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媒体关系的文献述评

2021-01-27苏常

新闻研究导刊 2021年11期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发表在重点中文学刊上的以“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媒体关系”为核心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试图勾勒出此研究领域的知识地图。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赋权；认同；融入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1-0087-03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时代产物，农民工因其能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时代变迁，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进入21世纪以后，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是伴随中国信息化飞跃发展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是新媒体积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新媒体也早已深嵌于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实践中。他们构筑起了一个“新工人群体的网络社会”[1]。他们如何使用新媒体？新媒体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乡村迁移城市的生命轨迹中，新媒体到底是提供了城市融入的便利还是创造了新的排斥？这些问题一直是相关学术领域学者们不断探索的议题。本论文试图对近十年学术圈围绕“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学术主题展开的相关学术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进而勾勒出此阶段该学术领域的知识地图。

基于上述目标，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论文库为资源库，将期刊来源类别设置为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检索时间段设置为2010—2021年，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搭配“新媒体”“媒体”“手机”作为检索主题词进行检索，在对检索结果进行筛选之后，录得相关论文54篇。同时，为使中文学刊都有所覆盖，研究同时选择了港台地区两本重要的新闻传播类期刊《新闻学研究》和《传播与社会学刊》，分别在它们的期刊搜索栏中输入“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媒体”（繁体中文）进行检索，录得相关论文3篇。这57篇中文期刊论文构成了本研究文献述评的对象。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新媒体使用

过往学术界对于农民工与媒体关系的研究更多地围绕传统媒体展开，最为常见的便是大众传媒对农民工群体的媒介呈现和农民工接触使用大众传媒这两种类型。而随着2008年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信息传播技术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普及和扩散，有关新媒体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研究逐步兴起并呈增长之势。部分研究着眼于农民工新媒体接触使用情况的全面调研。周葆华和吕舒宁的量化研究从统计学意义上呈现了上海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新媒体使用率很高，主要用作人际交往和休闲娱乐的工具[2]。李宁同时期在郑州的问卷调研显示调研的农民工样本中有超过四成人主要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3]。何晶则更为关注新媒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中的意义。通过多人次的深度访谈，她发现不少农民工已经普遍意识到互联网对于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具有工具性效用，但他们在認知上往往受限，导致他们无法将手机的效用最大化[4]。

二、赋权：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增权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之后，受户籍制度限制、舆论污名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断遭遇矮化或边缘化，直至陷入失权和无权的境地。以手机和无线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往往被认为可以对边缘弱势群体实行技术赋权进而实现社会公正，于是，近年来不少研究开始观察和评测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赋权功效。

赋权是指“边缘群体重新获得（收回）自己应有的权力和主体性，并发展有效地行使权力的能力的过程”[5]。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失权特征，研究者普遍认为对其赋权应包括个体、人际交往和社会参与三个层面。

个体层面的赋权最显著地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借由新媒体获取和开拓职业机会。丁未和宋晨透过民族志的方式追踪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一个农民工的打工求职经历，发现手机可以帮助他在求职务工中掌握打工信息、讨价还价以及讨薪维权[6]。郑欣和衣旭峰则发现新媒体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职时学习充电、自我赋权的工具[7]。新媒体赋权除了可以显著提升农民工个人的求职能力外，还可以帮助他们在城市中维护旧关系和开拓新关系，从而积累各种社会资源。陈韵博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借助QQ构建社交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交网络则可以为他们的城市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8]。高传智基于东莞工业园区一年半的田野考察发现，为农民工搭建的微信群可以密切工友之间的关系，为他们提供情感支持，凝聚工友的共同体意识[9]。宋颖慧和管成云在持续观察家装工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后发现，新媒体的关系赋权可以帮助他们拓展客户资源，扩大生意圈子，提升经济收入[10]。研究者近年的研究也显示新媒体可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

尽管上述研究从多个层面证实了新媒体的赋权功效，但不少研究者认为还是应审慎地看待技术赋权，避免过度夸大其功效而陷入“媒介中心主义”的窠臼。若从情境论（Context tualism）的视野考察新媒体，会发现新媒体赋权往往只是其中的一种辅助性的力量，农民工自我赋权的达成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前提条件加以配合才能达成。换言之，新媒体赋权是“人”（能动性）与“势”（社会条件）的互构[11]。

