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信

(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 成都 611756)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古老文明得以延续而未曾遭遇中断的国家，这除了地理环境和科学技术发展等原因以外，主要得益于大量文化典籍的传承与发展。《汉语大词典》将“典籍”解释为“国家重要文献”，也泛指“古代书籍”。确切地讲，“典籍”应该是“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之简称，主要指1912年之前的文史哲、儒释道以及科学著作，其载体形式包括刻本、写本、稿本和拓本等等。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数量可能因为不同的标准而有所差异，但用盈千累万，博大精深来形容应不为过。从《中华文化典籍指要》的收录来看，从先秦至晚清就有1024部中华文化典籍，涵盖了历史(177部)、语言(88部)、文学(457部)、哲学(102部)和科学技术(200部)五个方面[1][2]。如果根据书写典籍的语言文字来区分，那些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来书写的典籍就可视为“民族典籍”(1)按传统而言，我们把汉族汉语或汉文书写的文化典籍称为“汉族典籍”，除此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用各自语言文字书写的文化典籍则称为“民族典籍”。《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2010版)著录有解题书本式目录套书110册60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2.2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线中有1.9万多公里都是民族地区，涉及9个省(自治区)，2000多万人口(2)数据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9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而且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民族典籍。从这一点讲，中古民族典籍的体与量都是很大的，有巨大的译介研究潜力。

一、民族典籍外译传播的价值

“民族典籍与汉族文化典籍一样，是中华文化的精粹与内核组成部分，都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形象，在中华文化传承和发展中起着无可替代的载体作用。”[3]民族典籍不但记录着各民族的社会进程、历史走向和文化内涵，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所以堪称是“中国之精神，民族之灵魂”。它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4][5]民族典籍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智慧源泉，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来源。[6]民族典籍的价值或作用不言而喻，它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但只有外译传播才能体现其永恒的价值。

“就中国文化典籍而言，典籍翻译有国外的翻译和国内的翻译两种途径，(二者)互为补充。”[7]典籍翻译本身就一种传播，根据地域与受众对象的差异，可以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典籍翻译的国外翻译，简称“典籍外译”，也是一种对外传播行为——以“翻译”为手段进行的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的对外交流。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外译传播是其重要途径。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存在统一的关系，民族典籍中的语言文化元素是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部分)反映，所以民族典籍外译传播就成为整个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助推剂。

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语境下，聚焦典籍文化，以民族典籍为突破口，对其进行“经典重塑”和“重新经典化”的外译传播是民族文化，乃至新时代文化传播中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同时，民族典籍外译与汉民族典籍外译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抑或意义更大。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典籍外译不仅仅是翻译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它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凸显边疆安全与民族利益……它不仅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而且是中国向世界彰显民族精华和深刻内涵的传播行为。更高层次说，民族典籍外译是一种“文学外交”和“文化外交 ”，是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名片。[8][9]

二、民族典籍外译传播的困境

以2010年到2020年为刊发周期，CNKI中以“典籍翻译”为主题的学术论文达860余篇，其中基金资助项目成果约780篇，令人欣慰的研究成果以及良好的研究态势主要得益于国家的支持，尤其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政策导向分不开。但从世界汉学的昨天和今天来看，汉族典籍较早地就被西方汉学家所关注，历经翻译、传播和接受，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史文献的一部分。相对而言，民族典籍还暂时处于渐进中心的态势，离世界各主要文化圈还有一定的距离[10]。民族典籍外译传播还有一些困境需要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民族典籍外译存在“量少”的困境

首先，民族典籍除了典籍的经典性还有民族的独特性，因而外译传播相对更复杂。据统计，清末至今民族典籍外译总数不到20部，而且只有藏族、蒙古族、壮族和柯尔克孜族等少数几个少数民族典籍有英译本“走出去”；相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3)截至2016年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有12000多部珍贵古籍被收录。中少数民族古籍1000余册或者汉族文化典籍而言，确实存在译本“量少”之事实。其次，由于本土译者自身的因素，译介语种单一；外译的民族典籍又主要集中在文学题材，而诸如医学、农学和科技等“冷门绝学”的民族典籍常常被忽略，外译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再次，从传播效果而言，部分外译典籍作品在域外受众国家遭遇读者少，订阅少、馆存少的问题，“传播”之后的落地效果不尽人意或者未达内心。最后，“量少”还表现为民族典籍外译人才与研究队伍的欠缺，现实情况是民语研究者不精通外语，精通外语的又不懂民族语言或者熟练程度不够，不能胜任民族典籍外译，只能借助汉语中介语的形式进行外译传播。

