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俵容

摘要：《聊斋新义·黄英》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汪曾祺改编的动机是表现蒲松龄原文隐含的“花即是人，人即是花”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与沈从文“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一脉相承。汪曾祺笔下的陶生，被剔除了妖性、士人性、商人性，而增添了小人物的生活逻辑、温和的性格、诗性的追求，并拥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完成”，陶生的“完成”是美的，也是悲哀的，汪曾祺笔下的黄英由此变得娴静，黄英的“永远不老”正是这场悲哀中的“希望”，它指向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关键词：《聊斋新义》;现代意识;人性;陶生;黄英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聊斋新义·黄英》创作于1987年，是汪曾祺改编《聊斋》的第一批作品之一。汪曾祺言及“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这是尝试的第一批” ① ，可见为《聊斋》注入“现代意识”是改编的动机。汪曾祺自言在《黄英》中要表现的现代意识是“人即是花”，他在《聊斋新义》前言中说道：“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原来就是相当现代的。”为了表现这种思想，汪曾祺说：“我把《黄英》大大简化了，删去了黄英与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我不喜欢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这样一来，主题就直露了，但也干净得多了。”与《聊斋新义》其他作品相较，《黄英》确实改编较大，可谓“大改而大动”。

《聊斋志异·黄英》由两条故事线构成，其一以马子才“买菊——种菊——娶菊”为线索，其主题是“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①，其二则以陶生“艺菊——卖菊——化菊”为线索，其主题是“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但是由于马子才“娶菊”的情节与陶生“卖菊”的情节庞杂，导致天平向“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这一主题大幅度倾斜，“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则显犹隐。然而，蒲松龄在“异史氏曰”中评论道：“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植此种于庭中，如见良友，如对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青山白云人”即傅奕，《旧唐书·傅奕传》述及：“奕生平遇患，未尝请医服药，虽究阴阳数术之书，而并不之信。又常醉卧，蹶然起曰：‘吾将死矣！’因自为墓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酒醉死，呜呼哀哉！’” [1]1852-1853在这里，“青山白云人”借指醉死的陶生，“异史氏”的这段话是在点评陶生化菊，并且不无赞美之词，可见蒲松龄实际上更重视这条看似隐性的故事线，更加重视这种精神层面的追求，经商反倒是一种权宜之计，无奈之举。汪曾祺所言“这样一来，主题就直露了，但也干净得多了”怕是看出了蒲松龄的原意，可谓千载相知者。然而现在学界分析蒲松龄此篇小说，依然滞留在马子才“娶菊”上，以此探讨清代商人思想与士人思想的碰撞与交汇，并赋予陶氏姐弟“士魂商才”的特征，以致于把陶生作为功能性人物对待，怕是不符合“异史氏曰”的精神 ②。

由上文可知“人即是花，花即是人”应该是汪曾祺从陶生化菊和“异史氏曰”推演而来的，并巧妙结合前文“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之论。在《聊斋新义·黄英》中，陶生与马子才初见时便言“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后来马子才再次请教“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艺菊之法时，陶生又提到“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花随人意，人之意即花之意”。“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究竟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意识，暂且不论，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写“花”只为写“人”，“人”才是整篇小说的重点，汪曾祺自己便说过“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 [2]120。“种无不佳”强调“花”不应有“种”的限制，那么“人”也不应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所以不同于《聊斋》原文，汪曾祺笔下的“人”没有商人的身份，也没有士人的架子，剔除“种”的划分，汪曾祺笔下只是最本真的“人”。说汪曾祺的《黄英》是写“人”还不够准确，如果一定要概括汪曾祺写的是什么，采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他想写的是一种“存在的可能” ① ，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则是一种“人生的形式”，汪曾祺师从沈从文，采用“人生的形式”这一说法似乎更加合理。汪曾祺品读《边城》时，谈及沈从文曾说过自己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3]，汪曾祺想要表现的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人生形式？而其中的关键词则是“人性”，汪曾祺在评价沈从文此语时，便说“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3]，说它“倒霉”是因为这样一种人性只是理想化了的现实，“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要留住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常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3]，汪曾祺虽评价的是沈从文，其实说的也是他自己，他在致刘锡诚的信里言明他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黄英》这篇小说写的便是这样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一、“去”：回归本真的“人”

