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04)

一、文脉传承：应当厘清江南文化的传统特质

何谓“文脉”，简言之，就是文化传统和发展的脉络，是在历史时期中，一个区域广义的文化发生发展变化的脉络，包括文化的空间范围伸缩、人的活动影响之下的地理环境变迁、形成发生、发展演变的背景、阶段性过程、内涵特征、各类文化现象的类型及其分布、文献典籍、学术流派、代表作品、主要学派、杰出人物、文化的传播及与周边文化的相互关系、历史地位、时代价值、发展前景、现代价值等方面内容。古人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重在梳理其渊源流变的基本脉络，厘清其骨骼血脉，精准定位其关键节点、传统特质，从而划分历史阶段，寻找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目的是更好地保护、传承、利用、弘扬优秀文化传统的时代价值，推陈出新，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支撑和借鉴，引领其发展历程及其发展方向。江苏文脉，就是江苏这个特定区域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脉络。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成为时髦话题。但目前看，除了重温昔日江南的辉煌，梦里江南景观之外，问题的研究，多少还停留在对“江南”概念的辨析，江南的落脚，地理空间还是观念共识，或是大分流、内卷化等外来术语的吸收调适，以及新近出现的理念的解读消化，多少有点泛泛而谈，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虽然也有诸如对江南发展是否停滞，明清江南的发展动力内生还是外来主次等问题的纯学术探讨，但多局限在经济史领域。

笔者认为，有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江南文化演进的传统及特质是什么？古代江南文化在近代以来江南或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文化发展中曾经起过多大作用？未来还将扮演什么角色，占据什么位置？大量关于江南的实证研究证明，明清江南虽然发达，在中国各区域发展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但江南仍然是传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没有导致以现代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的产生。比较当时正在蓬勃向上的欧洲来说，“停滞”和“落伍”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有人用经济总量说事，认为当时的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如何体量大，因此并非落后。但这种内向性的总量是很难说明先进性的。中国人口众多、土地面积大，统计起来自然数量庞大，但质量、生产率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却是落后的。只有在近代“西学东渐”之后，才真正改变了江南的面貌。其中，最关键的是上海的开埠和崛起。上海商埠(租界)成为在江南区域内开拓的新空间，带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海派文化给江南沐浴新风，使之借地缘之力，凤凰涅槃，重新走在中国区域发展的前列。这些基本事实已经有无数成果证明。

然而，今日学术风向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话语和中国体系的倡导，现在许多学者把传统的江南文化捧的很高，大打江南文化牌，似乎给人一种印象，近代以后江南的发展，主要是历史上江南文化的影响造成的，或者起了主要的作用。以上海为例，很多过去精研海派文化的学者在讲述上海文化的源流时，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例如，1999年出版的《上海通史》，煌煌十五卷，数百万字，除了《导论》《附录》2卷之外，《古代》只有1卷，从远古到明清，江南文化只有其中的那么一点篇幅，其他都是近代当代。古代如此之少，这显然不妥当，应当有所增加，补充原江苏松江地区十个县的历史。据了解，现在上海通史正在修订中，古代部分增加了各朝代分卷。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也毋庸讳言，今日上海，主体还是从近代开埠以后发展起来的，上海历史的发展，主要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大头在近现代，决定性的转折是在开埠之后。然而，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大谈江南文化对今日上海的作用，似乎江南文化成了今日上海最重要的源头动力。将开埠前的上海，描述成为多么繁荣发达的地方，似乎不用开埠，也会自动发展成国际大都市。或者尽可能淡化不讲或少讲海派文化，突出强调明清江南文化在近代转折中的作用。这样的学风转变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能否以理服人？是否就算体现了中国话语？都值得认真严肃讨论。笔者认为近代以后，海派文化仍然应是上海发展的主体，江南是其影响和拓展的舞台，江南文化虽然是江南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带动，所谓“西学东渐”、带有被迫和屈辱性的“开埠开放”是主流。同样，整体江南的近代化转型也是在黄浦江外滩为中心的新上海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海派文化起到主导作用。认识不到这一点，不是实事求是的。那么，未来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主动力是什么，我们究竟发展什么样的江南文化，还是要深入研究。我们是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道路，不断扩大开放，引进吸收国际先进文化之上的江南文化创新，还是在陶醉于江南文化的“诗情画意”之中复兴传统文化，实现江南文化的创新，值得思考。

