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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创新传播于高校思政教育之用探讨

2021-01-27徐梓晗

新闻研究导刊 2021年11期
关键词: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中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红色文化,包括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来的红色景区以及其衍生的各类红色物质文化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凸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本文将以沂蒙精神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文化符号为例,探析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创新传播的三个层面充分发挥红色文化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激励和鼓舞当代年轻人以更加积极的精神面貌,做好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准备。

关键词:红色文化;创新传播;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1-0001-03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说:“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1919年到1949年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民一心,浴血奋战,最终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众在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红军及长征、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解放战争等历史的追忆中能够产生一种集体性的精神性回归与崇拜,或者说是一种基于例如红色文化所唤起的强大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基于这一心理基础,配合精良的影视制作,近年来诸如《金刚川》等主旋律电影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口碑票房皆有不俗表现。可见,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能够凸显红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沂蒙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代表,具有深厚的文化意涵和民众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山区谱写了大量可歌可泣的革命篇章,无数英雄在这里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巨大的牺牲。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在新时代扩大群众队伍,不断激发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的生命力和活力,对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引导人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并将其转化为相应的行为,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因此,本文将以沂蒙精神这一红色文化的优秀代表为例,试图探讨通过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创造有利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环境,推动大学生内在的知、情、信、行等要素的辩证运动与均衡发展。

一、文化之形:沂蒙精神之物

在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历史节点,大众对红色文化的关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国上下都自发地参与到红色文化的宣传、推广和弘扬工作中。沂蒙精神直观地体现在物质载体之上,如沂蒙山红色根据地景区、红色文物以及相关的文字影音出版物等。在传播过程的转变中,传播内容不再单单只是传递与扩散,而将涉及更加复杂的主体与受众间的舆论角力与矛盾运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环境层面上,如何使沂蒙精神的器物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涵,并对其进行创新化的阐释,成为首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景区主要包括山东分局旧址、根据地广场、沂蒙风情园和孟良崮战疫陈毅指挥所几个部分。沂水县保存了大量革命时期的红色文物,包括山东省现存最早的一面党旗、大众日报创刊号等;山东分局旧址展览馆中,详细记录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带领当地人民群众反擊敌人,争取解放的红色革命历史。沂蒙红嫂园中,则记载了当时沂蒙妇女献身革命、支援解放军的史实。器物能够直观地呈现历史、讲述历史,但却缺少与观者间的互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需要形成良好的关系与互动,这是激发教育对象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将文物“流量”化[2],将其转换为传播内容,使其以信息的形式在主体间有效传播,与受众间形成互动场,也就是在生活阅历、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唤起共鸣,推动受众自觉地接受器物背后的文化价值,完成自我观念的更新这一内在的思想进步过程。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文物讲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成为一条具有可行性的实践路径。将沂蒙的革命故事与文物展示相结合,制作系列宣传片、影视剧,利用故事中生动的情节、鲜活的人物以及文物直观的视觉呈现感染观众。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红色故事的创作与红色文物的结合,仍然存在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红色故事的讲述形式不能死板、僵化。创作类型包括但不局限于纪录片、剧情片、微课、微电影、竖屏短视频等等,只要内容适合形式特点,实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就能够有效传递作者的思想。

其次,在故事的创作中,应当敢于塑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如实表现历史,唤起观众心中的爱国热情。

2021年播出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正是通过生活化的人物细节,鲜活地呈现出清末民初知识青年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使观众真正走入人物内心,了解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在青年人中激起了学习党史的浪潮。

最后,要注重创作主体的多元化,在官方把握政治高度、意识形态和文化形象的基础上,鼓励民间集体、企业、个人等多主体的创作,弱化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宣教以及“主客二元论”的影响[3],更好地适应当前受众“碎片化”、传播“去中心化”的时代特点,使以红色文化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更加广泛地覆盖不同层次的社区。

