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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

2016-11-19周彦兵

职教论坛 2016年23期
关键词:职业核心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

摘 要: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跨越城乡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亦工亦农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位。随着社会变迁,代际分化,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逐渐被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取代。站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具备在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实现自我成长,积极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完成市民化。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职业核心能力;发展

作者简介:周彦兵(1971-),女,云南大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教育领导与管理。

基金项目: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研究”(编号:11YJA880095)子课题“农民工转移培训中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与效果研究”,主持人:周彦兵。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3-0027-06

世界各国在其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出现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例如,在欧美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也呈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1],不过其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往往通过一步到位的模式完成身份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带有中国标签,具有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明显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导致“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所谓“农民工”,就是我国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跨越城乡的社会群体,他们是户籍在农村,但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城市务工并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参与创造社会财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阶层,他们“亦工亦农”而又“非工非农”,他们实现了职业转变,但是却没有同步实现身份转换。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代际分化,出生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日益成为该群体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生活时代和自身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越来越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市民化的进程却步履艰难,面临被城市边缘化的困境,这种困境给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带来不平不满,同时也给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无可置疑,无论是统筹城乡发展,亦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追求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背景

1.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历史时间代表了个体或特殊群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得以孕育并不断发展和壮大,他们的产生和中国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为提升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并使中国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附近的乡镇地区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给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剩余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向更远、更大、经济发展更快的城镇转移。80年代末期我国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工转移,主要流向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伴随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搞活,加大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和吸引,90年代初期民工潮现象进一步加剧。早期的称谓有“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农村外出从业人员”等等。农民工一词最早在1983年由社会学家张雨林先生提出,并将其概念解释为两层含义:“农民”是身份,“工人”是职业。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户籍依然在农村,但这一群体跨越城乡界限,迁移到城市,主要从事工业产业或服务行业的工作,依靠工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劳动人口[2]。进城后的农民形成了一个新的过渡阶层,夹在传统的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之间,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并不断产生动态变化的过渡阶层。

2.代际分化产生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民工群体在规模和数量上得到空前的迅速增长,农民工群体在自身内部也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化。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最早出来务工的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返回家乡,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该群体的主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更为优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国家经济发展平稳快速,家庭经济有了很大改善;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趋势、就业状况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有很多的期望;在权益维护、价值观念的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10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中首次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标志着我国最高政治文件正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重视[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于2010年6月,发布了《全国总工会报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影响国家社会稳定》。报告中课题组对新生代农民工做出如下界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4]。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描述

1.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最早由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提出,代表人物是威廉·托马斯,其代表作《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与F.W.兹纳尼茨基合著),时值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国外剩余劳动力迁移到美国芝加哥,其中就有大量的波兰农民,波兰农民从乡村迁移到美国的都市芝加哥,经历了时空、场域、生活方式等重大的生活变迁。托马斯通过研究他们的生命过程,根据生命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个体角色(或地位)的变化、关键生命事件等因素,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阶层定位;根据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与参与度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地位;根据他们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宗教归属、职业岗位、婚恋状况,社会团体参与等情况,考察该群体在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上的变化,进一步研究生命历程中,社会力量、社会结构、个体力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对其发生作用,进而改变个体或特定群体生命历程的发展路线,这里的“路线”就是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中社会背景与人类主观能动性联结的节点[5]。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能明显看到形成了两条传统的分析路线:一是站在历史的视角分析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二是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同龄群体作为历史和大时代的产物,受历史和时代影响的痕迹比较深,他们经历共同的历史时间、社会变革、重大事件,并随着时空变迁形成各自的角色定位和生命时间序列。历史视角将年龄作为群体生命历程的分层基础,同龄群体拥有相同的时间界定,例如到了某一年龄,就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生活机会、个体权利等等;社会文化视角根据年龄分层,提供一份可以参照的生命历程社会时间表,即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交流和社会参与,社会中的同龄群体因此有固定的社会标准时间表的指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并依据社会标准时间表发展自己的生命历程。例如,一定的入学年龄时限(相差上下几年属于正常时间节点),6岁上小学,12岁上中学,18岁高考,22岁大学毕业,或继续学习或进入社会工作,之后婚恋、然后结婚生子等等。生命历程理论通过研究个体或特殊群体的生命时间变化,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揭示历史、社会因素对个人生命轨迹的影响[6]。

