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应令

一、引论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中国之治”最重要的内容。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探讨和研究。

其中有共识的是强调社会的有效治理。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其要义在于社会建设，其核心在于提升治理的“人民性”内涵，即民众的广泛参与、主体的充分调动和向心力是治理有效的关键（张兴华，2014）。研究者指出，理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解除压制在社会、市场上的政府负担，真正释放社会的活力（刘雪莲、姚璐，2016），是治理转型的追求所在，因为国家只是多元治理体系中的一员（张兴华，2014），促成社会的自主性成长，使得基层民众的权益和利益得以生长（黄建洪、高云天，2020），是治理转型的国家追求。换言之，真正的现代国家治理，是社会之治和人民之治（黄建洪，2015）。

正因为看到了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一些研究旨在探讨社会治理的“社会”基础，认为社会治理的目标是要建立一种更趋合作性、融合型的社会，并平衡个体与结构关系，在确立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认同的同时塑造社会自主性（黄建洪、高云天，2020），在保持和巩固国家力量的同时，让社会力量更多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王绍光，2014）。而衡量治理有效性的探讨则指向了技术、民主之外的社会组织与民众参与（赵中源、杨柳，2016）、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治理（薛澜、陈宇环，2014）以及规范性、有效性和人本性的相互统一（吴玉敏，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