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霄霄

摘要：《聊斋志异》中存在数量众多的涉病篇目，这些篇目中的疾病不仅涉及生理因素，亦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这些疾病书写隐含着清初士人的价值倾向，包括身心困境下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在道德上对善的执着追求以及在情感上乐而不淫的中庸思想。《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之所以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发愤著书与文以载道文学观念影响，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烂漫诗意的继承。

关键词：《聊斋志异》;疾病书写;文化意蕴;文学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志码：A

蒲松龄不仅是一名伟大的短篇小说家，而且也是一名出色的医药学家，他著有《伤寒药性赋》《日用俗字·疾病章》等，对中医疗法、用药等都很有心得。蒲松龄对中医药的深刻认识也影响到《聊斋志异》的创作，《聊斋志异》中的众多篇目都对疾病与医药元素有所涉及，对于此部分内容的研究中，于天池关注“病弱给予蒲松龄的影响” [1]，将蒲氏的创作与自身多病的人生经历相联系。王立则注重《聊斋志异》中疾病与佛经之关系的研究，认为“《聊斋志异》中便有许多故事内存着经由汉译佛经传来并融汇于我国文化、再现于文学叙事的印度母题，例如小说情节中时常出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灾害，即为实例” [2]。目前学界对于《聊斋志异》中疾病书写的研究多关注蒲松龄的医学思想，或探讨其与佛经故事的联系，但《聊斋志异》疾病书写中的文化意蕴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聊斋志异》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的内容分类

《说文解字》云“疾，病也” [3]154，“病，疾加也” [3]154。“疾”为一般的身体不适，“病”是更加严重之“疾”，后来疾病连用，疾与病在概念上的区分不甚清晰，疾病一词就专门用来表示“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的不正常的状态” [4]95。据笔者统计，《聊斋志异》中共有涉病篇目188篇，约占总篇目的38%，从致病原因来看，其中大部分为生理性疾病，但也涉及部分心理疾病，这种心理疾病主要表现为心理与精神上的痛苦与不适，同时这种精神、情绪等心理因素对肌体也会造成影响，呈现出心身交融的特点。

（一）生理因素影响下的疾病

生理疾病是指一般的日常疾病或先天疾病，主要表现为肌体上的不适感，病情受情绪的影响不大。《聊斋志异》中生理性疾病多达157篇，约占所有涉病篇目的83.5%。

从患病的主体来看，患者以书生居多，该类篇目多达54篇，患病者多为醉心科举却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如《娇娜》一文中的孔雪笠本为“圣裔”“为人蕴藉，工诗” [5]57，这样一个身份高贵而且才学、性情兼美的书生却漂泊无依，只能寓居在普陀寺，靠替人抄书为生。生活境遇的窘迫、盛夏难耐的暑热、郁郁不得志的情绪等，都是造成孔生胸口生疮的重要因素。

从患病的原因看，病人生病多与天生缺陷、旅途劳累以及为人失德等因素相关。《武孝廉》中的武孝廉石某，在进京求职途中瘵病复发，这属于人生过程中正常的生老病死。《阿宝》中孙子楚天生患“枝指”和《巧娘》中傅廉患“天阉”则属于天生缺陷。但更大一部分生理性疾病产生的原因，在于做了不该做之事、说了不该说之话、以及心存邪念等。如《瞳人语》中方栋因偷看归宁途中的新妇，导致眼中生翳即是如此;《李伯言》中王某亦因购买来历不明的婢女，在阴间受杖刑，于是阳间的肉体也遭褫疮折磨，“瘢痕如杖” [5]315。

在疾病的治疗上，医者多数为一般意义上的大夫，间有道士、僧尼以及狐仙等。《画皮》中王生被妖怪挖心致死，王生妻子正是在道士的指点下，寻找到医治丈夫的良方并救活丈夫。《连城》中连城病瘵，则是用了西域头陀的药方，“三日服尽，疾若失” [5]363。《翩翩》中的王子浮、《武孝廉》中的石某病愈则是靠翩翩和狐妇这一类仙女、仙狐的医治。疾病的治疗过程也惊心动魄，《娇娜》中的狐女娇娜医术高明，仅用一串手镯和一把小刀就可以在孔生患处“伐皮削肉”“脱臂上金钏安患处，徐徐按下之。创突起寸许，高出钏外，而根际馀肿，尽束在内，不似前如盌阔矣。乃一手启罗衿，解佩刀，刃薄于纸，把钏握刃，轻轻附根而割。” [5]60几乎可与现代医学中高明的外科手術相媲美，在割掉患处后，“又呼水来，为洗割处。口吐红丸，如弹大，着肉上，按令旋转。” [5]61又带有神奇的浪漫色彩，治病过程的描写可谓虚实相生，手法十分高明。

