伴相行，与中国戏曲艺术与理论的民族化体系建构工作相随相进，郭老至今仍笔耕不辍，用自己不懈的学术思考关注着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郭老总结说自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投身戏曲研究，“长长的60年中，只做了两件事，前30年说戏曲好，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后30年说戏曲不会亡，今天说，明天说，后天还说”。“戏曲好”“戏曲不会亡”实际上是中国戏曲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联系的必然结果。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教育成果展所呈现的戏剧戏曲学40年工作成就，实际上包含着中国戏曲理论界长期以来进行民族化理论体系建设的所有学术智慧。

丰富多元的戏曲研究领域及其成果，在戏曲学40年来的学科建设、在中国戏曲70年来的理论建设、在中国戏曲进入现代学术体系100多年来的所有学术建设过程中，已经共同凸显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张庚先生所建构的戏曲“文献—志—史—论—批评”的研究结构，让戏曲研究兼顾了艺术与学术、实践与理论、传承与发展、经验与规律的多元探索，也让中国戏曲学者能够从多元角度来共同完成对“戏曲”的理论观照。“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出与戏曲相关的成果总计15项，集中展示了高校学者群体广泛涉及的戏曲文献、历史、理论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这与长期以来戏曲研究的传统密切相关。

在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戏曲学有一般项目14项、青年项目4项、西部项目2项，这清楚地显示出在传统古典戏曲史论的研究格局中，当前的研究更多侧重于明清以降的戏曲研究领域，活态戏曲与区域社会文化的关联与互动，正成为戏曲研究得以拓展的学术空间。而第八届“王国维戏曲论文奖” 共评选出19篇获奖论文，研究领域基本倾向于现当代戏曲领域中的史论问题。入选第四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的戏曲类著作一部、论文两篇，都密切关注中国戏曲表演美学体系建设，以及当代戏曲创作与批评。这些研究成果较为鲜明地显示出戏曲研究近年来的转型与变化，从晚近时期更为丰富的艺术资源，接通活态戏曲源远流长的文化命脉，正成为更多戏曲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所专注的方向。

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包含7项戏曲学项目，其中“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戏曲史”的多项课题，以“省(市、区)”为范围，全面梳理戏曲发展的经验道路，为整体呈现中国戏曲70年发展过程带来更多的学术总结。在这些项目中，以“剧种艺术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不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团队长期关注并致力的课题方向，也是中国戏曲理论界在面对活态戏曲，整合戏曲研究既往成果，对以“剧种”为载体的戏曲艺术进行完备体系建构的整体目标。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充分利用全国地方戏曲剧种普查成果，启动戏曲数据库建设，从2019年初就策划推进《中国戏曲剧种全集》的编写工作，从历史、文学、音乐、表演、生态和传承六个角度，用一个剧种一部专著的形式，全面整理总结剧种的艺术体系，这正成为国家重大项目“中国戏曲剧种艺术体系现状与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剧种艺术形态的总结，对于确立“剧种艺术体系”的学术结构框架，具有比较积极的建设意义。

对剧种艺术体系的研究实际需要更多地研究“剧种”所涵盖的相关内容：承载剧种的“表演团体”、传承戏曲艺术的“戏曲传承人”、作为“戏曲”的各项艺术构成，以及戏曲依存的文化生态。这些内容一直不乏相关研究成果，但是面对庞大的戏曲艺术体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明显不足，其研究成果的数量亦极其稀少，甚至因其与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反而更容易被忽略。中国戏曲最活跃的当代内容，因为最难进入学术研究的关注视野，也最容易被忽视。

