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奕 澎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3)

多数技术史与军事学著作习惯用一定使用情境下的“技术事实”反注技术,将军事技术视为用于“战争”“军事”等情境的技术。这类定义虽然能对现存的军事技术做出总结,但在分析处于研发(R&D)过程中的技术时却容易导致概念的含混,难以判断研发中的技术是否具有军事性质,特别是当作为使用情境的“战争”出现变化时,这一含混性将进一步凸显。因此,对军事技术本质的探讨亟待引入新的理论工具,为军事技术的自主创新与分析预测提供新的理论驱动点。

唐·伊德(Don Ihde)开创的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利用实用主义改造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观念论与唯我论倾向,以关系本体论探究人与技术间的交互建构,重点分析技术在社会、个人和文化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1]24。维贝克(Peter-Paul Verbeek)认为,后现象学中“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是相互建构的”[2]113。作为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组成部分,后现象学在承认使用情境对技术影响的同时“把留意到的现象显现出来的含混性归纳成一种结构性分析”[3]75。当前,后现象学研究者广泛介入于实验设计的具体环节中,致力于探讨研发领域中的现象,并通过对成像技术、植入技术、通讯技术等具体技术的案例分析,证明自身对科技研发、政策制定的独特价值[4]32。将后现象学引入军事技术本质的讨论,有助于在人与军事技术的交互关系中探寻军事技术的结构性本质,进而发现:军事技术并非是对暴力的追寻,而是在实现政治目标过程中对胜利的筹划,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向也蕴藏在人与民用技术的结构性关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