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闻高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但针对如何建设现代法治国家问题，人们却有不同见解。一些“公知”①，倾向于西化。他们认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以法治现代化为关键性变相的法治现代化”的判定标准之一［1］。而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是德国社会法学派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他认为，形式主义是一切现代法律的重要特征，而一切前现代的统治秩序体系，其法律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注重实质原则。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只有这种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则愿意寻求实际的公道，而不是形式的法律［2］。中国“人治”的根源，就在于缺失形式理性法。他认为，中国古代法是一种注重价值的实质理性法。实质理性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其法外价值标准无限多样。这种社会价值，具有主观随意性，难以一以贯之地确定。许多人认为，这种历史惯性，“阻碍了中国迈向法治社会的步伐。”②这里讨论的“公正”问题，就属于这种具有实质性的社会价值。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怎样理解司法公正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位置？这里的公正之“公”，指公平，而其“正”，则指正义，公正也就是公平正义。罗尔斯的观点是一种平等正义，再分配对社会正义十分重要。诺奇克则排斥国家再分配，主张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关键。马克思则认为，真正的正义是人的自我实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