中国戏曲学会策划“中国戏曲学会推荐优秀院团”系列研讨，主张通过学会遴选推荐的形式，将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传统、持续创作、影响广泛的中国戏曲院团作为研究对象，共同推进对剧院团艺术规律的总结，引导剧院团健康发展。2019年中国戏曲学会即通过推荐上海沪剧院、宁夏秦腔剧院、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实现了对三个剧种代表性优秀院团的理论总结，这既是这个系列研讨创意的开始，也是这些剧院团艺术总结的开始。中国戏曲专业团队有接近2000个，代表性的剧院团与剧种的数量相当，因此，从剧院团整体传承创作的角度，来切入对于中国戏曲、剧种艺术的研究，将是戏曲研究的重要方向。在2019年度，“张曼君与中国现代戏曲学术研讨会暨张曼君作品展演活动”(赣州，2019年1月17日至1月20日)是对21世纪以来著名戏曲导演艺术家张曼君的理论研讨。张曼君在50年的艺术生涯中，先演而后导，成熟而丰富的舞台表演艺术经验和活跃旺盛的舞台把控能力，让她在导演艺术领域挥洒自如，她的京剧、秦腔、赣南采茶戏“三部曲”，以及评剧、沪剧、湘剧、黄梅戏、花鼓戏、河北梆子、蒲剧、晋剧等剧种的优秀精品力作，突出地展示着21世纪以来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代表性成就，也使现代戏曲的艺术追求通过大量个人导演风格浓郁的剧目得以呈现。“笔吐玑珠·心怀时代——徐棻艺术生涯七十周年系列活动”(成都，2019年4月28日至4月30日)是对著名剧作家徐棻从艺70年的创作总结。徐棻用70年的创作坚守和数十部优秀力作诠释了戏曲剧本作为舞台文学的独特价值，同时也用《舞台上下悲喜录——徐棻谈编剧》的理论总结，将自己全部的艺术经验与创作手法为戏曲界所共享，我们从其脍炙人口的戏曲改编作品中，能够看到她立足传统、引领时代的创造思维，她的创作与当代大量剧作家的创作一起形成了“改编就是再创造”、用文学提升舞台艺术的创造经验。“雄风逸韵·湘剧传承——曹汝龙从艺六十周年研讨会”(北京，2019年4月11日)是对湘剧、花鼓戏表演艺术家曹汝龙的艺术总结。曹汝龙在60年的演艺生涯中创作出许多名震一时的佳作，如《布衣毛润之》《秋天的花鼓》等，他在艺术领域中生、丑行当兼跨，湘剧、花鼓剧种兼跨，悲剧、喜剧风格兼跨，这让他能够全面深入地在艺术创造中更加契合并延展戏曲既有的表演经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用自己的舞台实践做到了有效传承与良性发展。“新时代新晋剧——谢涛从艺四十周年原创剧目展演暨表演艺术研讨会”(太原，2019年9月17日至9月20日)是对当代晋剧领军艺术家谢涛表演艺术的理论总结。谢涛在继承前辈坤生大家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不断突破晋剧原有的艺术格局，甚至突破行当限制，用鲜明的艺术形象来传达当代审美理想，融汇出独具个性的表演法则。他的《丁果仙》《范进中举》《傅山进京》《烂柯山下》《于成龙》《起凤街》等作品让晋剧艺术走出山西，获得了晋剧流播区以外民众的更多认同。

以上在剧团、编剧、导演、演员等领域的理论研讨，只是众多活态戏曲研究中的几个个案，大量的剧院团、艺术创作者实际上还没有进入自觉的艺术整理和艺术总结阶段，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活态艺术实际存在着随时被遗弃的危机。这些活态的艺术内容补充着传统戏曲史论研究所面对的各种艺术规律，因而也最珍贵、最难把握，且最容易流失。对戏曲研究者而言，这些艺术内容及其领域正是真正建构中国戏曲艺术体系、表演体系、理论体系的基础，更是中国戏曲研究可持续挖掘的宝贵资源，最值得深入研究。

六、趋势与对策

2019年对中国戏曲而言，其更多凸显的是以“展演”“总结”为主的实践工作。从年度热点现象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传统”与“现代”的艺术张力更加突出地呈现在戏曲传承创作中。特别是当前戏曲普遍面临着新一代领军艺术家严重不足的问题，如何将“传统”充分发挥，如何将“现代”良性奉行，最终聚焦在戏曲的传承者、传承团队，特别是以新的观众群体为主的文化空间上。