（二）心理因素影响下的疾病

虽然传统中医没有形成专门的心理疾病的学科门类，但对病人在心理方面的异常颇为关注，早期人们将心理疾病产生的变态行为视为邪灵作祟，医治的办法则是用各种灵异方法将邪灵从受害者身体中驱赶出去，“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筭。春招弭，以除疾病。” [6]810、811战国时期楚地信巫风，也有驱邪气、治疾病的目的。《皇帝内经·素问》提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以精神内守、恬淡虚无、不忧不惧，从而达到预防精神疾病的目的，可见中医十分重视神思情志等心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现代心理学将精神或者心理层面上不适的症状称之为精神疾病或者心理疾病，笔者在此将精神疾病与心理疾病视为同义词。心理疾病是“一种临床上显著的行为或心理症状或模式，导致个人目前的痛苦、失能，或者增加个人痛苦、失能或死亡的风险，并且这种心理症状或行为模式不是可以用个人文化加以解释的。” [7]2根据对心理疾病的概念界定，《聊斋志异》中符合心理疾病病因与症状的篇目多达48篇，约占所有涉病篇目的26%。这些疾病主要体现为情绪上的郁结，并伴有肌体的不适，从而影响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

首先从病因看，外在的惊吓、内心情绪不畅、相思以及狐鬼所惑都易引发心理疾病。《聊斋志异》中涉及惊吓致疾的有5篇，《头滚》中苏贞下的父亲在看到人头从地而出后，“惊而中疾，遂以不起” [5]556，受到惊吓以至于一病不起。同时忧伤、气愤、悲痛等内心情绪的郁结也会打破身体状况的平衡，情绪病书写在《聊斋志异》中多达14篇。如《陈锡九》中的陈母得知子亡后，哀愤成疾;《杨大洪》中杨大洪得知自己科举落第后“嗒然自丧，咽食入鬲，遂成病块” [5]1256，皆因内心过于痛苦而患病。还有相思也是致病的重要因素之一，《聊斋志异》中相思患病书写多达13篇，《婴宁》中的王子服，《封三娘》中的范十一娘，《花姑子》中的安幼舆等都曾因相思患病。狐鬼惑人也会引发精神疾病，涉及篇目达5篇。《庙鬼》中的秀才王启后被异类所化的丑妇人迷惑后病癫，表现出“望河狂奔” [5]138的症状，行为完全不受大脑控制。

其次从患病症状上看，患病者会有一些异于常人的怪癖。这种怪癖五花八门，有啖不洁之物者如《金世成》中之金世成，嗜棋者如《棋鬼》中之湖湘书生，以及嗜酒、嗜杀、狂病、厌男女之事症等。同时也表现出痴傻或行为失常，《贾儿》中的贾妇被狐祟后“歌哭叫詈，日万状” [5]125;《李司鉴》中的李司鉴患病后精神迷狂，甚至达到了对鬼神自戕的状态。

最后，在疾病治疗方面，当致病因素被解除，患者心理达到平和之态，疾病通常就会不治而愈。《吕无病》中被妒妇王氏惊吓患病的阿坚，在乳母与吕无病的精心照料下病愈;《仇大娘》中饱受家道衰落、亲人反目、邻里诋毁等精神折磨而患病的邵氏，在女儿仇大娘回来主持家事之后身体也渐见好转。饱受相思之苦者在见到所思之人后病愈，如《婴宁》中之王子服因思念婴宁患病，见到婴宁后就病愈。狐鬼所祟者在狐鬼被捉或者消失后病愈，《贾儿》中贾妇在儿子将作祟之狐除掉后病愈，《庙鬼》中也是在武士将作祟的妇人捉住后，王启后的疯癫才得以痊愈。

可见心理疾病在发病原因、症状和治愈结果上都和生理疾病大不相同，《聊斋志异》中心理疾病的书写并非无矢之的，在清初朝代更迭、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之下，个体会产生对生命无常的担忧与恐惧，《聊斋志异》中的疾病正是在这样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压力影响之下产生的。

二、《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的文化内涵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疾病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成为一种展示清初读书人群体心身困境的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疾病承载着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与情感态度。

（一）疾病与困境：人生苦短、君子自强

据笔者统计，在《聊斋》的患病故事中，同时涉及困境与疾病的篇目有30篇，这些篇目中的主人公不仅身患疾病，遭受肉体上的折磨，而且在人生境遇上也体现出困顿与蹉跎的状态，真实地演绎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困境，以及面对困境的人生态度。