三、认同：新媒体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之后，一方面，面对城市文化的强烈冲击，他们急需新的身份以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出身又依然会深受乡土文化的牵绊。这种不同身份间的拉锯使他们极易产生角色认知上的迷惘，进而遭遇“自我认同的双重危机”[12]。“媒体一向被认为是构成现代群体身份认同的主要社会文化机制”，可以帮助移民进行身份调适和重构[13]。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媒体的积极拥抱者和主动使用者，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在近年来引发学界关注。基于对北京朝阳区青年农民工的调查，李红艳认为手机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社会资源，可以借由它建构起一种现有制度框架设定之外的新身份[14]。雷蔚真发现，作为个体城市化和城市调节的时尚标志，手机和其他便携式数字装置深受新生代农民工的喜爱，也显露出他们试图通过消费和使用这些时尚产品重建自我身份的意图[15]。方晓恬和窦少舸在对沉迷于《王者荣耀》的13名新生代农民工玩家进行访谈后发现，他们试图通过网络游戏建构一种基于阶层和代际的身份认同，并从中获得逃避现实、人际交往和虚拟阶层上升的情感体验。不过，这种依托于虚拟空间的身份认同往往面临被网络游戏文化工业收编的可能性[16]。杨嫚的研究显示，在生产领域中主体性缺失的新生代农民工热衷于通过消费手机寻求一种代偿，他们沉浸在网络文化中，以此作为标识自我与他者的工具，并从中获得“自主”和“自由”的意义空间[17]。然而，“对信息产品的消费也仅仅是农民工心理状态某种表征，受到其日常生活与生活情境的影响，而无法从根本上建构其城市社会身份”[18]。王锡苓和李笑欣基于对北京皮村乡城迁移者的问卷调查，指出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无法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他们身份认同的改变也难以实现[19]。

四、融入：新媒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都有强烈的留城愿望。然而，由于相关政策不到位和社会保障不足，他们的社会融入面临阻隔，他们只能游离于城乡之间，成为“回不去家乡，融不进城市”的双重边缘人。传播活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方式，新媒体的出现更被认为是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有效手段。张悅和谭晓鸥的研究展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快手平台上通过不同的自我演绎策略塑造自我形象，“为农民工在社会结构调整的宏大变迁中找到了制度、经济和社会工作之外的另一条可行之路，让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更具自我意志”[20]。王君认为新媒体可以冲击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价值观，成为这个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催化剂[21]。郑欣通过对城市新生农民工的追踪调查，发现在新媒体的驱动下，农民工对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职业发展和城市融入有了更加清晰的定位和详尽的规划。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新媒体是否真正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保持审慎态度[22]。吴予敏与朱超勤发现QQ固然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拓展和社会资本的增长，助力他们的城市融入，但是这方面效能的发挥也受到了社会结构的制约[23]。与此类似，管成云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网吧使用的研究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低限度的新媒体使用能力，使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数码鸿沟，它与原有的社会排斥因素交织，进一步将新生代农民工区隔在城市边缘，以致他们的社会交往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24]。

五、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和新媒体关系研究在近十年间的勃兴，皆因这一阶段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社会的受关注程度不断提升。上文通过对这一领域相关核心文献的梳理，归纳了近年来的研究凸显出的三大特点。

第一，新媒体已然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新生代农民最常接触、使用的媒体。上述不少研究都已经用各种调查数据证明了当代农民工群体在日常使用上更倾向于QQ、微信、APP等新型社交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影响已大不如前。因而，更多研究的研究对象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

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当前农民工研究中最受关注和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在这种解决现实问题的迫切性的指引下，不少研究都着眼于探讨新媒体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中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新媒体赋权，还是新媒体助力身份再造，抑或新媒体驱动城市融入，均明确指向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而从赋权到认同再到融入则恰好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程度由浅至深的三个不同阶段。当然，这三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不同阶段互有牵连，甚至有时会有所交叉和重叠。

第三，虽然不少研究都强调和肯定了新媒体技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作用，但其中一些研究也指明要坚决杜绝“技术中心论”，并倡导从情境论的视角解读技术，尤其需要重新回到新生代农民工日常使用新媒体技术的工作生活情境中，综合观察和评估各种因素对新媒体技术效用发挥的影响。

第四，过往不少研究还试图抛弃个体主动性VS结构的简单二元对立论，更强调“人”（主动性）与“势”（结构）的互构。这些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新媒体技术使用上的主动性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这种能动性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它依然会受到结构的制约。这种既强调能动性又强调结构性的辩证思维在客观地研究新媒体的赋权效果上有很大帮助。

六、结语

近十年新生代农民工与新媒体关系的研究呈现出逐渐勃兴的趋势。未来的研究还需要研究者在理论视角、研究方法和经验案例的探讨上作进一步的深化和提升，以不断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M].桂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3：2.

[2] 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J].新闻大学，2011（2）：145-150.

[3] 李宁.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使用情况调查[J].新闻爱好者，2011（5）：149-150.

[4] 何晶.互联网对于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意义探询[J].新闻大学，2015（1）：81-87.

[5] 卜卫.“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与研究策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2）：13.

[6] 丁未，宋晨.在路上：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J].现代传播，2010（9）：95-100.

[7] 郑欣，衣旭峰.风险适应与媒介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学习充电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5）：134-139.

[8] 陈韵博.新媒体赋权：新生代农民工对QQ的使用与满足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11（8）：22-25.

[9] 高传智.共同体与“内卷化”悖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交媒体赋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8）：14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