二、历史演进：江南文化的学习引进模仿创新之路

地理空间是区域发展的落脚点，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区域要素之中，政区无疑是唯一有明确边界可循，行政支配能力最强的区域空间要素。而这种政治力量是引领区域发展的关键，只有这种力量与市场有机结合，才能使长三角一体化真正落到实处。从历史上看，江南相对中原就是新的空间，原来被称为蛮荒之地，在这块不同于中原的地方，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江南每一次大发展，都与外来文化的引进和融合有关。这种文化的特点是“与时俱进、智巧灵活、开放包容、海纳百川”，走的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的道路，最后才是创新。因为创新非易事，即便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也是要具备许多基本条件的。

先秦时期，太伯奔吴、季札北游、言偃问孔，伍子胥、孙武入吴，春秋时期，吴国引进大量中原楚国人才。秦汉以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内讧、草原游牧民族内侵等原因，北方黄河流域曾经发生过三次大战乱——西晋末年的“永嘉丧乱”、唐玄宗末年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引发北方人民三次大规模南迁，客观上给当时相对落后的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以及各种典籍、理念等思想文化资源，可谓是文化大搬家，给江南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中原文化传统与江南土著文化一次次融合，虽然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客观上导致了江南的大开发，生成的新江南文化，逐步正统化、主流化，成为汉文化的主流文化。这个过程在元明清时代得以持续，直到康乾时期才完成。江南文化的传统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通过耕读传家，知书达理，科举入仕，由尚武转变为崇文，又在崇文的前提之下，顺时应变，走上重商务实的道路。这种文化，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也是传统中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正统文化，在江南这块肥田沃土上深根厚植，发掘光大。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只要环境允许，江南文化总是在传统国家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学习、引进、吸收、模仿各方面先进的经济文化，最终达成创新提升，带动区域的转型发展。可以举运河开凿的历史为例。根据史念海《中国的运河》研究，楚国的运河开凿比吴国还早。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期，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使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又使长江中游的干、枝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或“江汉运河”。这样，就将楚都江陵与宜都沟通起来，打通了长江和汉水。一百多年后，伍子胥率军伐楚，曾疏浚此河，所以又称“子胥渎”。吴军应该是由淮水至汉水，再由此运河攻入楚都的。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东西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孙叔敖在寿县附近搞的水利工程芍陂，可能具有灌溉与航运功能。伍子胥在吴国开运河，以“胥”命名的城、河等名称很多。铸造兵器铁器，一跃成为春秋强国，争霸中原。唐宋以降，随着大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的疏浚贯通，江南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区域，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

也可举一个清代江南制造的例子。清初松江人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记录了明末清初西洋眼镜在江南的传播、仿制带来价格变化的情况。①

眼镜，余幼时偶见高年者用之，亦不知其价，后闻制自西洋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以玻璃为质，象皮为干，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②

西洋眼镜从明末到清初在江南流传几十年，由于大量仿制带来市场价格不断下降。当时江南工匠拿来主义，根本不可能有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的知识，明末(崇桢)最好的眼镜来自西洋(通过贸易或走私流入)，玻璃镜片和象皮镜架，价格高达四五两。清初降到五六钱，下降到分之一。到了康熙，苏杭工匠大量仿制，遍地贩卖，导致价格由五六钱跌到七八分，甚至四五分，最低二三分，无计可施的跌价，几乎一文不值。但江南镜匠仅仅是工艺上的模仿，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眼镜的科学原理，老花镜技术简单仿制容易，很快就成了地摊商品。最新流入的质量高的近视眼镜，就不能仿制，只能进口，每副价格高达2两。这充分说明，江南的工匠，始终处于眼镜制造的低端，没有自己的创新，没有对整个眼镜的原理和材料的深入研究，停留在简单仿制老人用的老花镜上，对近视眼镜这种新产品新技术还没有掌握。这种眼镜便物以稀为贵，市场价格高于仿制老花镜百倍之巨。但叶氏很有信心，凭苏杭工匠的聪明，过几年这种眼镜就会被江南的能工巧匠们仿制出来，价格不断下降。由此我们想到，改革开放后，江南的制造异军突起是有传统文化积淀的，江浙的乡镇企业是在引进、仿制上海等大城市的产品，或配套加工零部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在上海等大城市，制造业的发展，采取的是直接引进国外(日本、欧美)先进的产品、机器，甚至整条生产线。通过引进设备、培训人员、消化吸收、仿制建造，逐步国产化。像温州商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眼镜店，其产品就是引进仿制加工而成的。温州眼镜商在镇江丹阳市建立大规模的眼镜市场，主要从浙江温州进货，行销到各地。宁波商人的模仿能力也很强，很有经商之道。上海开埠后，主要的工匠和机器维修维护的技术工人主要来自宁波，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大高于来自苏北等地区的普通劳工。浙商的制造和经营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浙江义乌现在的小五金等商品畅销国内外，批发市场辐射全球，已经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