站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将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轨迹,具体研究该群体个人生活变迁、历史变迁与社会变迁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本研究中涉及的重要概念是转折点(拐点)、关键事件和生命轨迹等。

2.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发展轨迹。从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来看,其基本轨迹可分为学生角色(务工前)、务工中的“农民—工人”双面角色(务工中),市民(定居城市,获得对应的权利)或返乡的农民角色。外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命历程:初次进城阶段:新鲜感与紧张感并存——频繁流动阶段:不断尝试与选择——逐渐平稳阶段:承担责任与义务——选择归宿阶段:扎根、漂泊还是回归?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周期中,实际上可以分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阶段。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农民、农民工和市民。当然,最后一个阶段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而止步于前两个阶段。农民就是其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在农村,劳动所得主要依靠劳作后的从土地上得来的收成。在这个阶段,后代人总是延续着前代人的一切,包括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农民社会特征。而当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以来,情况起了变化。随着农民走入工厂与城市,他们变成了农民工,开始与时代发展休戚与共。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在思想上、行为上以及经济上都具备了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就顺利转变成为市民,实现了这一群体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华丽转身。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其在农民工阶段的工作与生活质量。而评估其是否完成了市民化的最后转变,则主要依据四个指标:一是固定的非农业职业,这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二是户籍有农村变更为城市(城镇),完成法律意义上的转变;三是具有市民化的行为方式,举手投足能够与“城里人”别无二致,摆脱了农村环境下的一些习惯(如卫生习惯、文明礼貌习惯等);四是具有市民化的意识形态,具备了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认同城市生活与工作的理念,而不感到心理上的严重不协调与不适应。相对于前两个标准,后两个标准更加难以达到,需要经过不间断的学习与体悟才能获得。

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来看,在他们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中,进入城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和历史事件,进入城市务工后的一系列的生活转变对于他们的个体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选择进入城巿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的拐点。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赋予了部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但仍然不充分。站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新生代农民工出现生命历程拐点,但能否促成生命历程关键事件取决于两点:一是个体是否能够发挥自身能动性,克服外在环境的不利因素,构建自主的生命历程;二是社会与历史环境是否能提供有利的外部因素,赋予他们在城市更好生活的权利、户籍与服务[7]。当然这样的给予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融入,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自己获取机会,完成身份的转化。社会融合这一概念则更倾向于一种主动的融入,这种融入无疑是全面的、相互的融合。相比于经济和政治融合来说,心理上的融合无疑难度更大。

要达到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心理上的融合高度,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因素,如居民对农民工的态度;制度因素,如社会保障、户籍等;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背景、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在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稳定而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而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与受教育状况,则直接影响居民对其的好感。而这,恰恰又是农民工群体的劣势。

(三)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目标

老一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有循环式的特征,他们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增加收入补贴农业收入,因此呈现出两个特征:兼业性与季节性,同时有效规避农业生产风险。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具有年纪轻、学历高、拥有社会网络关系、善于接受新事物等特点,意味着他们拥有比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因此他们在城市中有可能更容易就业,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后,城市的人居环境以及发展前景对他们呈现出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年轻他们的适应能力强,由于没有婚姻的羁绊,他们没有负担,他们不再愿意返回农村,而愿意继续留在城市。

