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伟

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政治谱系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成员——政党。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言：“政党不仅是现代政治组织的独特形式，而且是它的中心。”(1)[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24页。政党的“出场”，使政党政治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命题摆在了政治学者们的面前。如何认识政党的发生及其演进，成为了学者们思索政党政治时不可回避的前提性问题。现代政党“是民主、普选权、赢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必要性以及在领导上发展出最高度的统一性和形成最严格的纪律这两方面的要求，所共同孕育的产物”。(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以往，学者们更多地关注选举权的扩张对政党兴起的外在推进作用，(3)例如，著名政党研究学者爱泼斯坦就直言，“各方面的证据都标明，当选举权扩大到相当大一部分民众时，现代政党便随之出现了”。(参见[美]利昂·D·爱泼斯坦《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何文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8页)阎照祥教授也提出，“由于小选区的废除或失去一个席位，以及新选区在工业区和大城市的建立，选民数目有所增加。随着选举权的拓展，一时间英国出现了许多‘政治真空’，操纵选民的传统方式已难以奏效，建立和发展议会外政治团体的工作客观地提上两党日程”。(参见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但事实上，政党纪律作为政党变迁的内在动力支撑亦非常重要，马克思曾言，“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