既然“人”才是《黄英》篇的重点，而且“人即是花、花即是人”与精怪“陶生”息息相关，为了完成“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的书写，汪曾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精怪”的“去妖性”或者“神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及《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4]187，《黄英》中的陶氏姐弟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然而，汪曾祺在改编的过程中将“偶见鹘突”的情节都隐去了。汪曾祺“隐去妖性”的第一个的方法是删除原文妖性过于显露的情节。陶生帮马子才治菊，即使菊已枯，陶生“拔根再植，无不活”，这种起死回生之法在原文里陶生曾当着马子才的面施展过，这个情节即降低了后文陶生将残枝劣种培溉成功的惊奇性，又暴露了陶生的妖性，所以汪曾祺将其删除。原文陶生准确预言了黄英定亲的时间，黄英也准确预知陶生归家时间，这种预知能力汪曾祺也将其删去。

“去妖性”的第二個方法是为陶氏姐弟的行为增加世俗生活的逻辑，关于陶氏姐弟“不举火”这一点，蒲松龄原文虽是为了突出“贫”，却也多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妖性气息，所以汪曾祺增加了“经常是从外面买点烧饼馃子就算一餐”的生活逻辑，既为马子才推测“陶家好像不举火”提供了理由，又降低了“精怪”气息;陶生第一次与马子才饮酒，被黄英叫进房间密语，这种小心谨慎使人生疑，所以汪曾祺让“密语”现身，黄英直接隔屋叫到“少喝点，小心吓着马先生”，这句话在陶生听来，是“小心酒醉化菊”的忠告，在马子才听来只是“豪饮吓退人”而已，汪曾祺为了增添“豪饮吓退人”的世俗生活逻辑，还特意在此句之前强调“陶生酒量大，用大杯，马子才只能小杯陪着”，“只”字使得这句话有点类似詹姆斯·伍德“自由间接体”的意味，即人物“内心的言语或想法从作者的标识中解放出来，没有‘他对他自己说’‘他不知’‘他想’”，伍德说“多亏了自由间接体，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语言来看世界，同时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语言” [5]6-7。由于此文是以马子才为限知视角写成的，“只”字表现得更多的是马子才的心理想法，一个“只”字表明马子才也确实有一点被吓到，在听到黄英之语后，哪还会怀疑，甚至会对黄英如此体贴身怀感激，同时由于限知视角的存在，如果未曾读过《聊斋》原文，读者定会跟马子才产生同样的感激之情，如果恰好读过《聊斋》原文或者再次回味此篇故事，读者则会和黄英会心一笑，甚至偷笑“被人卖了还帮忙数钱的”马子才的傻气。

蒲松龄原文中的陶氏姐弟身上除了妖性，还有着强烈的商人意识和士人意识的交锋，汪曾祺将这些情节都删去了。在蒲松龄原文中，陶生的商才从他提出“卖菊”开始，便被大肆铺陈，带有明显的汉赋特征。一方面铺陈其商业才能，包括低投盛产，以残枝培育出异种;引进外品，载南方异卉兜售;扩大市场，将花市开到金陵;垄断技术，“去年买花者，留其根，次年尽变而劣，乃复购于陶”。一方面铺陈其大兴土木之举，一年增舍，二年起屋，大修庭院，屋舍连亘。这些情节在一个清代读者读来，也许畅快淋漓，因为这正是穷酸文人的“春秋大梦”，但在我们现代读者读来，不免带有奢靡浪费之感，特别是“垄断技术”更是使得陶生的形象“大打折扣”。所以在汪曾祺的《黄英》中陶生的商业活动仅出场了一次，即花期卖菊，不同于蒲松龄把卖菊的热闹比喻为“市”，汪曾祺将其比喻为“香期庙会”，哪怕在这仅一次的描写中，商业气息也并不浓郁，更多的带有庙会的朴实、和谐。尽管读者也能想象到卖菊还将继续，但是陶生卖菊的钱财只是用来喝酒了，陶生说“我不想富，也不想穷。我不能那么清高。连日卖花，得了一些钱。你来了，今天咱们喝两盅”，并无过分铺张之举。汪曾祺曾说过“气氛即人物” [6]72，蒲松龄笔下繁复浓重地描写使得陶生多少带点珠光宝气，富得过于“饱和”，反而俗气了，所以陶生的形象虽比马子才高尚，也只是“俗中见大雅”，“俗”还是存在的，汪曾祺笔下舒朗清淡的风格，则使陶生的形象完全高大起来，“大雅”依然存在，俗气却悄然殆尽了，可谓做到了“以俗为雅” ① 。

陶生姓陶，黄英也自称为陶渊明的后裔，所以在蒲松龄的原文里，陶生也带有明显的士人精神，汪曾祺将相关情节也删除了。第一，删除了陶生出场时“谈言骚雅”的特性;第二，删除了结尾陶生女儿嫁入世家的交代。谈言骚雅，近伪;女嫁世家，近迂。特别是女嫁世家可谓原文败笔，它使得前文大肆铺陈的商才和富裕变得可笑，商最终敌不过士，黄英只能嫁给马子才，陶生也必须停止行商。