但是与此同时,留城的道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首先,职业类型决定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类型决定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城市生活成本高,他们不得不在低收入面前以低档消费品维持普通生计;其次,职业角色决定社会地位,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以体力劳动为主,主要是服从性的工作方式,工作中缺乏话语权,生活中也处于弱势;第三,由于农民的身份限制,他们无法拥有和市民一样参与城市决策的机会和权利,他们既渴望拥有自尊和自信,又不得不选择忍耐和包容。他们不止一次地想留在这个光鲜的城市,像城里人一样体面地生活,但由于他们身份尴尬,“亦工亦农”又“非工非农”,虽然在城市就业却没有市民身份,不能享有市民的权益,最终只能游离在城市边缘,他们的未来充满未知数。新生代农民工把生命历程的追求目标定位在市民化的理想上,但城市中长期存在实现不了市民化身份转变的现实,为此教育作为一个再生活动,要帮助他们达成心愿。

二、职业核心能力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成长

(一)职业核心能力的内涵

职业核心能力最早在1972年由德国劳动力市场与职业研究所所长梅滕斯提出,最初叫“关键能力”,在英国称之为“核心技能”,在美国、新加坡的就业技能体系中都有类似的提法和研究,研究的核心都是成功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我国,“关键能力”最早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1996年全国职教会的讲话中提出。1998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核心能力提出了如下定义,认为核心能力包括与人交往的能力、信息处理的能力、数字应用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创新能力、外语应用能力[8]。这一定义逐渐被沿用,作为不同人群的职业核心能力的基础衍生,也作为职业核心能力的培训标准。

基于上述内涵,新生代农民工的核心能力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基本能力、关键能力和潜在能力。基本能力包括职业生涯中的学习能力,例如对新知识的认知,是否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的方法、效果,对所学知识的概括、判断等能力;关键能力主要指知识学习之外的能力,例如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生存发展能力、职业行为能力、与他人协作沟通的能力、理解与反馈能力、挫折应对能力、抗压减压能力等等;潜在能力则主要指有可能被激发出来的能力,例如求同存异的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人经验的学习和再迁移能力等等。

核心能力更多时候不以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一种隐形的能力。而这种核心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更关乎到农民工是否能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二)发展职业核心能力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关键事件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更年轻健壮,文化水平也相对较高,他们也因此较容易找到工作,受到城市生活的吸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了新的人生追求,更渴望长期留在城市生活,成为市民中的一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住房、衣食、娱乐等消费)逐步提高,他们持续发展的动力出现不足,他们的专业核心能力更多地是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这在城市融入中远远不够。这种城市融入的能力,除了专业核心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职业核心能力,例如与人合作、解决问题、自我学习、创新等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正是因为这些职业核心能力的缺失,导致很多农民工走入社会后,在职场中受挫,在城市化中受阻。

新生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从劳作农民到务工工人,职业发生重大变化,从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职业核心能力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主要制约因素。只有充分认识发展职业核心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是他们生命历程的关键事件,通过发展职业核心能力,新生代农民工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人文素养的综合提升,熟悉城市秩序和规则,在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上更接近市民。

(三)发展职业核心能力实现自我成长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融入城市社会,需要通过继续教育的路径,不断提升专业核心能力,不断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最终实现自我成长。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成长,首先是专业技能的学习,学习并熟练岗位技术,增加生存能力;其次是工作能力的拓展和延展,学会学习、学会思考,懂得执行、合作、沟通、分享等社会适应能力,同时也是城市秩序和城市文明的学习过程,加强公民素养和意识形态的教育,从而使自身的综合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过程中,自我成长非常重要。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是自我成长的重要内容。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和提升首先是一项学习活动,把学知识、学技能、学做事等诸多学习事项融为一体,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岗位适应能力,改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通过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新时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得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作,获得相对固定的经济来源,伴随知识的增多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增进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沟通,有利于新时代农民工学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减少摩擦和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9]。

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讨

(一)做好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顶层设计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继续教育的路径,获得专业核心能力和职业核心能力。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学习的目的很现实很短视,可能就是为了就业,或者是进一步生存的要求,他们很难考虑到那么长远,他们对继续教育的需求也很少人有明确的长远的追求,或者说很少人能够明白生涯规划的意义,以及通过继续教育和生涯规划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站在政府的层面,站在长期进行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学校、机构或教育工作者的层面却能清晰明了地看到这一状况。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要从顶层设计开始,有一整套可实现的理念、思路;有一整套可实施的操作模式;有涵盖多方需求、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有顺应信息时代发展和新生代农民工在职学习特点的网络平台;甚至有便捷人性化的移动终端的学习方式等等。从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之处,就让他们看到生命历程发展的可能,让他们看到通往理想的通道,让他们知道通过努力,梦想可以成为现实!