当然，真正的科学创造和创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近代江南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管是上海还是无锡的，走的基本上也是引进、消化、模仿的道路。如著名的味精品牌，荣家的兵船牌面粉，申新厂的棉纺织产品，都是这种路数。江南得风气之先，江南文化中的这种积极进取，契合了近代“西学东渐”风气，能够排除排外仇外的强大阻力，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优秀传统，使江南总是走在全国的前列。近代江南发展并非没有阻力，如1876年，洋人在上海擅建淞沪铁路，即便是李鸿章、沈葆桢这些比较开明的洋务派，也积极促进、执行了赎回并拆除铁路的愚昧行动。1905年，清廷宣布“新政”之后，“西学东渐”的阻力大大减轻，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需求的影响，江南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

再举个近代江南人到国外见闻及反应的例子。被迫开放之后，清政府也派了中国外交官出使欧美，考察外国情况，购买军事装备。徐建寅，这位从无锡北塘区北山街道钱桥社冈(今已合并到梁溪区)走出来的科技精英，属地道的运河岸边生长的。他是近代著名科学家、翻译家徐寿之子，当过外交官，是著名的工程师、翻译家。徐寿和华蘅芳(也是无锡人)，就是以仿制外国轮船起家的，他们仿制出的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为洋务运动初期的重要成就，至今仍为历史学家津津乐道。在当时，能够学习、模仿，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无愧于科学先驱称号。

徐建寅于光绪五六年间(1879—1880)曾考察德英法等欧洲国家，订购铁甲舰，著名的北洋海军“镇远”“定远”就是他亲自定购的。这两艘军舰曾经是北洋水师最先进的旗舰。在途经日本港口回国时，日本受到极大刺激，举国震惊，极为恐惧，发誓要发展海军，最后通过社会募捐集资购置最先进军舰。徐建寅的游记记载了欧洲运河的情况。之前，他曾受山东巡抚丁宝桢重用，主办山东机器局，对山东运河情况十分了解，故能作中西运河比较。

在法国时，徐建寅看到法国运河的现代船闸：

是日汽车所经之路，上午过山洞甚多，下午傍河而行。此河如中国山东之运河，每距一二十里即建一闸，制度与中国加同。惟每闸皆建于越河，作双闸，形如船坞。凡船自上游来者，衔开上闸，使坞中水满与上流相平；船入坞，即闭上闸而启下闸，使坞中水又与下流相平，即放船出坞。其自下过闸者反是。以水势之消长，为浮送之低昂。另有小门，时常启闭，以消水之抵力，此越河之闸也。其经流则另有滚水大坝，旱时蓄水使不浅，潦时泄水使不溢。故河内之水，无过满过浅之虞。每过一船，不过数分钟。较用盘车、绞关，省力多矣。[1]682

在德国，他又看到：

往观运河之双闸。于河中筑顺河石堤两道，各厚七八尺，分炎为三道。左右二道，为减水之月闸。中道，为舟行之双闸。大双石堤之上下两端，相距约七丈，各筑一闸。每闸皆以二户相合，闭紧时尚离直线约三尺。每户中各有小门，方尺许，以螺杆使启闭，泄水与上下游相平，以消抵力。二户共宽二十四尺。两旁石堤约十丈。双闸各离端约丈许。左右二水道各有铁横架，以靠平移之铁闸多个，比用短螺丝，令齿条上下，以开关之。每铁闸上有链条，绕过滑轮，悬重铁以平其重，使易于升降。每闸宽四尺，来水多则各闸齐开，来水少则闭之。是日见上、下游水高低悬八尺余，每二船并行，启闭一次祗五分时。仅用闸夫二人，绝不费力。[1]696-697