(二)民族典籍外译存在“质忧”的担心

“民族典籍外译要求更高，译者要时刻注意政治性、宗教性和民族性。”[11]11民族典籍外译人员至少把握“三项基本要求”，即“不能出现政治性错误，不能冒犯所译宗教教义，必须尊重民族习惯和文化。”[11]11当前依然存在典籍译者多由外国人担当的事实，翻译内容删减、更改比较突出。同时，因为外国译者身份背景和翻译目的复杂性，以及“三项基本要求”的缺位，“质忧”也就在所难免。如著名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亚瑟·威利(Arthur Waley，1888-1966)1963年翻译出版的蒙古族典籍《蒙古秘史》，其英译本共删掉了98节，删减比例约占35%。藏族典籍《萨迦格言》5个英译本中有4位译者是外国人，分别为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1833)，美国译者薄森(Bosson，1965)、塔尔库(Tulku，1977)和达文颇特(Davenport，2000，2009)。四个英译本的翻译母本、翻译目的以及译文风格和体裁也不尽相同，薄森的全译本是散体诗，旨在探究藏、蒙、英三语转换；乔玛采取节译的方式，为了对比语言寻找族源；塔尔库和达文颇特均有明显的传教性和政治性目的……[12]严重“质忧”的译本不仅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播，甚至还有损民族形象的塑造。

(三)民族典籍外译面临“间接忠实”的尴尬

翻译的“忠实原则”是古今中外翻译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无论是对原文意思与风格的忠实，还是对读者的忠实，“忠实”毕竟是翻译的基础。现有的民族典籍外译大都采取“民—汉—外”的间接翻译模式，如英国翻译家戴乃迭(Gladys Yang, 1919-1999)翻译的《阿诗玛》，中国学者李正栓教授的《萨迦格言》都是以汉文版为“源本”进行的翻译，间接翻译势必产生间接忠实的嫌疑。间接忠实还可能产生无意识的曲解，或超额翻译或欠额翻译，严重的会误导读者。民族典籍外译原本就是打破语言界限，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沟通意味着对等交流，只有对等交流才能文化互鉴，但对等交流又以忠实翻译为前提。当前，由于民族之间宗教、政治、文化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差异，多数外译的民族典籍，即便采取“民—外”的直接翻译模式，或忠实于原文与原文作者，或向目标语言靠拢，忠实于读者受众。这种“青睐一方”的“间接忠实”从直接的、当下的传播效果来看往往会出现销售量、订阅量和馆藏量的不乐观；从宏观的、长远的传播效果来讲，这种“水土不服”的根源是忽略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会影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世界文化繁荣。

2017年12月，中国首个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五年规划，即《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由国家民委编制印发(4)早在2015年，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就开始着手《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将“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程”列为2016年12月《“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全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期间由25个相关单位完成整理出版古籍重点项目32个，具体涵盖55个少数民族。。该《规划》出台虽晚但意义重大，标志着我国民族典籍保护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同时也给民族典籍外译传播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突破困境也一定是指日可待。

三、民族典籍外译传播的新思考

民族典籍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其外译传播又是“一带一路”和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当前“量少质忧”与“间接忠实”的现状表明民族典籍外译还没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民族典籍外译传播人才队伍建设、“忠实对等”的翻译原则、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以及最大化的传播效果等角度进行了新思考，以期抛砖引玉，促进民族典籍外译传播。

(一)民族典籍外译要尽量采用“忠实对等”的翻译原则

评价典籍外译传播效果不仅要考虑译作销量问题，还应考虑它对民族形象、国家形象建构塑造的问题。民族典籍外译既要忠实原文和原文作者，又要忠实目的语读者或目标受众。为了实现“忠实对等”的翻译效果，可以采用“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西合璧”翻译思路。这种思路的关键是要在原文、原文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实现理想的“忠实对等”。对于原文和原作者的忠实，要求尽可能地“求同释‘异’”，对民族文化进行最大化的“还原”和“移植”，希望在保留民族文化原生态的过程中实现受众的建构性理解与接受。对于目的语读者的忠实，要求最大化地减少读者的阅读负荷，必要时以注释的方式比较诠释民族典籍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帮助他们“对等”地理解与欣赏不同的民族文化。如美国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 J. Penick)以“散韵结合”方式缩译的《格萨尔》，虽然“缩译”有失“忠实”，但他参考了蒙古宗教和藏传佛教的思想，方便没有藏学和蒙古学文化背景的受众阅读，在文化层面上保持了较大程度的忠实对等。此外，民族典籍外译中的“忠实”更强调对不同民族语言、文化差异的尊重，只有尊重差异、忠实地表达差异才能实现对等的交流。对中国民族典籍所折射的传统思想，一味地采用目的语国家的宗教思想，或者西方哲学思想进行重构式的阐释都是不可取的。换句话说，译者“过于倚重‘易化、改写和操纵’等策略去强调‘接受度’是有悖于‘文化真正走出去’的翻译伦理。”[13]比如，藏族典籍中的“因明学”，它是藏传佛教的论辩术，虽然也含有逻辑思想的成分，但不等于西方的逻辑学，不能简单“对等”为Logic，这里不妨采用深度翻译法(Thick Translation)，增加评注予以诠释，再现“因明学”的文化内涵。