经过汪曾祺的改动，陶生身上不再有人妖的对立，不再有商人士人的隔阂，他回归到“二元划分”之前的状态，回归到“本真的人”的状态。

二、“增”：小人物的人性与诗性

在陶生这一人物身上，汪曾祺隐去了他身上的妖性、商人性质和士人性质，使他成功避开了不必要的俗气和“高高在上感”，但也导致了这个人物的单薄，所以汪曾祺在他“挖空的身体”里填进了小人物温良平和的性格;填进了诗意的生活追求;填进了淡淡的悲哀;填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完成”。

为了使陶生更具有人性，汪曾祺在他身上还原了小人物的生活逻辑，在这种生活逻辑里，他被赋予了乡土社会中温良、平和的性格特征。增添生活逻辑在上文“去妖性”时已有谈及，还可以举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它集中体现在陶氏姐弟和马子才第一次搭话中，在原文里两人交谈没过多久，陶生便道出自家姓名，汪曾祺却是在双方“谈了半日”后才互通了姓名，这才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陶生这种警惕意识使得他更具有人性。同时，双方在讨论住宅时，马子才强调“平常尽可落闩下锁，互不打扰”后，黄英才决定移居马子才的别院，这种对隐私的重视也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需要注意的是上文这些生活逻辑是属于小人物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汪曾祺将故事地点由城市移到了乡镇，这一点可以从“市”到“庙会”的转变中看出。另一方面表现在语言上，马子才的北方口音是汪曾祺为马陶双方谈论菊花提供的契机，陶生正是因为听出了马子才的北方口音，才问到他来金陵做什么。马子才的口音成为了他形象的一部分，贯穿始终，包括：好心推荐自己院子时所说的“我看你们就甭费事了”;偷窥陶生卖菊时的“喝！都是来买花的”。“甭”“喝”都是北方方言，从这些语言可以看出马子才不再是书生形象，他也只是个爱菊的小人物。马子才如此，陶生也是一样，陶生艺菊虽然高妙，但是和汪曾祺笔下善于薰烤的王二、善于鸡鸭孵化的余老五、善于赶鸭的陆长庚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① ，他的菊艺不再是变残枝劣种为“异种”，变枯木为新生，只是使得这些残枝劣种“花头大，颜色好，秆粗，叶壮”而已，这正如余老五炕的鸡，只是比别人的“大一圈”“绒毛都出足了”而已。陶生的一句“咱们喝一盅”正是小人物的话語，甚至他这个金陵人也带有了北方口音，“咱们”不正是北方方言吗？口音上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关系进一步亲密，这也是符合小人物的生活逻辑的，汪曾祺笔下的陶生会染上北方口音，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菊精，他是属于世俗的，属于乡土的，属于小人物的。

不再具有妖性甚至神性的陶生，也不再具有商人或者读书人的社会身份，他只是以小人物的形象生活着，所以他也具有了更加贴近小人物的性格，温良平和，善解人意。蒲松龄笔下的陶生，可以毫不顾忌地道出自家姓名，也可以扩建房舍，大兴土木，“兴作从心，更不谋诸主人”，他是肆意的、张扬的、夸张的。但是汪曾祺笔下的陶生对马子才多了一份体贴和理解，这主要体现在陶马二人的矛盾上。文中述及陶家似乎不举火，于是马子才三天两头请陶氏姐弟过来便饭，此时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这姐弟二人倒也不客气，一请就到”，此话后陶生才提出了要卖菊谋生。这段话实际上还是詹姆斯·伍德所谓“自由间接体”，“倒也不客气”究竟是哪个人的声音，马子才的还是作者的？由于小说以马子才的视角写成，它更多表现的是马子才的心理，“倒也不客气”不一定带有极大的嫌弃之意，但多少对这种“不客气”有点别扭，陶生的“卖菊谋生”正是在理解这层含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点不见于蒲松龄的原文。马子才对于卖菊谋生很是鄙视，认为这是“有辱黄花”，两人不欢而散，这时又出现了一句自由间接体“陶生也还常常拍拍板门，过来看看马子才种的菊花”，一个“还”字实际上把马子才心里已有嫌隙，但是看到陶生还常常过来，又有一点轻松、宽慰之感表现出来了。不可否认的是“还”字表示矛盾已经种下，双方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陶生的拜访就有一丝体谅意味，比起马子才弯弯绕的小心思，陶生更加豁达，更加温良，更加平和。菊花已成，马子才窥见陶生卖菊，想要过去说几句“不酸不咸的话”，结果陶生“拉着子才的手，把他拽了过来”，这一“拉”一“拽”将僵局打破，面对满园的佳菊，没有直接点名菊种来源，只是让马子才自己观察，点破事实后，不拘泥于此事进行嘲讽，只是拿出酒食款待朋友，并主动谈及“我不想富，也不想穷。我不能那么清高”化解前日的矛盾和此时的尴尬，给足了对方台阶，陶生这一系列的操作，不带有任何压迫感，不带有鄙视意味，满是温和与体贴。正是由于陶生这温和的性格特征，马子才也不似蒲松龄笔下那般招人厌恶了，他的身上反而多了一丝可爱，读者对他弯弯绕的小心思也多了一丝理解和体谅。