又在一处运河上观察双闸：

其两堤相距二十四、五尺。建闸两重，相距六七丈，中空如坞，能泊两船。每闸皆有双门。门皆有限，门关时靠于此限。上下游水高低悬七尺。故下闸之门限，低于下水面四五尺。庶船过闸时，船底不与门限相触也。”“闸堍与两旁之堤，俱用砖砌。两闸之双门，亦俱用木作框，钉以斜板。门中各开一小涵洞，亦用木为之，以小齿轮齿条使上下。闸门未开，先开涵洞以消水之抵力。各件皆甚简便，中国易于伪造也。”“是闸建放越河之内，其正河另有六闸以泄水，宽三丈余。中立方木五根，每根方尺余，上端以横木相连。在下流一边，用斜木撑之，每两木柱之前面，各有木板障之，以为闸板，亦可上下移动，以制泄水之多寡。上连铁条，中有多孔，用铁梢可任穿于天平杆之何孔，以撬使之上下。天降大雨，六闸可以齐开，泄水甚速，无虞漫溢。天旱，六闸皆闭，密不泄水，不忧干涸。此闸全用木为之，另易于仿造也。[1]721-722

“后来回国以后，他还拿出自己画的图纸，饬木匠做成一个双闸模型。这个模型，在《欧游杂录》出版时，还保存在他家的‘味莼园’中。”[2]639

由此可知，作为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的观感与同时代出国的外交官、军政人员、学者和商人等对国外事务的表面描述大不相同：一是详细描述所见所闻；二是与中国事务(运河船闸)比较，承认外国技术先进；三是绘制草图，准备回国后仿制。整个近代，主要是学习模仿，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创新发展，这正是那个时代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时已经承认在器物领域的全面落后。

江南水利发达，水利成果最丰、人才最多，许多成就古今传承。可以说，水利是古今传承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现代学科。明代河道总督湖州人潘季驯于万历年间采用的“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等技术“挽黄保运”，治理淮安清口黄淮运复杂水利工程的致胜法宝。这些方法，至今还受到重视，运用到治理黄河的水利工程上。晚清民国治理黄河水患、导淮治运，聘用了费礼门等美国水利专家来华指导水利建设。费礼门很重视古代水利经验，从中国文献中汲取传统治理的真知灼见，在来中国之前，请人搜集了大量中国典籍，专门摘录出来，汇编成册，供中外水利学者研究参考。[3]110-1231915年，第一位留学专门学习水利学的李仪祉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张謇创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教学时便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为仿制国外教学仪器，雇用了一位刚满师的木匠雷宗保来放样制作木模型。这个小木匠非常能干，只要告诉他式样、尺寸，就能够很快制造出来。在教学中，遇到对国外蓄水处工程的翻译，李对学生说，“这片水体，外语叫Reservoir，意思是储蓄处。我国古书上叫它为‘陂’或‘塘’，都是单音节字，叫起来不顺嘴。你们可思考一下，为它取个双音节的名字。”他的学生嘉兴人汪胡桢夜不能寐，终于想出了“水库”一词，得到李仪祉的认可，从此取代了塘陂埭等传统水利术语，一直沿用至今。[4]272-273水利史的事例说明，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面前并非一无是处，如果能够与外来先进文化有机结合，推陈出新，必然能够焕发新的生命。

三、中西比较：固步自封难逃传统文化淘汰结局

如果长期固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曾经先进的传统文化也会衰落，由先进变为落后。江南丝织制造业的兴衰就是明证。

在江南的传统文化中，丝绸文化早就成为江南，乃至中国的文化符号，这从国际上“丝绸之路”的命名就可以知道。作为丝绸文化基础的丝绸业无疑是最靓丽的风景线。中国是丝绸之国，江南的苏州、湖州、杭州，皆可称之为丝绸之府；著名的江南古镇盛泽、南浔都是丝绸原料的生产、加工、集散重镇。清代在江宁(南京)、苏州、杭州建立了三大织造府(局)，专门为皇家贵族制作丝绸制品。