(二) 民族典籍外译要最大化地实现传播效果

民族典籍外译的传播属性要求传播效果最大化——让传播者和接受者彼此“认同(agreement)”而形成“一致性”，或称“共识”[14]。这种“共识”需要译者在遵循“忠实对等”翻译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受众的多层次性，鼓励译本的多元性。从横向来看，同一时代有不同的读者，如研究者、普通受众和其他特殊群体，他们往往具有不同认知能力和阅读习惯。民族典籍外译文本需要关注目的语受众的接受度，采取必要翻译手段(甚至包括选用不同的语体或文体)来避免误解与冲突，比如英国译者戴乃迭采用民谣四行诗体来翻译叙事诗《阿诗玛》，法国人亚历山大·大卫-妮尔( Alexandra David-Neel, 1868-1969)用小说体来改译史诗《格萨尔》。从纵向来看，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读者，同一译本不能满足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读者需求，这与外国作品出现多个中文译本同理。作为民族典籍外译的译者，总会权衡社会历史语境、时代主体、诗学规范、翻译目的、赞助人以及传播效果等各种因素所带来的利弊，并在博弈中出现对民族典籍的多元阐释。译者，本身也是读者，其多元阐释也是典籍经典性的本质反映或典籍“经典重塑”的过程。反过来说，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言形式、不同译者或读者的多重解读成就了民族典籍的经典。经典文章需要经典译文，民族典籍外译传播是一个由边缘渐进中心的漫长过程，应当允许并鼓励在“忠实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持续的、多元的翻译解读。《玛纳斯》《萨迦格言》《蒙古秘史》《阿诗玛》《布洛陀史诗》和《格萨尔》都有多个译本，从多元解读与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角度讲，它们都是中国民族典籍外译的典范。

(三)民族典籍外译需要多样化传播

传播多样化包含传播形式和传播渠道的多样化，二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要善于利用民间对外传播资源，改进民族典籍外译申报与传播途径。信息全球化与传播全球化并存，全民传播与网络传播既是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信息受众的需要。目前，因为政策平台的原因，民族典籍外译项目除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允许个人申报以外，其他诸如对外出版和展览项目、丝路书香工程、《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以及国际出版工程等传播途径均不允许个人申报。这就消磨了社会个体力量参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热情，不利于构建多层次的文化传播格局。另一方面，要有专门的民族典籍外译传播机构，协调民族学、古典学、翻译学、文化学、传播学和出版界等各领域专家，合力推进民族典籍的外译传播。再者，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鼓励使用新媒体技术，加大民族典籍电子化进程，减少信息流失；构建典籍外译语料库，采用民族语言+汉语转译语言+目标语言的多语编排模式，方便目的语受众了解翻译过程，为受众的多元阐释和二次传播提供基础；借用数字出版技术，对民族典籍进行非言语传播，增加3D、动画、图片等非言语符号，满足新媒体时代不同文化受众的阅读需求。

(四)民族典籍外译要注重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唯一主体，也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参与者。民族典籍外译是否忠实对等，外译作品是否“传”得远，能否“播”入目标读者的内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民族典籍外译人才队伍建设要以中国本土化翻译人才培养为主，海外人士为辅。前者深谙民族文化，对经典文化内涵理解把握更完整、更透彻；后者语言优势更明显，熟悉受众的阅读喜好。但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学贯中西的民—汉—外三语作家，他们既熟悉民族典籍的“卖点”又能洞察域外受众的“买点”。民族文化的传播既需要“自扬其声”，也要“借帆出海”，相关机构要宏观规划，整合现有翻译研究团队，将民族典籍外译人才纳入国家人才需求培养计划，并搭建良好的政策平台，携手海外人士开展中外合作的翻译方式。此外，要加强民典籍外译人才队伍的素质建设，重点落实“三项基本要求”，强调“四个意识”(5)民族典籍翻译的四个意识指“政治意识、反分裂意识、民族意识和学术意识”，具体参阅赵长江和王密卿《民族典籍翻译意识研究》，该文载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2期。，清楚民典籍外译传播不单纯是一个知识形态，而是具有重建中华文化价值，传播中华文化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四、结语

民族典籍外译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它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等重要作用……是“一带一路”语言铺路中的“跨境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发展与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同时，民族典籍外译传播兼具民族学、古典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属性，相关研究与实践操作又具有复杂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进来，开展多角度的持续研究，开创民族典籍外译传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