二、文化之媒:创新媒介应用

红色文化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文化,文化所产生的环境,往往能够衍生出支撑其发展壮大的舆论导向。对于红色文化这一大众文化来说,要想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凝聚更多共识、发展壮大,就不能仅仅依靠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某一代人的心理认同,而应该寻找一种在新时代重建认同的途径和方式。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联系从经济发展到文化,带来了各国间文化的相互冲击与碰撞。2014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讲话中指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思想文化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因此,当今时代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尊重文化多极化、多元化的国家文化环境。同时,各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观念同样也接受着来自美国“文化霸权”的冲击。近年来,美国好莱坞大片在国内掀起票房浪潮的背后,是学界对年轻一代思想观念被潜移默化影响的隐忧,但是这种文化危机也激起了年轻人对本国文化的关注和热爱。

作为年轻群体的代表,这一倾向在大学生群体表现尤为突出。一方面,大学生日常使用手机、电脑应用的时间更长种类更多。根据笔者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97位同学的随机调查,平均每位同学安装60种应用软件,应用类型以社交娱乐为主,包括追星、追剧、看综艺等等。在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30位同学进行个别访谈时,可以发现,这些同学喜爱的电视剧中国产剧占比不算高。他们在网络社交中追求匿名、开放和自由,有不少同学表示自己在网络中会更加开朗、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跟网友“撕起来”(指网络骂战),而在现实生活中,自己则完全是一个安静内向的人。当今的年轻人似乎早已习惯构建自我的赛博形象,并将其与现实中的自我相割裂。一方面,这意味着在现实中,人们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倾向于将自己隐藏起来以自卫,网络空间让个性更加自由地表达。这一结果,显然受到了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大学生群体对于网络空间的轻信和盲从,在接收各种碎片化信息时缺少理性的甄别,急于倾泻感性的评判,寻求小众社群的认同。

基于此,创新媒介的具体应用,需要充分利用当代年轻受众的信息接收特点,有针对性地推送内容,凝聚共识,最终提升群体的媒介素养。

以1915年至1921年新青年杂志创办始末为轴展开叙述的主旋律电视剧《觉醒年代》,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收视率监测、调查系统“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觉醒年代》在央视综合频道独播的情况下获得了平均1.29%的收视率;优酷平台数据显示,该剧观众六成以上为90后、00后。与之类似的,扶贫剧《山海情》也得到了年轻群体的广泛关注。然而,2020年12月播出的《跨过鸭绿江》虽然在豆瓣(影音社区类APP)获得了8.8的高分,但对年轻群体的吸引力却远不如“觉”“山”两剧。由于年轻群体获取信息的渠道愈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红色文化的宣传不能只停留在器物层面,讲好故事是基础,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关键。

利用好如微信、微博、QQ、抖音、快手等多样化的大众社交平台的同时,也不能放弃以深耕用户群、区别于主流文化的小众社群,例如知乎、豆瓣、B站等。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内容投放,利用树状网络的优势放大红色文化创作的内容优势。以沂蒙精神为例,沂蒙精神的内在底蕴丰富,有着极大的发掘空间和创作潜力,既包括革命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红色文化,又具有改革开放中开拓进取和不屈不挠的时代精神,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具有丰富意涵的精神内核。因此,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能够适应各种平台的传播调性,形成良好的传播效果。况且,沂蒙精神不是空有口号,在器物层面有上文提到的抗战遗址、纪念广场、革命文物等材料;在文本层面,沂蒙红嫂事迹、渊子崖村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沂蒙人民支援前线等革命故事口耳相传,历久弥新。因此,依托沂蒙精神进行的影视创作兼具知识传播和思想引领的作用,与泛娱乐化的空洞内容形成鲜明对比,形成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当然,这并不意味其传播方式是严肃刻板的,适当顺应年轻用户对娱乐的偏好,通过动画、音乐乃至演员的配合,以轻松新颖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内心、推进红色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

