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利浩

创新、创业，不但能发展企业、产业，实现财务自由;还能助力参政议政，推动社会进步，迈向思想自由;更能时时更新自己，激发自己，保持心态活力和身体健康。对于作为统一战线成员的创新、创业者，这是责任，更是机遇。

在中共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之下，越来越多的统一战线成员投身创新、创业，“双创”群体中的代表人士也陆续被各民主党派发现、吸纳。怎样在创新创业、发展企业、服务社会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把“双创”和参政议政相结合，努力在本职工作和建言资政两个方向都取得积极的成果？我结合自身实践，分享几点体会。

一、发挥专业知识的独特作用

投身“双创”的党派成员，大多具备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有的还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把这种专业知识针对性地运用于参政议政，就有可能提出比较独特的建议。以我在2021年上半年提出的“改进人口普查方式”的建议为例。

一开始我没有特别关注人口普查，直到看见一个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人口普查，“按照普查登记要求，逐一回答了普查员的询问，普查员将信息输入到平板电脑中。随后，总书记在申报人签名栏中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我想，普查员询问的，无非是姓名、性别、籍贯、家庭成员等等。专业知识告诉我，这些信息在户籍系统里都有，没有任何理由去占用总书记的宝贵时间。我又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建了近七十万个机构、聘了七百多万名普查人员，应该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而且，得到的普查结果与历年统计公报的互相矛盾，引来不少质疑，有关部门多次出来解释。从信息专业的视角，入户调查的结果，一定不如信息系统中的数据准确。但和一些专家讨论时他们提出：一是存在着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况，二是人口普查的长表有收入、就业等信息，所以还得入户调查。但以我的信息专业知识，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人在各个地方居住的时间长短，很多软件系统都能证明，和行踪相关的健康码、行程码都是系统自动产生的，不需要入户调查。而收入、就业等信息，税务系统、社保系统等都很完整，入户调查肯定不如从系统取数。因此，我提出了“整合各个系统的信息，建设人口统计实时信息系统，取代费时费力费钱、结果又不准的人口普查”的建议。建议引发关注后，有关部门专门向我解释：存在着结了婚不领证、生孩子不报户口等“行政系统未包括的数据”，所以还得入户调查。我跟他们讨论：如果群众生了孩子都不去报户口，结了婚都不去登记，入户调查更没有用，应该采用其他的激励政策，如对不论任何原因导致的“黑户”，入户时不但概不处罚，而且入户有奖，这样才解决问题。

我近几年提出的“用信息系统‘名单管理’构建公职人员财产核查机制”“用信息技术完善‘间接民主’”“用信息技术强化党内民主”“信息技术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信息技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用”等建议，都是基于专业知识调研才提出的，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二、结合创新创业的典型实践

作为改革实践的重要内容，创新、创业往往要触及旧有的体制、机制，较易招来传统模式和既得利益的反弹。如果对在“双创”中发现的典型事例加以解剖，找出存在的共性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其针对性、实用性就会比较突出。

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公司用软件管理免费通勤车，为当地的机构、企业提供了多年的服务，深受好评。但当某功能区管委会让该公司为管委会机关干部职工提供服务时，尽管车辆、司机都具备营运资质，区交通运输部门也审查、核准，但因市公交公司举报而被市交通运输部门认定违法，扣车、审人。我认识到这个案例反映的是一个普遍现象：随着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各种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难免和现行法规有程度不同的不一致、甚至抵触，特别是对专营权的影响。中央鼓励创新，强调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要“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方式”，但由于缺少具体标准，在一个新业态、新模式出现时，监管部门的态度往往倾向于限制、取缔。我提出了“用‘正面清单’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的建议：对于涉及国家安全、金融稳定、安全生产、人民健康等方面的应该依法从严监管;对于只是在形式上涉及专营权、资质门槛等的应予适当放开，允许在法规调整之前试行、试点;对于哪些行业和产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当放开专营权，对于哪些类别的准入资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当调整、降低，都用正面清单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并根据共享经济的特点，适应“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趋势，在专营权、资质审定时把范围从所有权扩大到使用权;同时设计新的监管方式以防范风险。

结合“双创”实践，我近年来提出了“‘营改增’之后的政策完善”“落实对‘四技’服务的政策优惠”“填补‘非行政审批’取消后的管理真空”“社保入税有关政策措施”等建议，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发挥“破除思维定式”的特点

新时代的参政议政，要使得所提的建议有新意、有价值，越来越需要发现新问题、构思新机制、设计新举措，破除思维定式非常关键。而创新、创业，要研发新的技术、创造新的模式、规划新的应用等，破除思维定式本来就是刚需，对参政议政很有帮助。

