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华，吴璟薇

引 言

在数字化媒介技术开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出现。例如，就自然灾难、大型突发紧急事件和人道主义灾难来说，相应的信息在极短时间内可以到达极广的地理范围，覆盖数量巨大的人群。然而，同类的众多不幸事件信息的送达，并不一定会在某个具体的个体或者群体中获得同样的响应。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广受关注的伦理哲学随笔《无处安放的同情》(Nahes und Fernes Unglueck，直译为《近处与远处的不幸》)中文译本封面，加上了一个直击人心的问题：我们为何对远处的灾难报以同情，却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1)参见[德]汉宁·里德《无处安放的同情》，周雨霏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在当下社交媒体时代，这句话中的“承担身边的义务”甚至可以缩减为“一刹那的关注”。对于大多数的重大灾难和不幸，无论它在近处还是远方，人们可能甚至都不愿意花一秒钟进行转发。或者说，在转发与不发之间，在社会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上“远”与“近”之间，有众多的日常生活伦理的复杂考量。

无论是在中国春秋时期还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普遍的同情与关爱为主的情感伦理，在各种良善自我和社会的理论构建图景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对情感可能天然具有的偏私性质的担忧和批评、对情感对象的等级划分所造成的非普遍性、对国族和地域认同带来的情感偏见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情感伦理普遍性的理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