在满足年轻用户群诉求的同时,更要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4]。红色文化不同于当代年轻人追捧的娱乐文化,红色文化是严肃的政治的,它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关乎民族尊严和历史。在明显已经过度娱乐化的大众社交平台上传播,极易产生误读,有损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形象。所以,对于当下的红色文化宣传,即使景区是以盈利为目的,也不能被利益蒙蔽双眼,放低身姿迎合低俗趣味。传统媒体的舆论阵地不能丢,建立健康的流量引导机制,以官媒话语为导向,注重新媒体平台内容的正确性、人民性和时代性。

三、文化之源:新时代条件下沂蒙精神的理论创新

归根结底,以沂蒙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需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而实现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提升人民思想品德上的作用。这意味着沂蒙精神应当在历史的发展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不断分析和解决新时代面临的各种新矛盾之中不断更新理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丰富自身的理论内涵,无愧于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也是对新时代条件下面临的新矛盾、新变局、新问题的回应和解答[5]。沂蒙精神的内涵创新应当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出的新要求,以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时代课题为导向。结合沂蒙山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新成就、新发展和新成果,发挥沂蒙精神在当代的指导作用。在历史的维度上,沂蒙精神承载着党带领人民艰苦战斗、不畏牺牲的英雄事迹;于当今的实践中,沂蒙精神更应将革命精神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融入实现党的新时代使命的事业中。高校更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以红色文化书写时代使命的工作中来,使文化之源流动起来。

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变化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文化环境中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在正确应对各方矛盾运动的基础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以旺盛的生命力,迸发出巨大的理论力量。沂蒙精神在运用各种新形式衍生和传播的同时,要时刻拉近与人民大众生活的距离,与群众的思想情况、实际生活相适应。另外,对于诞生于革命战争时期的思想不该抛弃,而应着重发掘其中能与人民产生共鸣,激起人民艰苦奋斗、爱国情怀的部分,使其重新焕发新的时代生机。

实践是理论之源。沂蒙精神的理论创新同样需要回答时代性的实践问题。如前文所述,当前大学生群体的学习生活环境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形成了与千禧一代的显著区别。千禧一代几乎没有经历过互联网的早期发展阶段,作为几乎出生于互联网广泛應用的最早一代,当前的大学生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更加开放独立。面对公共事务时,展现出更多关注的同时也对常规陈说、权威化的理论更富反叛意识。当然,他们中的部分成员也较社会其余年龄层群体更易受到历史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浸染与侵蚀。解决大学生群体思想观念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利用互联网思维,创新传播先进文化的内容形式和媒介平台,是一条富有成效的路径。另一方面,实践第一的观点要求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引起重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沂蒙精神不仅可以通过宣讲的方式走进课堂,还可以引入课外的实践活动。沂蒙山革命根据地的大众日报社遗址完整复现了当时印制报刊的流程,可供游客体验报刊的印制;根据地广场与烈士陵园相依而建,硕大的扁担和机枪的雕塑静静矗立,对于历史的追忆和深思尽在不言中,亲眼观看、亲耳倾听、亲身践行的力量在此刻凸显。面对历史遗迹,观众方能对“沂蒙精神”四个字背后那份难以言说的厚重感体会一二。在不断创新教学实践的形式、方法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间的良性互动场,以教学第一线最新的实践经验反作用于理论,最终推动理论创新,使红色文化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四、结语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在向着更高发展目标和要求稳步迈进的同时,也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尤其是境外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和侵蚀。红色文化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有助于引导新一代年轻人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适应于国家新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使他们能够明辨是非,在面对各种错误观念时能够保持本心,在生活和未来的工作中不断开拓进取,奋斗拼搏,成长为建设祖国的坚实力量。因此,不断创新红色文化的传播内容形式与渠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应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7.

[2] 秦枫.基于数字媒介的文化遗产传播研究[J].中原文化研究,2021,9(03):74-81.

[3] 徐艳玲,李建柱.马克思主义传播学: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破题求解[J].理论探讨,2013(01):53-56.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3-180.

[5] 肖贵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建构逻辑[J].求索,2021(01):5-12.

作者简介:徐梓晗(2000—),女,山东潍坊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网络与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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