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铉哲　尚冬雪

[关键词]朝鲜朝;后金;仁祖;外交;影响

[中图分类号]K31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21）01-081-06

朝鲜朝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立国起就与明朝建立了稳定、密切的朝贡关系。明末后金崛起，朝鲜朝与明朝的关系开始受到冲击，首先应对这一局面的朝鲜朝国王光海君实行了两方交好的政策，但因与“事大”“亲明”的观念格格不入，遭到了王朝内部多数人反对。西入党以此为由，高举“至诚事大”旗帜，以“奋发大义，讨平昏乱，脱予囚辱，复予位号，伦纪得正，宗社再安”为口号发动政变，推戴李倧为国王（庙号仁祖），朝鲜朝的外交政策随之改变，断绝了与后金的关系，完全倒向明朝。但随着后金的强大，这一政策无法长久实行，皇太极即位后，先后两次攻打朝鲜朝，最终使朝鲜朝与明朝断交，向清朝称臣纳贡。以往学界在研究仁祖时期外交政策时，对这一时期朝鲜朝外交的两难处境关注较多，但对造成这一处境的原因和责任归属少有明确分析，同时对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在朝鲜朝造成的负面影响分析不够。有鉴于此，本文结合史料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对仁祖时期的对外政策做进一步探讨与分析，以求得到更加客观、完整的认识。

一、丁卯之役前朝鲜朝的外交局面

光海君十五年（1623年），西人党以“光海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为由发动宫廷政变，并在“奋发大义，讨平昏乱”的标榜下，推戴李倧（仁祖）即位。西人党的口号，既是其外交主张的具体表现，又是出于打击光海君及其支持者的需要，同时以此明确了李侏（仁祖）上台后的外交方向。李倧（仁祖）即位初，在接见毛文龙所遣差官应时泰时指责光海君“旧主忘祖宗事大之诚，负天朝再造之恩”，“使我国二百年事大之诚，归于虚地，可胜痛哉”，并表态“不谷当与督府，同心协力，期剿此虏”，明确了愿意配合毛文龙征剿后金的决心。在接见明朝推官孟养志时，也表示“为天朝，何敢一毫懈弛？若闻师期，则当协力同事耳”。仁祖所言表明其在政变后急需明朝的认可、册封，而明朝虽认为仁祖政变上台于礼法不和，但鉴于辽东战事紧张，为达到拉拢朝鲜朝的目的，仍对李倧做出了“准封朝鲜国王”的选择。明朝此举既有对光海君潜通后金行为的不满，又有对仁祖统治集团的拉拢之意。在获得明朝册封后，仁祖态度十分积极，在国内十分困难、灾害不断的情况下，尽全力支持毛文龙在朝鲜朝的驻军，在辽东战事中配合明朝。但毕竟朝鲜朝国力较弱，所以在应对毛文龙的军粮要求时倍感压力，李倧（仁祖）即位当年大臣们就有“毛都督所请贸粮，前已转送数万石，而其求无己。今则灾害如此，外内空虚，恐前头无以继之”的议论。毛文龙拥兵朝鲜朝，动辄百般威胁、索要财物，在明朝不能有效节制的情况下，朝鲜朝处境十分被动，对毛文龙“意必欲急剿越界部落，非但粮饷之难办，深恐生事于胡地”的担忧，表现了仁祖等人对后金存有一定的畏惧之心。

仁祖在向明朝表忠心的同时，对后金的交往要求选择了拒绝或不回应，因后金这一阶段的重点在辽东战场，所以至皇太极即位前，一直没有对朝鲜朝采取有实际影响的行动。朝鲜朝也没有产生应有的忧患意识，此时对后金的应对之策多为空谈，仅有“奴酋一小丑耳，我国数千里地方，岂无制敌之人？但求之不诚，得之未易耳”与“今若抄发十馀万众，教训一二年，则辽东亦可以进取矣”之类盲目自大和自我安慰的议论，并无实际备战之举，也没能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预判，导致了其后的被动局面。

由上可见，朝鲜朝虽打出了“事大亲明”的口号，但实际顾虑很多。首先，壬辰倭乱后朝鲜朝实力一直没有太多提升，自保尚且困难，根本无法做到配合明朝战胜日渐强大的后金，毛文龙等明朝官员的援助要求，更使朝鲜朝不堪重负;其次，因明朝轻视后金实力，一再误判战争形势，导致在辽东战场节节败退，这一事实使朝鲜朝君臣难以安心，所以不愿过分得罪后金。这两点原因导致了朝鲜朝国内亲明呼声虽然很高，但因大部分人对现实的认识比较清晰，知道明朝很难消灭后金，所以基本都在尽力保全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真正愿放弃私利，以实际行动落实亲明政策，为国家承担现实责任的人很少。

