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声国，邝丽娟

（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吉安 343009）

“碑刻是古人保存记忆的一种手法，是对纸质文献的重要补充。”［1］碑刻文献和纸质文献一样，都是我国传世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我国传统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一个物质载体。吉安古称“庐陵”，在现有2区10县1市的区域范围内，残存着不少碑刻，它们大都散落于现今各县区的博物馆及各个村落当中，散落面积广，碑帧数量多。这些碑文，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诸如历史事件及其重要乡贤人物事迹的记录，等等，为研究庐陵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关系等内容，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本文所讨论的“庐陵碑刻”，主要指现今存见的民国及民国之前刊刻的石刻，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作为庐陵地区弥足珍贵的一种物质文化遗产，庐陵碑刻中有对庐陵文化的鲜活记载，在当下传承与弘扬区域传统文化——庐陵文化的现实需求中，具有多重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基于上述认知，近年来，我们结合高立人编纂整理的《庐陵古碑录》一书，对吉安地区各县区残存的庐陵碑刻散佚、保存与保护状况，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摸排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庐陵区域残存的碑刻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亟待地方政府和地方文化人士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兹从庐陵碑刻的保存现状、残损缘由及其保护举措三方面，阐述我们的一得之见。

一、庐陵碑刻的现状

2018年下半年，我们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奔赴吉安市各个县区，对庐陵碑刻的保存现状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通过细致摸排与调查残存的庐陵碑刻，尽可能地对可见的每通碑刻进行影像拍摄和文字识读。关于庐陵碑刻的保存现状，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庐陵碑刻的分布情况

现存的庐陵碑刻大部分是宋、明两代流传下来的，其分布范围既较为分散又相对集中。所谓分散，是指几乎吉安每个区、县都有庐陵碑刻的存在；所谓集中，则是指庐陵碑刻主要集中保存于当地的博物馆、书院及古村落。例如，吉州区保存了大量的庐陵碑刻，而且基本上集中在吉安市博物馆和位于螺子山南麓的文信国公祠当中。在文信国公祠当中，其左侧通谊厢地面展厅陈列了大量的庐陵古碑刻，还有为数不少的古碑刻珍藏在地下室里面。位于吉安市东赣江中的白鹭洲书院主建筑宫殿两边设有两条文化长廊——庐陵碑刻展览墙，长廊上摆放的庐陵碑刻，既有少量的古碑刻，更有许多近几年新刊刻的碑刻，后一类碑文大都来源于各类区域文献和乡贤名士（如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等人）的文集。

青原区的碑刻，则主要集中在青原山，除了“祖关”门口的匾额外，还分布在净居寺的大殿右侧全壁，以及大雄宝殿的两侧。刚修缮完不久的阳明书院，同样也有不少庐陵碑刻。还有，兴桥镇有两个古村（钓源村和丁塘村），也存有庐陵碑刻，碑刻主要存放在村内的各个宗祠以及少数村民家里，不少碑刻基本上不对外开放，特别是村民家里的，往往需经同意后方可观看。同时，在这两个古村的道路两旁，也可看到不少石碑。此外，富田镇富田村的碑刻数量较多，大部分摆放在宗祠中。

其他的县市，碑刻保存情况并不一致。例如，泰和县的各类碑刻保存相对较为集中而完好，目前主要存放在泰和县博物馆里面，其中一个展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碑刻。安福县的碑刻散落于各个古村的不同宗祠，吉州区长塘镇的碑刻存放于山前村周家，青原区文陂镇的碑刻集中存放于渼陂古村。总之，目前吉安市下属各县区大都保存了一批特有的庐陵碑刻。

（二）庐陵碑刻的种类

关于我国现存碑刻的种类，根据当下学者的研究，从碑刻载体的差异性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刻石、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石经、买地券、画像、造像、题咏题名等。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庐陵碑刻数量较多，类别齐全，根据碑刻形式，可以将其分为圹志、碑碣、墓志、画像、地券、题咏题名等类别。