近代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靠近法国、瑞士，属于发达地区，其中心米兰号称意大利的“丝都”。丝绸业和丝绸贸易在意大利乃至欧洲都属于发达地区：贸易中心在米兰，生产中心在科莫湖周围，这一带山清水秀，有点像中国的江南。最早看出来的是近代普鲁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见多识广，善于观察比较。1868至1872年，李希霍芬到中国考察，就明确指出了江南与意大利在地理环境上的相似性。他于1868年12月8日，经过湖州穿越太湖时写道：“这里河道交错，仿佛一个迷宫。……除了渔业外，当地还有很多人从事丝织业。”村内的房屋等景观“不由让人想到了意大利。相似性不止如此，村外的景色也似曾相识，到处种满了桑树，形成一道道树墙，狭窄的小路就从树底下穿来穿去。树下还种着很多蔬菜和豆类植物。但是没有玉米和葡萄，如果有的话，那么这里的景色和伦巴第很相似”[5]49。土地、湖泊、河道、房屋、植物等，两地都极为相似。近代到过意大利的中国人，如政治家康有为在20世纪初游历意大利，也感叹意大利许多地方仅比自己的广东老家好点，与江南在地理和发展水平上相当。

概而论之，北欧各国，皆胜于我。意国与我国平等相类。特意人少茅屋而多一楼。近者田野亦治，葡萄盈望，桑果铺棻，胜吾北方，而与吾江浙广相仿佛者也。民之贫富亦相若。吾国求进化政治之序，亦可比拟意大利，采其变法之次序而酌行之。他国则新旧贫富皆不相类，骤难仿拟也。[6]73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自然条件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经历过文艺复兴、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为什么近代却落伍了，在当时变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值得深思。

康有为说：

统计意国，在今欧洲大国中为最贫国。自西十六世纪后，学人之发扬名世者亦少，工艺商业皆不盛。其统一在同治元年，先于德及日本十年。皆宪政国也，昔皆贫困，今德之盛强几冠薄海，而日本亦超跃为第一等国矣。夫以国体论，意无联邦，则为政易行于德国。日本起自东洋，与欧洲语言文字风俗皆隔绝，译书游学，备极艰难，岂与意国与诸强疆接壤、风教相同比哉。其为难易，相去千万。而意之不能骤臻富强者，教之压制愚弱已久致然耶？抑以地小民寡不如德日耶？则欧洲中若比利时、荷兰、丹、瑞尤小矣。其与西班牙之贫弱，皆别有故。方今天主教国皆微，法人势亦日下，其内情甚深远，非旅人匆匆所能深知也。[6]179

意大利最早实行文艺复兴，又商业立国，曾经辉煌，但16世纪后，严重衰落。原因何在？是国家小吗？有比意大利更小的比利时、荷兰，都发达了。是政治制度不同吗？都是宪政国家。是不统一吗？它比德国、日本都早统一十年。那么为什么如此落后呢？他认为与天主教传统有关，极大压制了思想文化。

吾闻在纽约之意人，穷苦污秽之状，甚于我国。皆由国贫而机器不开，少大工厂养之致然。不知大势者，视欧人皆豪富逸乐若神仙，则大误矣。[6]173意之地荒人多，与中国同；贫乏少用机器，与中国同；古国多旧俗，与中国同；迁徙殖民，亦与中国同；工商未盛，亦与中国同。故意之变法，我国亦可采择焉。可喜的是，意大利已经穷则思变，急起直追，意国二十年来，机器之进步亦大矣[6]174，我国人不知意之贫与我等，但望见欧人，一律畏而待之，岂不愚哉！[6]175

到了20世纪初，意大利米兰地区丝厂林立，产量巨大。江南的太湖流域，盛产高质量的生丝。如著名的湖丝，在国际上是有竞争力的。近代米兰街头到处是丝绸商店，品种繁多、工艺精巧、价格很高，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代表的江南城市，明清为丝绸生产中心，清代有三大织造局，江宁织造以盛产高档云锦著称。南京云锦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消费的，而主要是为皇家生产，专供王宫贵族、外国及少数民族首领消费。作为古代皇家服饰，许多精品价值连城，深藏宫中。皇帝还将云锦作为赏赐物品或礼品输出海外，可知其珍贵。而意大利丝绸制品，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下，适应消费者需求，特别是满足贵族的消费偏好，出口法国等欧洲国家。李圭就曾参观了费城世博会上的意大利馆，指出意大利丝及丝绸产品中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已经像印度茶对中国茶的出口威胁一样。其“蚕丝甚多，茧亦大小咸备，丝虽白洁，究不若华产光亮，地土使然。唯闻其国产丝，亦如印度之茶，年盛一年，别国争购之。以做法匀净，非若华丝间有掺杂也。而其蚕桑之法，亦得自中国，仿效而成，即用以夺中国之利，可不虑哉”。20多年后，康有为在意大利见证了李圭的担忧变成了现实，米兰丝绸已经畅销欧洲。郭凤鸣(漱霞)是难得的渔业与实业人才，他生于温州瑞安，长期在温州、台州沿海从事渔业活动，与张謇建立了联系。张謇筹备之时，他正好出差到上海，张謇因郭“世居海滨，属理温台渔业”，“目能辨鱼类，口能说渔具，而手能纪渔事，与之谈渔业，渊然莹然”。遂邀他赴会，由于当时沿海七省督抚筹银不敷，主要由渔业公司承担，故郭凤鸣自备盘缠，作为博览会渔业赛会会员，跟随张謇赴意考察。回国后，郭凤鸣写了《意大利万国博览会纪略》和《调查欧西实业纪要》于1907年9月出版，详细介绍了参加米兰世博会的情况，张謇亲自作序。郭凤鸣在《意大利万国博览会记略》一书中，对中外展品作了详细比较，分析了中国产品落后的原因。例如，中国不注重“农艺”，使得中国农制品难以与西方国家匹敌，西方国家用机器，而中国用人力；西方国家有垦牧公司，而中国没有；西方国家有农务学堂，务农者皆识字，而中国农民很少识字；西方国家有专门测验天气的科学器械，而中国却靠经验，等等。当时驻意大利公使黄诰出面迎接端方、戴鸿慈等考察团成员，他在赛会后给农工商部报告说：