除了给陶生加入了温和的性格特征，汪曾祺笔下的陶生更具有诗性。首先汪曾祺赋予了他“眉清目秀”的外貌，并将“丰姿洒落”变为“风姿洒落”，他虽不再“谈言骚雅”，然而外表更加“骚雅”。其次，汪曾祺突显了陶生与“酒”的关系。陶生出场，便言“他好像刚刚喝了酒，酒气中有淡淡的菊花香”，这是极富诗意的，蒲松龄便有诗言“堂中花满酒盈觞，妙遣花香入酒香” [7]1925。陶生喝酒必大杯且豪饮，不禁让人想起竹林七贤，想起陶渊明，想起李白，蒲松龄也曾说过“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 [7]1630;陶生和曾生喝酒，醉而卧，曾生自去，正是陶渊明“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写照;他化为“醉陶”，必须浇以酒才茂，更是充满诗意和浪漫色彩。最后，小说给了陶生一个“完成”，小说结尾，陶生关于艺菊的说法都有了一个交代，他说“人即是花，花即是人”，于是自己化为菊花为此句作结;他说“花随人意，人之意即花之意”，他就由“拳大”的花变为“短干粉朵”，陶生本为“一人高，开着十几朵花，花都有拳大”的菊精，结果变为“短干粉朵”的“醉陶”，正是随了培溉人“黄英”之意。他喜酒，便痛痛快快地饮酒，一如他的花痛痛快快地绽放，所以它们“头大，颜色好，秆粗，叶壮”，都是最自然、最健康、最原始的状态，他也达到了他最自然、最健康、最原始的状态，化为了菊，化为他最爱的“喝酒”的菊，可谓是浪漫。

三、黄英：悲哀中的希望

陶生确实有了一场痛痛快快地“完成”，但是这种“完成”实际上带有一丝淡淡的悲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伤感。尽管汪曾祺删去了曾生的死亡，降低了陶生死亡的可怖性，保留了化菊的诗意。但还是能从黄英的大哭中感到一丝伤心，在她每日的灌溉中发现一丝哀叹，在酒香味的“醉陶”中感觉到一丝遗憾。汪曾祺说过“重读一些我的作品，发现：我是很悲哀的。我觉得，悲哀是美的” [8]163，陶生的死是悲哀的，也是美的。但是悲哀的深层原因不是因为“死”，是作为一个“中国式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悲哀，大概应该归结于开篇所谓这样一种人生形式只是理想化了的现实，虽具有普世价值，却不是普遍的、不是本质的，唯其只是“一种”，所以更显悲哀，唯其是最简单却又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所以悲哀。