2021年年初，我参加党派大调研，接触到“研发投入强度”这个指标。华为公司的研发投入金额约占广东全省的三分之一，而广东是全国的研发投入大省，都占广东的三分之一金额了，华为的研发投入强度应该是全国第一了吧？不是，第一名是百度，比华为多50%。而百度投入金额只有华为的七分之一，强度却多50%，公式会有问题吗？“研发投入强度”从20世纪就开始使用，各类机构、部委层层把关，在给企业配资金、定资质、给政策时都用作标准，非常成熟、重要，没有任何怀疑的理由。但我“无知者无畏”地去抠这个指标，发现企业的计算公式确实存在问题：研发投入强度的分母，地区统计时用的是GDP，GDP对应到企业应該是增加值;但由于某种原因，对企业考核时分母没有用增加值，而用了营业收入。这就是问题所在：华为一部手机卖几千元，增加值可能只有几百元，大部分是外采成本;而百度的营业收入绝大部分是增加值。显然，这样的计算公式，一是让企业和地区之间不一致，二是让企业之间不可比，导致评价不公、资源错配。我就提出了“把企业公式的分母改为增加值”的建议。这应该是多年养成的“清零思维”使然。我另一些“异想天开”但又落到实处的建议中，也都有“清零”的影子。

四、用“双创”思路提高建议的可行性

创业、创新，要找到真问题、寻找好资源、采取实措施，把这种思路用到参政议政上，就能大大提高建议的针对性、可操作性。

最近，中共中央发布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总体方案，要求“深合区”不能搞成总部经济、注册经济，要放实实在在的产业。那放什么产业呢？我分析：横琴所规划的四大类产业，有的在之前已经发展多年（如中医药、文旅），有的基本属于空白（如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有的在澳门本土已经过剩（如会展），有的依赖于实体产业（如现代金融）。进入“深合区”时代，并没有为这些产业带来突破性的机遇。这是“真问题”。要解决问题，我从“总体方案”中去“找资源”，发现中央要求“用足用好澳门自由港的有利因素”。但澳门没有深水港，自由港的功能已经被限制了很多年。怎么解决“自由港无港口”？我想到了先例：澳门大学没有土地，中央在横琴给了土地建设新校区。借鉴这一思路，珠海高栏港的深水港资源可以用上。我建议：利用高栏港的深水港资源，在横琴吸引和培育进出口贸易、海运、金融等支撑产业，激活澳门的“自由港”“独立关税区”等牌照优势，三位一体地建设澳门新港，把“澳门+高栏港+横琴”建成远洋、经贸、金融中心。这样。既可以从根本上促进澳门的适度多元化，又能带动横琴、珠海和珠江口西岸的发展，建设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窗口。这个建议，广东省政协和人民网专题讨论，九三学社中央高度重视，已经组织了专题调研。如果说我的建议一般都具备较高的可操作性，主要得益于“双创”的思维方式。

五、利用“双创”能力推动建议落实

除了上述从智力上对参政议政的帮助，“双创”有了基础，就更有能力去推动参政议政所需要的调研和各项活动。

2008年我在珠海提出了“低碳经济示范”的建议，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题目。需要市委、市政府决策，需要有国内外专家的调研论证，但在决策之前，市里又不可能给调研经费。为了走出这个“循环”，我自费请来专家，促成了市领导的决策。如果我不是一个创业初成的企业家，这个建议可能就没有下文了。低碳交通是低碳发展的重要方面，我在珠海政协提案建议恢复自行车道、建设自行车交通系统，为了发动更多的政协委员关注，我承诺“委员愿意骑自行车开完政协会议就送一台折叠自行车，100台为限”。那两年珠海市政协专门制作了带编号的自行车停放证，把最方便的位置全部留给自行车，散会后自行车先走、汽车后走，“百名委员单车赴会”成了热点，有关自行车系统的政协提案增加了10倍以上。为了让珠海“两会”倾听到市民呼声，我还发起“金点子亮珠海”的社会调查。要保证收集到的建议是负责的，活动就应该实名;那怎么要求市民实名呢？有奖！要抽奖、评奖、发奖，实名是前提。我设立了百万元级别的奖励基金，收集到的建议汇编成“金点子荟萃”，珠海“两会”的建议、提案有80%以上都来自“金点子”，那两年，“满城尽讲金点子”成了珠海“两会”的热点。另外，我还努力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公益活动去推动体制、机制的优化，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时代形象。所有这些，都得益于创新、创业的成果。

总之，创新、创业，不但能发展企业、产业，实现财务自由;还能助力参政议政，推动社会进步，迈向思想自由;更能時时更新自己，激发自己，保持心态活力和身体健康。对于作为统一战线成员的创新、创业者，这是责任，更是机遇。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促创工委会副主任、资环专委会副主任，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责任编辑：马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