2019年9月，道略演艺产业研究院在2019“演艺中国”博览会上发布了《2018中国戏曲市场发展报告》。据统计，2018年全国传统戏曲总计演出4962场，为近五年的最低值，同比下降12.1%；票房收入1.52亿元，同比下降9.5%，其中大中型场馆戏曲演出票房为1.38亿元，同比下降10.4%；全国传统戏曲观众数量为232.2万人，同比下降9.6%，其中大中型场馆观众数量下滑严重，比2017年减少24.8万人次，市场培育缺失；特别是大中型场馆戏曲演出3745场，同比下降13.9%，梅兰芳大剧院、天蟾逸夫舞台、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等部分专业演出场馆出现场次、票房同比下滑。[5]而据“文旅北京”统计，北京全年传统戏曲共演出1915场，票房收入0.76亿元，远远低于话剧、儿童剧演出的8484场、5.01亿元票房，亦不及舞蹈演出的488场、1.19亿元票房和音乐演出的2376场、7.59亿元票房。[6]

我们从上述两个数据指标，能够看到中国戏曲的市场化程度，在近年来均无法企及话剧、儿童剧、舞蹈、音乐等相关艺术门类。由于“道略演艺”对2019年度戏曲市场的统计尚未发布，我们无法评估2019年度戏曲市场的发展趋势，但是“道略演艺”在其公众号转引“文旅北京”的戏曲年度数据时，用“2019年北京演出市场票房超17亿元，低票价惠民政策成效显著”作为标题，显然表明其对北京演出市场的整体状貌持乐观态度，但这未必适合戏曲同比趋势。就北京全年的演出场次与票房收入而言，戏曲市场远远弱于其他表演艺术门类市场，低票价的优惠固然可以吸引观众，但是对理性和良性的市场营造而言，在2019年度展演活动较之往年更为频繁的态势下，降低票价门槛来获得票房体现出更多的政府对戏曲演出的主导作用。例如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搭建的补贴平台，用零场租或低场租形式，激活剧场运营、剧团演出和观众审美，这对戏曲的市场化建设是有益的。这个平台资助的戏曲项目大多还不具备很高的商业品质，优秀创作在演出市场中能争取到的生存发展空间显然有限，平台在帮助剧院团解决演出经费、场租等问题，让观众低价看戏的同时，实际上也规避了剧目成本的市场价值，因此剧院团最终仍然需要政府资助才能具备市场准入的条件。显然，降低票价门槛不是推进市场生态良性建设的最佳方式。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戏曲的观演形式在网络媒体时代，实际拥有更多的拓展空间。在文化和旅游部主导的国家平台上的戏曲展演，普遍加大了网络平台的宣传力度，一通文化、光明网、戏缘App等多家平台通过现场直播的方式，扩展戏曲受众群体。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全程进行网络直播，观看总人次达到1.44亿，平均每场演出观看人数达到481万。“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网络直播的观看量超过3500万人次，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1.3亿次，新浪微博网络话题阅读量累计超过3.1亿次。这实际上表明了以网络作为主要娱乐方式的中青年群体，完全可以成为戏曲潜在的观众群体。特别是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网络直播、抖音、西瓜视频等戏曲推广形式，实际上让更多的戏曲表演团体和个人拥有了超越剧场演出的表现空间，这是戏曲极具可持续性发展的方式，是戏曲不可忽视的市场空间。

在中国戏曲获得国家政策资金的持续投入的利好政策中，中国戏曲各剧种已经被纳入多种文化工程中，戏曲传承发展获得了更加多元的支持。但是我们更需要理性地评估戏曲的发展态势，更应该对戏曲的未来发展空间予以拓展，其中，戏曲市场的营建尤为必要。在国家不断加大对戏曲的保护力度的同时，戏曲要想活起来、火起来还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则在于戏曲要出人、出戏、出效益，夯实自身的艺术水准；二则在于戏曲要通过拥有场上票房、线上受众、市上效益，重塑戏曲良性的生态环境。