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家境贫寒产生的生存困境，比如《薛慰娘》中病于逃荒途中的丰玉桂“贫无生业。万历间，岁大祲，孑然南遁” [5]1622，一介儒生在贫穷、战乱和饥荒中难以谋生，只能逃荒维持生计。其二是屡试不第的科举困境，《娇娜》中胸口长疮的孔雪笠“为人蕴藉，工诗” [5]57，人品学问俱佳却“落拓不得归，寓菩陀寺，佣为寺僧抄录” [5]57;《叶生》中“文章词赋，冠绝当时” [5]81的叶生，甚至因为科考不第“形销骨立，痴若木偶” [5]81，最终郁郁而终。其三是难得良配的婚恋困境，《婴宁》中的王子服在遇婴宁之前，所聘萧氏未嫁而夭;《巧娘》中的傅廉也因为天阉难以娶妻生子，婚姻大事搁浅。

这些困境与疾病相结合，体现出作品对清初士人身心境况的关怀，更重要的是作品在人生苦短、生命易逝的背景下蕴含着蓬勃的生命意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起源于汉魏时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8]22“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8]17充满了对年华易逝、生命有限的感叹，面对这种忧生之嗟，汉魏士人努力寻求摆脱苦闷与忧患的方法，或是“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8]22，以及时行乐的心态来消极对抗死亡的阴影，或是“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8]20，以服食丹药渴望生命的永恒。魏晋时期士人面对生命无常的态度总体是消极的，而《聊斋志异》中饱受心身困境的士人则正好相反，他們在贫苦困境下对生命正常维持的追求、屡试不第时对科举考试的追求、婚恋困境下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体现出与汉魏士人迥异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之气。

《周易》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11效法天道而积极进取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而自强又往往与苦难相联系，“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10]1226愈是在困境中就愈能激发一个人自强不息的潜力。也正因此，聊斋先生拖着病体在清冷书斋中借狐鬼寄托怀抱，古稀之年亦不忘初心、坚持科考;聊斋故事中的书生身心受困亦能坚守自我、坚持理想。愈困顿愈自强，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伟大精神，聊斋先生和他笔下的书生所继承的正是这种困境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疾病与道德：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聊斋志异》中失德致病书写多达48篇，这种道德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是不够仁爱，《珊瑚》一文中，安母与臧姑这对婆媳皆是悍妇的典范，安母彪悍不仁，结果在“骄悍戾沓，尤倍于母” [5]1411的臧姑的逼迫下积郁成疾。臧姑事婆母不孝，又挑唆丈夫与兄弟分家，结果两子皆病死，可见不管是为人婆母还是为人子女，只要心无仁爱，必遭天谴。其二是不尊道义，《厍将军》中的厍大有背叛主人，“梦至冥司，冥王怒其不义，命鬼以沸油浇其足。” [5]738患足痛和疟疾;《梅女》中收受贿赂的典吏患脑痛而死;《公孙夏》中投机钻营的国学某生等，则因谋不义之财、贪不义之权而患病，疾病所处罚的正是舍义而逐利者。其三是不尊礼法，《论语》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11]121然而，“非礼而视”者如《瞳人语》中的方栋，身患眼疾源于偷看芙蓉城主新妇归宁;“非礼而言”者如《霍生》中的霍生，逞一时口快，捏造自己与严生之妻有私情，唇生双疣，又得吼疾;“非礼而动”者如《翩翩》中的王子浮，厮混狎妓、行为放荡，于是患广疮。在失德患病这一叙事母题之中，个人的外在身体和内在道德修养合二为一，内在道德修养的缺失会通过外在身体失调体现出来，这里的疾病已经成为道德失衡的隐喻，成为惩戒道德堕落者的手段。