圹志，如《先君兰畹居士圹志》（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先君曾公都事圹志》（保存于吉安县）等。碑碣，如 《小酉山房碑》（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庐陵县告示碑》（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庐陵彭家屏氏族碑》（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等。墓志，如《宋故葛孝子母胡夫人墓志》（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宋故左丞相少傅赠太师益国周公墓志》（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等。地券，如《宋故胡氏夫人地券》（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宋故葛公主簿地券》（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萧亮亭地券》（保存于泰和县博物馆）等。庐陵碑刻的内容，涉及了大量的古代丧葬礼仪习俗，从民俗层面来说，这几类碑刻是丧葬、祭祀方面文化的重要载体，因而这对研究古代庐陵地区的风俗习惯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题咏题名，主要是门口的匾额，如青原山上颜真卿遗留的真迹“祖关”字碑，还有永和镇“本觉寺”的匾额，等等。此类碑刻，根据内容可分为纂言、纪事、述德、文学艺术等四大类。纂言类如官方文书、私家文书、乡规民约、告示、诉讼、制诰、禁碑、劝诫碑等，有《汪太守馆例十二条》（保存于白鹭洲书院）、《罗太守馆规十三条》（保存于白鹭洲书院）、《御制戒石铭》（保存于泰和县博物馆）等。纪事类如各种建筑及道路桥梁的创建、重修碑、兴修水利碑、族谱等，有《重修传心堂碑记》（保存于青原山传心堂）、《重修青原山净居寺碑记》（保存于青原山净居寺）、《和林平园新修文山祠韻》（保存于吉安市博物馆）等。述德类如墓志铭、传记碑、德政碑、墓碑等，有《宋故欧阳文叟墓志铭》（保存于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明故欧阳昭瑞府君墓志铭》（保存于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储忠义塾记》（保存于青原区富田镇富田村）等。文学艺术类如诗词、警句、书法等，有《文天祥诗四首》（保存于青原区富田镇富田村）、《诗境》（保存于泰和县博物馆）、《米芾所书诗碑》（保存于吉安县）等。此类碑刻中有对庐陵文化的大量记载，这对研究庐陵文化，传承庐陵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捐款碑。此类碑刻绝大多数是晚清民国时期刊刻的，多存放于重修建筑门口以及古村落。例如，青原区文陂镇渼陂村曾经修建过“万寿宫”，当地目前就保存了镌刻的《万寿宫捐款碑（一）》和《万寿宫捐款碑（二）》，这对于了解地方乡绅重视“万寿宫”建设的情况，“万寿宫”在庐陵乡村的文化地位与影响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庐陵碑刻的保存情况

从庐陵碑刻保存数量上来说，目前没有准确数字。因为庐陵碑刻没有得到有效的统一收藏，散落于民间的可谓比比皆是，至于存放私藏于居民家中未被上报当地博物馆的碑刻情况，更是无法统计其具体数目。从保存状况来说，由于受保存地点环境、基础设施等条件的影响，各地碑刻的保存状态差异较大。像文信国公祠修建的时候，由于得到了地方政府及其民间企业家的重视，资金投入较大，展馆基础设施完善，还有专门的管理人员，所以里面的庐陵碑刻保存状态还是较为良好。

而散落各地的碑刻则不然，例如青原山净居寺的庐陵碑刻，由于没有建立特定的展馆，也没有装裱玻璃隔离起来，残损较为严重，保存状态较差（见图1）。虽然各县区部分庐陵碑刻已得到当地博物馆的室内保存，但博物馆的保护设施并不完善，碑刻并未得到有效保护。青原山大殿右侧的碑刻，只有几块被玻璃隔着，其余的都是直接曝晒在阳光下。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庐陵碑刻残损严重，很多都已看不清文字以及图案了，出现断裂、剥落、崩塌、起层、风化、表面沉积、粉化、缺块、腐蚀等情况（见图2）。特别是放置在室外的一些碑刻，碑文大部分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出现片状剥落的状况。

图1 青原山净居寺脱落的碑刻

图2 文信国公祠断裂的碑刻

又如吉水博物馆所藏庐陵碑刻较集中地陈列于“江南第一墓”东吴大墓右侧的空旷处，有些用玻璃窗隔着，还有的是直接摆放在地上，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保护。再如，钓源欧阳氏祠的门口的庐陵碑刻被随意摆放在露天的地方，富田古镇匡氏宗祠里的庐陵碑刻，大都是被随意放置在祠堂内的各个角落（见图3），这些碑刻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很多已经看不出表面的碑刻字迹和图案了。甚至像白鹭洲书院这样比较完好的保存环境，仍有庐陵碑刻出现破裂的情况。除此之外，一些庐陵碑刻还遭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如青原山净居寺大雄宝殿右侧墙壁上的一通碑刻（见图4），上有人为的刻划痕迹，看上去极不雅观。