虽然悲哀，却充满希望，汪曾祺说过“我认为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 [9]181，汪曾祺将这份“希望”放在了黄英身上。黄英和陶生一样，被汪曾祺剔除了妖性、商业性和士人性，这都集中体现在删除了黄英与马子才结为夫妇的情节，此处不再详论。这样处理，当然使黄英脱离了俗气，但是也大大降低了黄英的出场时间和次数。与蒲松龄原文的黄英相较，汪曾祺笔下的黄英所占份额完全无法与陶生平分秋色，她仅出场四次，而且其中一次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另一次只是停留在别人的转述中：“一年又一年，黄英也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她永远像二十来岁，永远不老。”但是尽管出场次数少，出场时间短，“黄英”却像曹禺的“雷雨”一样，从始至终存在着，但黄英的存在是娴静的、不打扰别人的、善解人意的，而娴静正是汪曾祺笔下的黄英不同于蒲松龄的地方。蒲松龄笔下的黄英是个“绝世美人”，“绝世”一词便具有攻击性。黄英的攻击性不只表现在外貌上，蒲松龄笔下的黄英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雅善谈”，这在马子才和黄英的婚姻中可见一斑，她的善辩往往让马子才哑口无言，不仅仅是言语，她的行为也具有极大攻击性，说分居就分居，“招之”也不得至，和陶生一样喜欢大兴土木，不容劝诫，可见蒲松龄笔下的黄英是好动的、强势的。她爱“干预”马子才，也偶尔“干预”陶生，比如陶生不娶妻，便遣两个侍女侍奉。汪曾祺笔下的黄英则不具有这种干预性和压迫感，对于陶生来说，她像是把握分寸的“母亲”，当陶生“玩”得太过时，便现身说法，不然就隐于幕后：对于房屋的選取，她强调“院子”要大，因为这是符合菊花物性的必要条件;对于陶生的豪饮，只是提醒“小心化菊吓人”;对于陶生之死，只是尽力补救，化其为“醉陶”。马子才、黄英、陶生三者之间实际上形成这样一个关系：三者皆在培溉菊花，马子才有太多的限制条件，既要佳种又不允许枯枝残叶，且要亲力亲为，“盯”着它们生长，陶生之死正是由于他的“盯”、他的过分注视;黄英则在不悖于人性和分寸的基础上让天性自然地、自由地、自在地绽放;陶生如若没有黄英在旁提醒，很容易抛弃所有条件，任由天性为事。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汪曾祺尽管以陶生“艺菊——卖菊——化菊”为主线，写陶生却是为了写黄英，构成了陶生“培溉”菊花——黄英“培溉”陶生的关系，在黄英的培溉下，陶生可以是“拳大”的、原始的绽放状态，也可以是“短干粉朵”的“醉陶”状态，外貌虽然在变，爱喝酒的天性却未曾改变。小说以黄英的永远不老结尾，指向的正是这种无限的延展性，无限的可能性。外在的形式如何，是商、是士、是小人物并无重大关系，重要的是要绽放出“自然、健康、诗性、又不失分寸”的人性之花来。

“一年又一年，黄英也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她永远像二十来岁，永远不老”，这个结尾富含韵味，同时也充满希望，只要“黄英”永远存在，像陶生这样的“人性之花”还会继续绽放，这意味着在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小说虽然在此戛然而止，可它不断向未来延展，“境界又远远超出这个通常的小说世界” [10]119。

《费尔迪杜尔克》中的大妈向人展示“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就是“大摇大摆、无所谓地走向厕所的样子” [11]181，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也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12]163此文想要以这两处引语作结，以此说明痛痛快快地绽放你的生命、绽放你的天性，只要不悖于人性、不失于分寸，“粗俗”也可以有诗意，“脏话”也可以为诗语。

参考文献：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第09部）[M].陈焕良，文华，点校.长沙：岳麓书院，1997.

[2]汪曾祺.散文应是精品[M]//汪曾祺全集（散文卷6）.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

[3]汪曾祺.又读《边城》[M]//汪曾祺全集（散文卷5），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插图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5][英]詹姆斯·伍德.小说机杼[M].黄远帆，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6]汪曾祺.我的创作生涯[M]//汪曾祺全集（谈艺卷10）.季红真，赵坤，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9.

[7][清]蒲松龄.蒲松龄全集（第2册）[M].盛伟，编校.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8]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重印后记[M]//汪曾祺全集（散文卷5）.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汪曾祺.使这个世界更诗化[M]//汪曾祺全集（散文卷6）.邓九平，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1998.

[10][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11][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2]汪曾祺.夏天[M]//人间草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Exploration of a form of life

——An Analysis on Humanity Portrayal in Huangying

JIANG  Biao-Rong

（College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Abstract： Huangying in New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 was adapted by Wang Zengqi from Pu Songling’s Liaozhai Zhiyi. The motivation of Wang Zengqi's adaptation is to express Pu Songling's modern consciousness of “flower is man，and man is flower”，which consistents with Shen Congwen’s ideal form of life，a beautiful，healthy，natural life and not counter to peaceful human life form. Therefore，Tao Sheng in Wang Zengqi's works has been removed nature of animality and deity，as well as spirit of Confucian scholars and merchant spirit， while Wang Zengqi added some life logic，gentle character and poetic pursuit to Tao Sheng，and also made Tao fulfill his destiny. Tao Sheng's fulfilling his destiny is both beautiful and sad，which makes Huang Ying become quiet and silent. The agelessness of Huang Ying is hope of Tao Sheng’s death，which points to the infinite possibility of the future.

Key words： New Strange Tales of Liao Zhai;Modern consciousness;Human nature;Tao Sheng;Huang Ying

（责任编辑：陳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