对于前者，戏曲要充分发挥其传统表演艺术的独特性，挖掘传统优秀剧目的经典性，规避浅显粗陋的创作弊病，了解观众娱乐审美的文化诉求，培养新一代戏曲领军人才，用符合剧种艺术规律、能够体现剧团创作风格和创作者个性化艺术追求的方式，创作出贴近观众审美期待的艺术精品。精品创作，应该是培育人才、培育受众的基础保障。当前，中国戏曲诸多剧种的领军人物基本上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培养起来的艺术家，已经进入戏曲艺术总结和传承的阶段，中国戏曲需要更多优秀的后进来引领其发展方向。当前中国戏曲创作数量多，但质量并不能令人满意，不符合艺术规律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戏曲创作、传承工作中，使戏曲创作数量、质量保持一致是未来戏曲主管部门、剧院团创作主体需要努力的方向。因此，文化主管部门更应该对新一代戏曲领军艺术家的培养和戏曲的有效创作进行政策引导，并加强平台建设。

对于后者，戏曲要充分评估其在城市与基层、剧场与网络、本土与外地的生态环境，尤其是要积极利用当前戏曲利好政策。戏曲既要守住政府平台，也要拓展市场空间；既要在剧场、草台上寻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要在网络新媒体中获得与其他艺术同等的网络红利，尤其是要用充分的文化自信来寻求市场自信。赢得市场，应该成为戏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戏曲的许多剧种和剧院团通过长期的艺术实践，已经营建起良性的戏曲演出市场，例如上海、山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专业、民营剧院团，甚至民间班社，都已经进行了较有特色的市场化探索，这是戏曲保有旺盛的民众基础的重要方面。因此，文化主管部门更应该以这些成功经验作为参照，使戏曲院团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建构自身的市场机制，让戏曲在被政府扶持起来的同时，也能够自主地在演出市场中走动起来。

戏曲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需要加大自身理论研究的力度。需要指出的是，囿于戏曲学科百年来的发展途径，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特别是戏曲文献资源的有限性，戏曲研究想要突破既有格局还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传统戏曲学研究在学术方法、学术视野和学术领域的整体稳定，实际上导致戏曲的史论研究尚缺乏突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长期以来缺少深入研究的领域，由于探寻研究门径较为困难，不但研究者甚少，而且研究传统面临着更多危机，例如少数民族戏曲研究、特定的戏曲文献研究，等等。尤其是活态戏曲艺术的总结与研究，面临艺术资源遗失、戏曲关注度不足等问题。如文化主管部门在推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戏曲“像音像”工程等工作时发现，中国戏曲艺术家群体的艺术整理与研究整体上呈现空白状态。因此，戏曲研究在通过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来促使中国戏曲不断完善其艺术体系、表演体系时，更需要以多元化的学科视野来深度拓展现有的戏曲理论体系，同时进一步推进中国戏曲理论联系实际的层次，强化对活态戏曲领域的广泛研究。②

① 对粤剧“申遗”十年的保护经验，王馗《粤剧艺术遗产的十年保护经验》(载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创刊号)有系统说明，该部分即为其中梗概。

② 本文立足于中国戏曲全年的发展情况，以展示较为全面的信息为主，以此对特定现象作出评述。文章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作者参与的国家和相关省区活动，具体资料细节则来自相关官方网站，例如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政策，来自文化和旅游部官网上涉及艺术司、非遗司的部分公告信息，因此不再出注。文中相关活动事件的举办时间，均统一注于括号内。在写作过程中，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戏剧处陈珺女士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张乃锋、王学锋、王静波等师友提供资料并提出建议，谨致谢意。在报告发表之时，作者对其中部分内容作了压缩，对部分数据作了删略，谨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