图3 富田古镇匡氏宗祠里随意放置的碑刻

图4 青原山净居寺被人为刻划的碑刻

（四）庐陵碑刻的整理情况

作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庐陵碑刻没有得到有关方面和学者的重视和关注。据我们目前所知，仅有高立人先生编纂的 《庐陵古碑录》一书。该书2007年于江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遗漏失收的残存碑刻也有一些。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由于庐陵碑刻材料保存比较零散，加之宣传较为缺乏，本地大部分学者更侧重于对庐陵名人文化及其相关专题（如庐陵民俗、庐陵建筑、庐陵史学）等的研究，对于散佚各地的庐陵碑刻整理工作，普遍没有受到重视，更谈不上系统深入的文本解读与文化学研究。

即便是《庐陵古碑录》一书所收碑刻，经过我们调研小组的实地勘察和整理，发现也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例如，我们将《庐陵古碑录》与实际碑刻文字进行对比、校勘后发现，其中部分碑刻在文字识读、真伪辨别等方面，也存在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高氏之书收录的《次周元翁同曹游青原山寺长韵》一篇碑文，原本出自黄庭坚之文，该通碑刻位于青原山净居寺大殿右侧，其中有很多诗句与石刻文字存在出入，如碑文中的 “颇有佳客陪”［2］（P71）一句，经过调研小组的现场识读与校对，发现该句实则应是“颇有嘉客陪”，“佳”“嘉”属于音同而误的结果。还有《重修青原山毗庐阁碑记》通碑刻，也位于净居寺大殿右侧，其中“余则总其成而己”［2］（P82）、“岂徒为游人资美观而己哉”［2］（P83）二句中的“己”字，实则应为“已”字，属于形近而讹误。类似的错误，《庐陵古碑录》中还有许多。此外，多字、少字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例如，《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中，“力田之人罔有秋”［2］（P222）一句，实则应为“力田之人当罔有秋”；“虽《传》有之曰：‘善思可继。 ’”［2］（P222）一句，实则应为“虽然《传》有之曰：‘善思可继。’”二例整理本分别少了“当”字和“然”字。这些讹误对于保存和反映碑刻的原貌，是有缺失的。

二、庐陵碑刻残损的缘由

从上文庐陵碑刻的现状可以看出，现存的大部分庐陵碑刻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残损。调研小组通过实地目验考察与研究发现，已知的庐陵碑刻残损的原因，不外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情况。

（一）自然因素

庐陵碑刻的时间跨越度大，特别是宋明两代流传下来的碑刻，长年累月下来，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破损、变形、开裂的情况，如富田古镇匡氏宗祠里保存的一通残损碑刻便是如此（见图5）。此外，庐陵碑刻在流传的过程中，风化对石碑的侵蚀影响同样是比较严重的。大自然环境下置放，温度和湿度往往是庐陵碑刻残损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那些置于室外的碑刻，晴天受到太阳曝晒，就会因干燥而出现干裂、剥落等问题；雨天受到雨水的洗刷，容易出现腐蚀、脱落等问题。图6所示的这通残损碑刻，原本存放于富田古镇匡氏宗祠里，但因露天存放而遭致严重破坏。众所周知，吉安地区的天气较为潮湿，外露摆放时间一长，碑刻就容易长青苔、霉斑，甚至会出现粉化等现象。

图5 富田古镇匡氏宗祠里残损的碑刻

图6 富田古镇匡氏宗祠里脱落的碑刻

除此之外，生物的破坏也是庐陵碑刻残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又存在化学风化和物理风化两类情况。生物的化学风化，是指生物在生长过程中的新陈代谢、死后的遗体腐烂分解产物与碑刻发生化学反应，导致文物受损，比如虫类的尸体、鸟类的粪便对碑刻的腐蚀，等等。生物的物理风化，是指由于生物的活动对文物产生机械的破坏作用，比如小猫、小狗在碑刻上遗留的抓痕等等。此外，还有细菌侵蚀、虫蛀等生物作用的情况（见图 7）。