(二)改进和完善课程的供给模式

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为更好地胜任岗位工作基本上要接受职业培训。国家统计局调查指出,有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职业培训,其中30%的农民工还取得相关专业技术证书。但这些培训多是短期实用型技能培训,虽然能帮助农民工快速进入非农职业的角色,却很难帮助他们实现非农身份的彻底转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中,职业核心能力始终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促成他们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但从目前政府、学校、企业及社会培训机构所提供给农民工的继续教育课程来看,其供给模式主要是在职学历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忽视了公民素养和意识形态教育,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新时代农民工的全面发展,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鉴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势在必行。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大量引入和增加职业核心能力培养课程,尤其关注意志品德、合作能力、协作精神、情绪管理、挫折应对等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核心能力课程要实现与互联网技术的积极整合。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要就业挣钱,一方面要接受培训,他们更多地只能通过在职培训实现自我提升,因此在课程的实施上要更多地要体现即时学习的服务特点,让他们能随时随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凸显人性化关怀。课程供给要体现出轻量化、个性化、趣味化和社群化等科技时代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务工过程中,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最终把学习当成一种良好习惯。

(三)建立弹性学分制度和综合评价体系

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不是一两门课程可以囊括和完成的,而是一个全面的课程体系,有理论必修,有选修,还有实践课程,课程本身不再是单纯性的知识学习,而是知识在工作生活中的迁移和运用,学习后的能力更多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技巧上。学习的过程往往也不是一次课能够完成的,建议课程学习建立弹性学分制度,以学分的形式记录学习过程,达到一定学分可以获得该课程的成绩。课程的考核形式,不一定再沿用传统的考核体系,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综合评价方式,可以由相关部门牵头,例如教育部,与劳动保障部门、相关行业共同来制定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培训的标准,由用工企业、社会公众代表与标准制定方共同形成质量评估学校或评估小组,进行职业核心能力资格的认证考核。考核的方式可以是案例分析,可以是实践操作,可以是小组任务,总之要学有所得,学有成效。

(四)加强制度保障和经费支持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对于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生代农民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建议政府主导,加强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第一,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培养引导体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学习流程;第二,建议采用规范统一的职业核心能力培训体系和培训标准,培训与考核鉴定可以采用相对灵活的形式进行;第三,建议由财政部门牵头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补贴政策,再由其他相关行业部门各自做好配合落实工作。第四,农民工的核心能力培养目标首先应该是培养专业技能娴熟的生产劳动者,同时注重新时代农民工职业素养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尤其要加强精神层面、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的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制观念、文明礼仪、市民意识等人文素质,使他们能够拥有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成为未来城市市民的能力[10]。

参考文献:

[1]威廉·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32-33.

[2]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7-59.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893985.html.

[4]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全国总工会报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影响国家社会稳定[EB/OL].http://www.docin.com/p-495907976.html.

[5][美]埃尔德.大萧条的孩子们[M].田禾,马春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426-432.

[6]包蕾萍.生命历程理论的时间观探析[J].社会学研究,2005(4):120.

[7]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9(6):1-2.

[8]童山东.职业教育中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2:14-16.

[9]贾艳萍.浅析“职业规划性教育”:农民工继续教育新路径[J].成人教育,2012(6):74-75.

[10]贺玉廷,修海婧.农民工素能培养问题研究[J].中国培训,2014(4):54-55.

责任编辑 殷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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