中华古代文明中广泛存在着把疾病视为上天对个人失德上的惩罚，这种观念在中国历史和社会中有着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不管是生发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还是之后传入中国的佛教，不同的追求和教义下对善的要求是统一的。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发展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善”与“德”已经内化为文人士大夫的灵魂追求。《周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9]36《尚书》亦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 [12]534即便是推崇出世精神的道家亦有“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13]319之说，意为自然规律和天命都不分亲疏，只是眷顾善人与有德行之人。另一方面，佛教亦讲求众生平等、慈悲为怀，广积善缘，方能涅槃，佛教称之为“业”的一切行为、言语、思想等都会报应在后世之人身上，业报所感病相是佛教疾病分类之一种，意即前世所积的恶业会报应在转世之后的人身上。蒲松龄是佛教的忠实信徒，他在《聊斋自志》中说自己羸弱的身体源于“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 [5]3，意即未断绝前缘，归于空寂，因而未能解脱困厄，身体受疾病束缚。这种影响同样体现在《聊斋志异》中一些疾病的治疗上，病愈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念诵或抄写佛经。因为“不断地念诵佛经” [14]87“或者不停地念诵佛号、心中同时存念于佛菩萨，就可以静下心来，可以除厄解困”“抄写经典，据说也有很多功德，可以赎去亲人过去的罪过，可以预种未来的福田，特别是刺血写经、金字写经，更能感动佛陀，得到功德。” [14]88《瞳人语》中的方栋即是通过诵《光明经》悔过，眼疾得以痊愈。

因此《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继承了中国传统儒佛道思想中的对善义的追求，同时也依托着作者强烈的救世之心，疾病道德化的目的是希望借此警戒世人，从而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15]12的目的。

（三）疾病与情感：情深不寿、乐而不淫

相思病又被称为心疾，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相思患病这一文学母题，主人公因思念丈夫以至于“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16]66，“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16]87，相思病症状表现为茶饭不思、饮食难安并伴有头痛。此后历代文学在歌颂爱情时都很难绕开相思病这一话题，至明清小说，作为文学创作有机构成的爱情与相思也成为表达个人思想倾向的书写载体。

据笔者统计，《聊斋志异》中涉及相思患病书写的共有13篇，成功塑造了孙子楚、阿宝、白秋练、莲香等一系列情种形象。这些情种因思念心上人而黯然神伤，失魂落魄。天生枝指且性格迂讷的孙子楚对阿宝一见倾心，归家后“直上床卧，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醒” [5]234，情绪低迷，后来孙生竟然魂魄离身，化为鹦鹉伴在佳人身侧，情不可谓不痴;患者甚至因思念差点丧失生命，在《花姑子》中，安幼舆在病中呼唤花姑子的名字，以致于“气势阽危” [5]636，《葛巾》中的常大用因思念葛巾娘子“憔悴欲死” [5]1437。他们对于心上人的渴求超过对生命的依恋，一句“与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药而死” [5]1437几可与《牡丹亭》中“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17]1相媲美，可见篇中的因爱而生的相思病已经升华为至情的象征。

然而，作者在歌颂真挚感情的同时亦有所坚持，那就是感情的尺度问题。孔子评价《诗经·关雎》创作风格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11]30，《朱子语类》解释为“忧止于‘辗转反侧’，若忧愁哭泣，则伤矣;乐止于钟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则淫矣” [18]626。只有将感情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既不伤害个体，又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拥有美好结局的多是志诚的知己之爱，而非沉湎于肉体的纵欲之欢，如果放纵情感以致邪淫，就会对肌体产生危害。《翩翩》中与金陵妓女厮混的王子浮得广疮，《黄九郎》中沉迷黄九郎美色的何师参得鬼病，《莲香》中与鬼女不加节制欢爱的桑子明亦得鬼病，都可以看出不管是与狐鬼交还是与人交，过分纵欲都会遭受疾病的困扰。可见蒲松龄所推崇的正是这种“乐而不淫”的感情观念。

因此“情深不寿”的相思疾病更多的体现为对真挚情感的认可和推崇，这种情感倾向来源于文学关注爱情的传统，“乐而不淫”则是对爱情书写在情感内容和创作风格上的限制。一叶知秋，疾病书写恰好体现出作品这种内在的情感倾向和风格。

三、《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的文学意义

《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在文学方面也具有丰富的意义，《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体现出對赋到沧桑文学传统的继承，文以载道这一文学社会价值的发掘，以及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发展。

（一）赋到沧桑：文学传统的赓续创新

在文学创作方面，中国古代文论历来强调“发愤”说，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刘勰的“蓄愤”说、钟嵘的“怨愤”说，再到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李贽的“发愤之所作”说等，作品是作者创作心态的外化，坎坷的经历与怨愤的情绪不仅成为作家文学创作的动力来源，也给作品带来强大的生命力。国家不幸诗家幸，作者在遭遇困厄与精神压抑时，会激发出强大的创作力，借文章以抒怀言志，从而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