图7 钓源古村受到细菌侵蚀的碑刻

图8 张掖丹霞景区的游客踩踏地貌

（二）人为因素

庐陵碑刻残损，除了一些自然因素导致的之外，更多的是人为破坏造成的结果，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1.文物意识淡薄，人为破坏情况严重

调研小组实地考察发现，很多庐陵碑刻，特别是那些露天的、没有采取任何保护隔离措施的碑刻，都受到了人为的刻划。例如上文提到的青原山净居寺大雄宝殿右侧墙壁上的一通碑刻，就有人为刻划名字之类的痕迹（见图4）。凡此之类，称得上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它不仅影响了残存碑刻的美观性，还会破坏碑文，影响碑刻识读，造成无法有效记载文献的后果。

2.地方相关部门重视不够，监管不力

从人为有意破坏碑刻这一点，可以反映出相关管理部门对庐陵碑刻的保护还很不够，没有形成强有效监管机制。调研小组发现，所到各处别说有相关负责人具体负责碑刻之事，很多古村甚至连个导游都不能及时提供。这反映出景区管理制度的问题。

调研小组在富田古镇的实地考察过程中，发现很多庐陵碑刻都是随意地摆放在祠堂的各个角落。对此，当地负责人表示，这些碑刻并没有受到村民们的重视，往往被放在祠堂里没人管理。即便是旅游资源丰富的青原山，尽管近年来地方政府和有关私企开发力度日益加大，但青原区净居寺大殿右侧的庐陵碑刻仍然没有受到广泛关注和有效保护，依然承受着风吹日晒、雨打霜侵。由此可见，当地政府大量拨款打造旅游景区、宣扬庐陵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现存各地庐陵碑刻的保护与开发研究。

3.修复不当，传拓损坏时有发生

前面提到过，有些庐陵碑刻已经残损较为严重，甚至出现了断裂、缺块、粉化等情况，到了不得不进行修复的地步。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限制，旧修复材料老化也会对庐陵碑刻造成影响。这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因为一方面不修复的话，碑刻就会残损更加严重；另一方面，修复材料的老化也会对碑刻造成一定的破损。凡此种种，这就需要采取科学的保护方法。

碑刻的传拓，也是碑刻传播与保护的重要手段。所谓传拓，是以纸紧覆金石器物的文字、图画上面，然后用墨打印。传拓在碑刻中运用广泛，庐陵碑刻同样也有些传拓作品，例如吉水县博物馆就在这方面下了不少功夫（见图9）。然而事实上，传拓工作本身对碑刻也会有一定的损害作用,特别是一通碑刻被多拓，就会造成碑刻的严重损坏。

图9 吉水博物馆的碑刻传拓作品

图10 吉水博物馆随地放置的碑刻

4.宣传力度较小，保存环境较差

有关研究成果显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程度较低。当前公众参与已经成为政府和公众的共同需求。我国的大多数民众都缺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民众对文化遗产的认知仍停留在较浅的水平，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无法形成强烈的保护意识。”［3］现在大部分的游客更注重的是游览自然风光，对于庐陵碑刻这样的“石头”可能欣赏不来。而且庐陵碑刻字体多样，大部分都是繁体字，阅读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就导致极少游客会去关注庐陵碑刻的内容。究其根源，还是因为对庐陵碑刻的宣传力度太小，致使人们对庐陵碑刻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也就不能增强人们对庐陵碑刻的保护意识。

调研小组在钓源古村、富田古镇、美陂古村等实地考察发现，庐陵碑刻的现有保存环境，总体来说是比较差的。很多古村落保存下来的宗祠和民居住房，往往年代久远，室内潮湿，且多昆虫细菌。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放，碑刻很容易长青苔、被腐蚀。各县区的很多碑刻都收藏于当地的博物馆中，但这些博物馆的基础设备也不是很好，而且绝大部分县区博物馆并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庐陵碑刻的具体修复与保护工作。

（三）其他方面的原因

造成碑刻受损，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各类情况，有的由于地方管理者缺乏资金而无力保护，有的由于制度缺失而无从依法保护，有的由于缺乏技术而无法保护，等等。例如，众所周知，庐陵碑刻基本上都是石质材料，体积较大，移动困难，占地面积较大，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地方文化管理部门由于缺乏资金，很难将当地所有残存碑刻统一存放于博物馆中。还有，诸如捐款碑、题咏题名碑（见图11）类型的庐陵碑刻，以及各种放置于室外嵌墙的碑刻（见图12），本来就陈列于室外，总不能切割下来置于室内，否则就违背了这些庐陵碑刻本身的性质和作用了。这一存放特点，往往会给庐陵碑刻的石材带来一定的影响，不利于碑刻的长久保存。