中国织造一宗，花样颜色染藻，均不合欧人之用，惟质地坚密，较胜欧品。考查西人花样，以生动灵活疏落淡雅是尚，颜色不喜浓重，以轻靓是尚，染藻不杂用草木汁，而纯用化学料，故能历久不变，中国之品反是，且货质经纬不匀，浮丝抛起，疙瘩垒垒，质地即良，外观不耀，未克竞胜，遂致滞销”，“绣货一宗，西人多出于机器，华品乃出自手工，而画工又不甚活泼，采色配合，亦不交净，加以不合西人之用，故难畅销，如欲扩充销路，务使先量尺寸，预测西工之几案等具，约计其长短方圆，更觅上等画本，细心摹仿，或倩名手，画以花木鸟兽为佳，再求匀配采色，使有生香活色，跃然于上，不在浓艳而在疏宕有致，四周必以丝韬，方为合格。

端方考察米兰世博会的经历，对他后来在两江总督任上举办南洋劝业会肯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戴鸿慈在日记中也记载了赛会的情况，对中国产品有一些直观认识，相比意大利、法国，中国丝织产品远远落后。

观蚕业院，养蚕饲桑之法及所用器具备列。煮蚕出丝各新法，皆可仿效。观纺丝处，后为丝货陈列所，皆米兰所出也。米兰以丝绵著名本国，其地丝厂林立，所出之绸缎，质地虽不如我国，而染色鲜艳异常，极合销售之用。其他阑干、颈带之属，亦目迷五色。又有假丝货厂，以纸及木皮等为之，甚美观，几可乱真。[7]

阑干，可能就是指腰带、胸罩之类。颈带，即领带。真丝腰带、领带，当时就流行。法国馆，亦有绸缎，瓷器等。法国、意大利的时尚产品均是各国学习的榜样。[7]

相形见绌的江南丝绸业产品，固步自封，恪守宫廷服务业路数，只能与海外市场渐行渐远，最终沦落到只能靠出口湖丝原料，成了市场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双重失败者。

云锦，生产方法复杂，技术要求高，代表着中国传统丝织生产最高的技术水平和组织水准。但也因此具有垄断性、非市场化，造成技术垄断、生产垄断、消费对象垄断等弊端，导致技术工艺停滞不前。根据学者研究，相对于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工业革命发生较晚，手工技术一直维持到19世纪中期。此时，动力丝织机才开始在欧洲出现。“丝绸业是动力工厂纺织工业最老的一个行业，也是对于手织机作有效而广泛使用的最后一个行业。”