仁祖上台后，即使统治集团内部对现实有一定认识，但因为在政变之时已被束缚在礼义枷锁中，无法根据局势调整对外政策。对礼义思想的局限认识和迂腐、错误的坚持，导致统治阶层不愿主动与后金接触谋求和平，也就不可能在避免战争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有所作为。对内不能维护本国利益，本身就使“大义”旗帜失去了应有意义，这对朝鲜朝而言是不幸的。对此，黄枝连教授认为：“由于种族沙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严重干扰，朝鲜人没有办法看到，‘天朝礼治体系’固然同中国封建王朝有着必然的、近乎有机的联系;可是，同汉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它不能抗拒满清政权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耀武扬威、东征西伐的时候，它已经丧失对‘天朝礼治体系’持续领导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了。”

一、丁卯之役后与后金的有限交往

光海君时期的外交政策虽得不到广泛认可，但保证了朝鲜朝对后金基本情况的掌握，如义州府尹曾向光海君通报，“奴酋子壻甚多，其为将者三人，第三子洪太时（即皇太极），常劝其父，欲犯我国”。但仁祖即位至丁卯之役的四年时间里，朝鲜朝拒绝与后金交往，对后金情况知晓不多，以致于仁祖五年初，后金攻打朝鲜朝，仁祖与张晚等人商议对策时，甚至弄不清后金的出兵目的，仍处于“此贼为擒毛将而来耶？抑专力我国耶？”的疑问中，张晚则称皇太极“每欲专力我国，此贼若立，则必成其计矣”。其时后金军队已入境，大战在即，朝鲜朝君臣却连对手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解，只能仓促应战，陷于被动之中。

仁祖即位后，朝鲜朝疲于应对明朝方面各种军事援助要求，还因此与毛文龙的关系逐渐紧张，军备少有建树，国力依然衰弱，后金軍事压迫逼近，国家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可以说，一边倒的亲明路线造成了朝鲜朝同明朝将领、后金政权双方的矛盾。丁卯之役前，形势已经非常被动，但王朝内部的应对仍然非常消极，没有积极寻找化解之策。

丁卯之役中，后金进军迅速，自正月十三日攻破义州，至十八日已经逼近安州，随后趁军事占优之机提出议和。后金此举目的明确，首先，后金攻打朝鲜朝的主要目的在于震慑，使朝鲜朝认识后金实力，逼迫其改变完全站在明朝一方的做法;其次，后金进攻朝鲜朝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那就是要提防明军借机反攻，避免双线作战。所以在取得初步战果，达到震慑目的后，适时收兵是明智之举。主将阿敏在国书中说明了攻朝的两条原因，即：“我两国，原无仇恨，今何为助南朝，兵马钦伐我国？此一宗也。我得辽东，即系邻国，尔曾无一句好语，及窝隐毛文龙，助他粮草，尚不较正。写书与尔国，毛文龙等绑来，我两国和好，尔又不肯。辛酉年，我来拿毛文龙，尔国屯民、鸡犬不动，尔又不谢，此二宗也”。

阿敏此言目的在于使朝鲜朝认识后金关注的重点问题，并做出相应改变。但朝鲜朝在收到议和消息时却草率认为“伊贼无故请和，其愚弄恐喝之言，言之痛矣。今此国书，非徒不能严辞斥绝，措辞卑逊，有不忍见。况尹暄既以其意答送，乃有当待信回，启知之语。何必更作国书，犹恐不及，自取其辱乎？”坚持不以国王之名回信，仁祖也深以为然。此时朝鲜朝君臣仍没有从战争进展和国力情况出发，不肯放下身段议和，导致其后遭受了更大的失败和耻辱。

在朝鲜朝君臣还在考虑是否给后金回信、以何种形式回信时，后金方面却因未得到明确回复，认为战争没有真正威慑到朝鲜朝，导致其不愿议和，于是继续纵兵深入。在巨大军事压力下，朝鲜朝不得不接受了后金的议和要求，结下兄弟之盟。