图12 白鹭洲书院的室外嵌墙碑

三、庐陵碑刻的保护举措

“碑刻作为出土新材料，历史十分悠久,数量特别庞大,内容极其丰富，体式最为纷繁,反映社会生活面非常广阔,其材料的丰富性和文献的真实性,使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在文史类学科专业领域,具有十分广阔的，有待拓展的研究空间。”［4］庐陵碑刻作为吉安地区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因而，对它的保护也应刻不容缓。

（一）对碑刻进行拍照记录，建构碑刻数字化平台

实现碑刻数字化，是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需求，可以避免现存各地的碑刻管理散乱、存放无序的问题，也为资源共享奠定基础。“数字化保护手段能再现碑刻原貌,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碑刻资源的共享与利用”［5］。

建构碑刻数字化平台，最需要做的就是对各地的庐陵碑刻进行详细的资料辑集，最直接也是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利用数码设备将其拍照记录下来。可以组织一支专业的摄影团队，对碑刻进行拍照记录，特别对每一通碑刻都要多角度、高清地进行拍摄，然后通过计算机整理归档。在庐陵碑刻保护修复的过程中，还要对操作过程中的各个环节留下影像资料。在此基础上，利用网络的信息化数字化平台，多渠道全方位展示庐陵碑刻的形制、基本情况、图片、录文、科研成果等整体风貌，为文史研究者和文史工作者提供丰富、有效的文献资源。

（二）对碑刻加以传拓保存，进行文字识读

上文叙述庐陵碑刻残损的原因时，提到过传拓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碑刻造成些许破坏。但如果从文物保存的立场出发，对于一些即将毁坏的碑刻的保护，的确仍然有传拓的必要，毕竟传拓是还原碑文的最好方法。拿国外来说，“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上的石刻雕塑文化无不贯穿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能够完好地把这些美轮美奂、惊世骇俗的艺术品真实准确、细致人微地记录下来和保存下去的方法，最久远、最古朴也是最真实完整的应该是做成拓片”。拿国内来说，“有些古远的碑帖其实早已损坏或遗失，我们现在看到的碑帖拓片，就是前人留下的传拓作品，使我们如今还能领略到它们的风采。历史上许多已散失毁坏的碑刻，因有拓片传世，才能感受到原碑刻的内容及风采，如汉《西岳华山庙碑》、北魏《张玄墓志》、东吴《天发神谶碑》以及唐柳公权《宋拓神策军碑》等皆为孤本。若没有拓片，将难睹庐山真容”［6］。因此，对庐陵碑刻进行传拓保存也是文物保护的方法之一，但要认真执行国家文物局关于 《拓印古代石刻的暂行规定》,遵从适度原则，严格控制传拓数量。同时要掌握科学的传拓技术，在传拓时禁止使用木头捶打法。

如前所述，庐陵碑刻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载体，其碑文内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因此对碑文的识读与记载也是文物保护的重要环节。因此，对于庐陵碑刻，不能仅仅局限于加以传拓保存，同时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碑文的识读和研究工作。通过加强文字的全面识读、科学整理和碑刻的系统研究，为学界同仁“努力构建碑刻文献学理论,全面利用碑刻文献分专题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深入的研究”［7］，提供基础的第一手资料。高立人先生整理出版的《庐陵古碑录》一书，对于开展庐陵碑刻研究工作具有奠基之功，但拓宽研究范围，推进研究深度，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努力。

（三）引进专业学者和技术员，做好专业性保护工作

庐陵碑刻的修复与保护离不开专业人士，这正是吉安目前碑刻保护工作中所欠缺的。因此，有关政府部门可以专门引进一批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设置一个庐陵碑刻保护工程，专门从事碑刻研究与保护工作。