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国传统的丝织业受到的冲击不大，远没有棉纺织业那样严重。相反，由于海外市场的发展，需求量还很大。上海的出口一直在增长，全世界的客商来上海采购。南浔的丝商生意兴隆。丝织业的技术，仍然维持着传统的手工为主的水平，根本没有技术革新可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情况便发生了逆转。兴起于19世纪后半期的以电力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艺制造出现新的‘洋绸’大量输入中国。‘外国泰西缎输入以后，吾国人争相购用，以炉台新奇，故业是者，乘机而起，风动一时。及至清末，国货绸缎，几至无人顾问，欲求一注意织造、以度掏者，阒无其人。’”这一情况正与米兰博览会的情况高度一致，中国丝绸滞销，且大量进口洋丝，包括日本丝兴起，冲击中国生丝和丝织业。云锦受到打击，以至于后来技术几乎失传。清朝灭亡，没有消费对象，没有公款消费主体的云锦就无法生存下去。辛亥革命后锦缎衰落，机户停织，工人分散，是为南京锦缎业之衰落期。而民国后，服装也发生变化，对丝织业也有冲击。“我中华自光复以来，人民咸改装易服，不敢办绸缎布匹等品华衣，转购呢绒洋货，改服西装，顿使我华绸缎、纱罗、布匹各项国货，日形滞销。”1800年，法国人发明了一种具有自动经丝开口装置的纹织机。这种织机采用在纸板上穿孔，制成穿孔卡片一样的纹版，以这一纹版的孔来操纵经丝，织造丝绸纹样的方法，可以一个人织造复杂的纹样，省去千百年来高机(花机)生产中的纹织工。19世纪后半期，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丝织生产，广泛使用“可由机械进行精巧统率只”的“贾卡”手拉提花机。到19世纪末，电力织机在欧美丝织业中的运用也已普及。明治维新后，日本也重振丝织业。“明治六年，时年60岁的老织工伊达弥肋出席维也纳万国博览会，将奥地利式的‘贾卡’织机引入日本。与此同时，西阵的织工佐仓、井上、吉田三人，由京都府派遣，将法国式的‘贾卡’织机和被称为‘飞梭’的可连续打梭的装置引进了日本。”其后又引进了欧美的动力丝织机，并于20世纪初完成了对欧式电力织机的仿制与改造，实现了电力织机国产化，普及速度加快。日本丝织业的兴起，对中国冲击最大。“我国织机，织有花绸缎，以两人运动一机，每日成缎仅六尺或七尺不等。若用法国式手织机械，每人每日可成十二三尺。我国工价虽廉，四与一比，究不能敌。”[8]

反观中国，洋务变革虽早于意大利，但戊戌变法失败，使中国没有走出贫穷落后的局面。虽然变法失败，流亡海外，但康有为仍然信心坚定，“要而论之，巴黎博物院之宏伟繁夥，铁塔之高壮宏大，实甲天下；除此二事，无可惊美焉。巴黎市人行步徐缓，俗多狡诈；不若伦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顾，而语言较笃实，亦少胜于法焉。吾自上海至苏百余里中，若营新都市，以吾人民之多，变法后之富，不数十年必过巴黎，无可羡无可爱焉！”[6]206-207只要变法，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一定会在数十年内赶上法国。就各地区而言，长三角地区最有希望。

今天看来，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某一时期的落后物质已经成了见证历史的活化石，又成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昧于世变”，作为落后生产力的云锦，几经曲折，几乎失传的云锦工艺，在百年之后的今天，返朴归真，大放异彩。南京云锦在保护的同时也应当适应时代，推陈出新，不断生产出新的，适合市场需求的品种，而不是因循守旧，机械模仿古代的单调服饰。

作为传统的丝绸大国，江南丝织业原来是世界领先的。但是，随着西方国家机器生产，工艺革新，意大利、法国甚至日本的丝织产品大行其道，在欧美市场上将江南的丝绸产品排挤出去，江南丝织产品工艺老化、产品样式陈旧、色彩单调、图案一成不变，品种单一，严重滞销。晚清官员出访欧洲，考察意大利、法国、日本丝织工厂和研究机构后大为感叹，痛心疾首。

今天，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倡导自主创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创新绝对不是轻而易举能够成功的。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前提下，江南文化学习—引进—消化—吸收—模仿的文化传统不能轻易丢弃。我们仍然要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虚心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只有在更加开放的道路上不断融合世界各国先进文化，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创新，最终达到在某些方面的自主创新，成为文化创新发展的引领者。

①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钱法”，来新夏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叶梦珠，生卒年代不详，今上海人。书中主要记载顺治、康熙年间事情。

② 可知中国人仿制外国产品由来已久，眼镜便是典型的一例。但真正的近视眼镜还不能仿制，故价格仍然较贵。叶梦珠预计用不了多久，可能也会出现许多仿制品。江南文化，引进—吸收—模仿—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