丁卯之役后，朝鲜朝被迫调整了外交政策，开始与后金交往，即仍在以明朝为上国的前提下，与后金以兄弟之名往来。但朝鲜朝并不是真的与后金交好，实际上是为了避免战争的不得已选择，在涉及双方交往的具体问题时，朝鲜朝仍在心理上鄙视后金，内部议论时仍称其为“犬羊之辈”，对后金的诸多要求置之不理，不予满足，后金虽有不满，但在达到震慑朝鲜朝且双方能在整体上展开正常交往的目的后，短期内也不再将朝鲜朝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

议和后不久，朝鲜朝即把同后金的战况与议和结果向明朝进行了通报，并就议和之举表达了无奈之情以求谅解。由此举可见，即使明朝己无力提供保护，朝鲜朝在国难当头之际，依然将自身置于明朝关系体系中，并未对明朝有所疏离，所以对后金而言，想要彻底改变局面，就必须在将来再次进行武力征服。朝鲜朝在与后金议和时并没有避讳对双方关系的清晰定位，直言“事大交邻，自有其道。今我和贵国者，所以交邻也;事皇朝者，所以事大也。斯二者，并行而不相悖矣”，对此认识，后金也没有过分勉强朝鲜朝进行改变。但事实上，即使是与后金“交邻”，朝鲜朝也是不愿接受的，后金在朝鲜朝君臣眼中落后、野蛮的形象难以扭转。因议和本身就是权宜之策，所以对议和时与后金商定的条款，朝鲜朝也并不打算全部遵守，其中最重要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开市问题。朝鲜朝想要尽可能减少开市的次数和货物交易量，一是因朝鲜朝物资匮乏，且频繁开市会影响朝鲜朝正常的生产生活，“虽春秋开市，物货亦虑其难办，况三季朔开市，则何以应办乎？”二是朝鲜朝担心开市之后后金会在边境地区大肆掳走人口，被掳人“将不惜重货，既得见父母、妻子，则虽尽输其价，而彼察其切迫之状，又要高其价，则必将加备，期于必赎而后已”，边民将“为伊贼奇货，被兵之患，无岁无之”。三是在朝鲜君臣眼中，虽然后金军力提升，但依然是落后的游牧民族，与其交易是有辱名分的行为。而后金则希望尽可能多开市，对货物的种类和数量要求较多，目的在于获取对明朝战争和国内生活需要的物资，交往中的名分等内容，并不是其关注重点。对开市一事认识的不同使双方无法就细节达成一致，开市问题愈发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

除开市问题外，在涉及岁币等多个事项时，朝鲜朝也表现得愈发消极，这引起了皇太极的不满，他在国书中直接指责朝鲜朝“供奉南朝甚繁，使官往来，欺索无厌，此则何甘心，而独于我些少之物，辄自懊恨耶？”丁卯之役后，朝鲜朝依然向明朝表示合力剿灭后金的决心，后金对此方面也很清楚，并因此多有再次征讨之意。如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以“征讨明国、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先，命诸贝勒大臣各抒所见陈奏”;济尔哈朗，认为“朝鲜不遵我约，当反其贡物，姑与之互市，不必往征”;杜度，认为“朝鲜已在吾掌握，宜且勿征”;豪格，认为“至于朝鲜，且暂行抚慰，俟我与敌国胜负既定，再为区处”;楞额礼则认为，“至于朝鲜，姑与和好，惟急图明国，则朝鲜自为我有也”，虽然讨论之后的整体意见是在巩固对明朝取得的战果之前，不应急于开战，但这不代表后金会一直接受朝鲜朝的举措。暂不开战的根本原因，一是后金需要保持与朝鲜朝的贸易往来，以获得战马、布匹、粮草、纸张等短缺物资;二是后金认为朝鲜朝仍在掌握之中，击败明朝后朝鲜朝自然会完全依附于己。但朝鲜朝能够“自为后金所有”只是楞额礼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后金不久就明确认识到，要使朝鲜朝完全臣服，就必须再次发动战争。