事实上，保护工作者掌握一定的专业性、技术性的保存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这其中往往涉及到碑刻清理、修补、微生物抑制等专业性问题。此外，对于残损原因不同的碑刻，也要有针对性的保护举措。如对于室外嵌墙的碑刻来说，最重要的是隔绝保护，可采用冷裱膜装裱技术对碑刻及拓片进行覆膜。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该方法使碑刻的展示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也有效地隔绝了环境中有害物质和人为刻划与涂抹，是一种较好的室外碑刻保护办法”［8］。

（四）加大政府工作力度，提供政策支持

关于文物的保护，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是一支主要力量，庐陵碑刻的保护同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具体而言，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法规制度和监管机制。针对人为破坏现象，制定有关碑刻保护的具体规定，奖惩并举，以免文物流失和遭到人为损坏。同时，要完善管理制度，明确有关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的权责，促使相关责任人履职尽责，切实做好庐陵碑刻的保护工作。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进行碑刻的妥善保管与保护。目前庐陵碑刻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良好的存放场所，这就需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设立保护点，同时可以改善博物馆的基础设施，如增加空调和加湿器，调节室内温度和湿度。“想方设法增加碑刻文献保护的费用，特别是要确保抢救新资金的投人，对于已出台的政策，就要具体配套办法加以落实。政府应加大财政投人，对社会上流散的碑刻文献进行征集，安排专项征集的费用，从源头上控制这些碑刻文献的流失，用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和规范文献市场秩序。”［9］

三是力求做到碑刻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结合。例如，政府可以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在旅游开发时应按照法律规定，在保护碑刻文献的前提下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做到可持续发展，在保持原有的情况下适当地进行修复。但对不可移动碑刻文献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碑刻文献原状的原则。”［9］事实上，在这方面，吉安政府其实已经在行动了，像青原山景区的开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目前做得还远远不够。政府可以依托现有博物馆和吉安各地的古村落，把庐陵碑刻与旅游资源联系起来进行开发，这样既可以丰富碑刻旅游文化的具体内涵，使游客在游览观赏的同时，多了一种文化消费的选择，又可以达到推广庐陵碑刻的目的，带来的收益还能运用于庐陵碑刻的保护工程，真正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当然，政府一定要遵循“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的原则，要协调好碑刻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五）加大宣传力度，争取公众参与和社会力量扶持

加大对庐陵碑刻的宣传力度对于庐陵碑刻的保护意义重大，主要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宣传方式：

一是网络线上宣传。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进行宣传，是最快捷也是最有效的方式。首先可以申请以“庐陵碑刻”命名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专门发表有关庐陵碑刻的推广介绍，以此达到宣传的目的。还可以建立一个庐陵碑刻的官方网站，便于人们查询和了解。还可以拍摄并制作有关庐陵碑刻的纪录片，上传到抖音、快手、微视、美拍等短视频APP上，拓宽宣传途径。另外，还可以通过一些粉丝多的微博账号、公众号和QQ号，利用它们的广告效应，宣传庐陵碑刻。

二是当地线下宣传。庐陵碑刻更多的还是要靠当地人去保护，所以对当地的线下宣传也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点上，可以将庐陵碑刻和庐陵文化有效地结合起来，因为不管是学者还是当地居民，对于庐陵文化都有一种浓厚的历史情怀，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宣传，可能效果会更好。一方面可以张贴宣传海报，另一方面学者可以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宣传讲座，并通过学生的再宣传，这样就达到了全民宣传的效果。

当然，庐陵碑刻的保护，光靠政府的支持和宣传是完全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前文也提到过，庐陵碑刻除了收藏在部分博物馆外，大多数还是散落于各个古村落的宗祠，还有村民自己家里。从这一分布状况就能看出增强全民保护意识的重要性。另外，社会力量的扶持也不失是增加碑刻保护资金的好办法。同时还可以成立一个“庐陵碑刻保护基金”，向社会力量集资。

总之，作为古庐陵区域残存的文化记忆的一种独特形式，庐陵碑刻是庐陵文化独具魅力的一种鲜活化石。由于残存于当今吉安市各县区的博物馆及其他场所，加之遭受到人为破坏、监管不力、碑文传拓破坏等原因，这些碑刻仍有继续恶化伤损的可能。为此，对它的保护工程刻不容缓，可以通过拍照记录、传拓保存、碑刻数字化、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与加大资金投入等手段，进一步加强庐陵碑刻的抢救与保护，这对于传承和弘扬庐陵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