三、丙子之役与朝鲜朝向清称臣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在盛京（沈阳）称帝。称帝典礼前，皇太极曾下令告知朝鲜朝国王：“我等承天意奉尊号，事已确定。推戴之诚，谅王素有同心也”。然而在英俄尔岱（朝鲜称其为龙骨大）等人到朝鲜朝通报时，朝鲜朝君臣坚决反对。洪翼汉上疏称：“臣闻今者龙胡之来，即金汗称帝事也。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此言奚为而至哉？”建议仁祖“戮其使而取其书、函其首，奏闻于皇朝”，并“亟执虏使之在馆者，列于藁街，显加天下之诛”。斩使之议在朝鲜朝呼声很高，令英俄尔岱等人十分恼怒、紧张。仁祖既不接见英俄尔岱一行，又不受其书信，在听闻斩使之议后，英俄尔岱等人“怒其不受慢书，排门跳去”，出城时“观者塞路，群童或掷瓦以辱之”。此事发生后，仁祖等人又担心“虏使发怒而去，我国终必被兵”，认为“当讲备御之道”。但此时论及国力衰弱的原因，仁祖等人却还称是几十年前的壬辰倭乱、前任国王光海君“昏朝乱政”所致，一味推卸责任，归罪于政敵，议政内容反映了王朝内部的严重政治斗争和施政者不作为的事实。朝鲜朝国力衰弱、边防空虚，使皇太极确信武力征服胜券在握，仁祖等人盲从“大义”，推卸执政责任，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终使国家再次走到了战争边缘。

英俄尔岱事件后，朝鲜朝也曾有机会补救，但国难当头之际却依然无动于衷，没有做出缓和事态的努力。在军备弱小的情况下，与后金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以朝鲜朝国家利益作为考量，仁祖等人此时应积极与后金交好，不要执意激怒皇太极，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皇太极行登基大典时，朝鲜朝使臣罗德宪、李廓拒而不拜，此举又惹怒了皇太极。皇太极在交由罗德宪带回朝鲜朝的国书中指责朝鲜朝“有意败盟，寻嫌构隙，而欲以败盟之名，移之于我，令予先启衅端，杀尔使臣，尔遂将毁弃盟誓之恶，归咎于我耳。但我国所行从无此等猥琐之谋”，并明言“尔王若自知悔罪当送子弟为质，不然朕即于某月某日，举大军以临尔境，尔时虽悔何及”。但罗德宪一行在归国行至通远堡时拆开国书，见到其中内容后，未将国书原件带回朝鲜朝，而是“暗置于杂物中，而原本则誊写以上”。罗德宪一行归国后，朝鲜朝君臣担心“彼虏虽或见之，必将隐没不宣，犹称我国使臣，甘心受来矣。如此则不但专受卑侮，永为一国难湔之羞”，进而决定“借德宪等名，为一檄书，传于通远堡”，以示拒不受此国书之意。朝鲜朝以罗德宪、李廓的名义称：“俺等若因持其書达于我国，则是俺等自辱我君父也，虽万万磔死不足以当此罪”，“贵国当明我等不自辱我国也，贵国既以非礼之书劫勒以送，故俺等亦以异常之归委置而归”。

朝鲜朝在书信中继续表达了对皇太极称帝一事的反对，朝鲜朝君臣即使明确认识到皇太极会出兵朝鲜朝，仍要坚持“大义”，以“宁以国毙”的态度坚决拒绝承认新建立的清朝，对国家而言，这种做法是迂腐和不负责的。仁祖等人做出这一选择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

首先是因其以“反正”之名进行政变，始终被绑在“大义”的旗帜下。申明对明朝忠心不二的“大义”，是仁祖将光海君赶下台的武器，也是其坐稳王位的基础，即使仁祖愿与清朝交好，也需要为自身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被侵略后的议和可称是被迫，是无奈之举，但在被侵略前就与清赣交好，承认皇太极的帝位，就等于是在否定自身合法执政的基础，威胁自身利益，这是其在战争前无法做出改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因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宁以国毙，义不可苟全”，实际上始终只是一个口号，多数人做不到以身赴死，与国家共存亡。丙子之役中，清朝军队俘获了朝鲜朝王室76人，大臣眷属166人，在以身死保全大义之际，以身赴死或自杀殉国的只有区区几人。战前以“大义”言事，实际上是心存侥幸的一种表现，仁祖等人既寄希望于明朝能够派兵帮助朝鲜朝战胜清朝，又寄希望于朝鲜朝各地军队能够做出顽强抵抗誓死勤王。然而形势发展与战争实际情况证明，明朝早已无力援助，本国兵力亦不足以自保，清军不仅战术先进，士兵善战，装备精良.且有红衣大炮等攻城利器，战斗力远超朝鲜朝君臣所料，最终仁祖不得不亲自出城投降，在强大的武力面前选择了屈服。

清朝在出兵前指出，决定攻打朝鲜朝的原因是截获了仁祖发往朝鲜朝平安道的密令，其中写道：“昔丁卯年，权为许和，今断绝成仇，当谨备关隘，集智谋之士，励勇敢之人，以图报复”，故“知朝鲜败盟，情理难宥，欲及其未备，兴师致讨”。清军在战争爆发后，仅用12天就攻至朝鲜朝王京，仁祖于1636年十二月十四日避往南汉山城，第二天试图前往江都避难，但因“雪风甚紧，山路冰滑，马不得着足，上乃舍马步行，度其终不得达，遂还入城”，狼狈情形可见一斑。仁祖此时再也顾不上“大义”，直言“此诚危急存亡之时。上有宗社，下有生灵，勿为高谈，以失机会。礼判亦勿如前固执也”。并于1637年一月三日致书皇太极求和，深表悔过之心与称臣之意：“如蒙念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日始矣”，“今如舍过许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长奉大国，则小邦君臣将铭镂感戴，至于子孙，永世不忘”。但同时仁祖又不想出城投降，并提出免送斥和臣等请求，对此清朝未予理睬。一月二十二日，多尔衮率兵渡海攻陷江华岛，并向朝鲜朝通报已“令人把守城门，又令人获尔家室”。仁祖此时无奈接受了所有的投降条件，去明朝年号，奉清朝正朔，以王世子及诸大臣子弟入质清朝，并送出斥和臣。

一月三十日，朝鲜朝在三田渡向清朝投降，两国订立《南汉山城条约》。条约主要内容包括朝鲜朝与明朝断交，奉清正朔，用清年号;以长子和另一子入质;派兵助清攻明，进献礼物犒劳军队;逢节日、庆吊等事时进献礼物;以事明的同等礼仪待清;将逃还的朝鲜朝战俘和在朝鲜半岛的兀良哈人送回清朝;与清朝内外诸臣联姻;不得修筑城垣;引导与朝鲜朝贸易的日本使者赴清等内容，同时规定了每年向清朝进贡的岁币数量。

条约签订后，朝鲜朝与清朝由“兄弟之盟”变成了君臣关系。崇德二年（1637年）十月二十六日，皇太极“特遣英俄尔岱、马福塔、达云，封尔为朝鲜国王，赍赐玉纽、金印”，对仁祖进行册封，清朝取代明朝成为朝鲜朝的宗主国。清朝通过“丙子之役”不仅使朝鲜朝直接进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身的物资需求，更重要的是通过战争使朝鲜朝称臣，消除了与明朝战争中的后方隐患，对清朝向中原进军具有重要影响，这是清朝通过本次战争获取的巨大军事成果。

四、结语

仁祖（李倧）在位的二十七年是朝鲜朝外部局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其在外部面对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皇太极建立清朝登基称帝;另一件是明朝灭亡，清朝入主中原。朝鲜朝面临的危机从根源上看是其如何在明、清（后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时做出选择，如何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努力维护国家利益。在建立清朝前，后金注重的是朝鲜朝能够承认自身地位，与其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即便仅进行有限交往，只要朝鲜朝不继续在后方援助明朝，不成为后顾之忧，都是可以接受的。清朝建立后，朝鲜朝如果能够承认皇太极的帝位，采取避免战争的策略，是能够减少国家损失的，但这一选择虽有利于国家，却会使仁祖承受巨大的道义压力与统治危机。

对朝鲜朝和仁祖统治集团而言，原本落后、野蛮的民族，即使建立了强大政权，背弃明朝与其交往也是十分屈辱和不可接受的，与秉持了二百余年的思想观念、与“小中华”的地位都格格不入，更与仁祖等人自身的利益极不相符，放弃坚持“大义”，就是在否定“反正”政变的合理性，主动与清（后金）交往会使自身与光海君的做法如出一辙，是对自身的否定，因此，仁祖等人并没有为国牺牲的准备，只是需要一个改变政策的理由，所以即使明知自身实力不足一战，也不主动求和，直到不得已之时才出城投降，被动向清称臣是其维护自身统治最合理的选择。

清朝期待的现实利益与朝鲜朝坚持的大义气节产生了极大矛盾，清朝解决这一矛盾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战争。战争对清朝而言是名利双收之举，但对朝鲜朝而言则是巨大的灾难和损失。因此，仁祖统治集团在没有改变国家现状，没有增强军事实力的情况下，空谈所谓“大义”，采取斥绝后金的政策，从内容上看是空洞的，对国家而言是失败的，就结果而言是以维护统治为目的，这一政策不能成就朝鲜朝的大义之举，只能满足仁祖维护王位的需求，为清朝发动战争提供了充足理由，加速了清朝武力征服朝鲜朝的步伐。战争失败后朝鲜朝向清朝称臣，进贡数量巨大的岁币，更为朝鲜朝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责任编辑 张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