蒲松龄生活在战乱频发的清初，异族统治之下的社会与书生理想中的治世之况相左，兵荒马乱，世事无常。“于七之乱，杀人如麻” [5]70“碧血满地，白骨撑天” [5]477“墙角鬼哭” [5]76等，在这样一个笼罩着悲观失望情绪的社会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人生体验和精神状态也受到影响，呈现出苦闷惆怅的特点。于作者自身而言，怀才不遇、贫穷与疾病似乎成为蒲松龄的人生底色。从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 [19]285，后诸试不第，到七十一岁才得贡士，“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 [20]464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处境之间形成巨大心理落差。同时蒲松龄也多次感叹自己体弱多病，他在《聊斋自志》中直言自己“少羸多病，长命不犹” [5]2。在这样的境遇之下，“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作此郁郁语，托街谈巷议，以自写其胸中磊块诙奇哉！” [19]476在沧桑和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激发下，蒲松龄将自身的坎坷经历与愤懑情绪融入到《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聊斋志异》中的书生们和蒲松龄一样，仕途失意、贫病交加，在时代与个人的双重困境中作困兽斗。

从作品方面而言，“疾病既关乎病者自身的身体、情性、命运以及生命的意义，还关乎其赖以生存的外在环境的优劣。” [21]在清初这样世事无常、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下，疾病书写才会成为《聊斋志异》创作的关注点，这种书写符合艺术的真实原则，反映出社会大环境下羸弱书生的人生困境，并在整体上体现出情感的真实。从创作主体方面而言，沧桑的人生经历更会激发作者的创作动力，给作品带来强大的艺术感染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二）文以载道：警戒顽愚的世教书写

中国文学自古追求强烈的政治功用，孔子提出“兴观群怨”的观点用以强调《诗经》的社会功能。后世为文都强调“明道”“载道”“贯道”，尽管具体举措有所差异，但在文道关系上都主张文道统一。志怪小说虽然在一开始以“证鬼神之不诬” [22]36为创作目的，亦深受儒家文道观念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六朝时期颜之推的《冤魂志》“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 [22]29，可见早在六朝时期，已有作品将现实功用寓于志怪小说的因果报应之中。《聊斋志异》作为明清时期志怪小说之巅峰作品，亦秉承传统文道观念，正如清人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中所评，其“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愚顽。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省，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19]481。

上天或者神佛对道德低下、为非作歹之人的警戒和劝谏如果只存在于说教与宗教教义中，毕竟显得虚无，因此疾病就成为对失德行为更具体、更有威慑力的惩罚。同时也应注意到，作者的创作目的绝非通过疾病书写阐释因果报应的思想，而是希望通过疾病劝诫世人弃恶从善，从而达到寓教于乐、整治民俗的目的。一方面蒲松龄虽然受佛道思想影响，写佛写仙，但其并不十分相信果报，他在《曾友于》中明确表达：“若论果报犹迂也！” [5]1586同时在《聊斋志异》中存在诸多篇目对僧道大加讥讽，如《僧孽》中“广募金钱，悉供淫赌” [5]66从而遭阴间惩罚的张姓之兄;《西僧》《土地夫人》《妖术》《堪舆》等篇中对求神拜佛、占卜算命、风水之类的迷信活动也表示出否定与质疑。另一方面，作为有名望的士大夫，蒲松龄对世风民俗十分重视，他在《请禁巫风呈》中感叹“淄邑民风，旧号淳良，二十年来，习俗披靡” [20]206。《为人要则》十二则更是“有感于世情之薄” [20]289而作。因此《聊斋志异》中，疾病与道德相联系显然只是借佛教果报之外衣，通过惩恶扬善以达到劝化士人的目的，小说也成为劝人向善的世教之书。

“文者贯道之器” [23]1的说法虽过于强调作品的社会功用而显功利，但“善”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孜孜追求，即便是被视为“小道”的小说，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 [24]69。《聊斋志异》虽为取材于花妖狐鬼的不羁之谈，亦继承“文以载道”的伟大文学传统，警戒愚顽，“窥其大旨要皆本《春秋》彰善瘅恶，期有功于名教而正，并非报不羁之才，而第以鬼狐仙怪，自抒其悲愤已也。” [19]495

（三）姑妄言之：花妖狐魅的烂漫诗意

《说文解字》云：“文，错画也，象交也。” [3]185文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因此多与丑陋和虚弱相联系的疾病在经过文学审美情思的改造后亦会带有美的特质。《红楼梦》中黛玉之貌在宝玉看来是“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25]49，因病却更添“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 [25]39，成为“楚楚动人的柔弱和非同寻常的敏感的象征” [26]30，是“病美人”形象的典型，可见进入文学的疾病极易被美化、诗化。如果说《红楼梦》中的诗意一部分来自于主人公因患病而体现出的眉弯微蹙、泪光点点的状态，那《聊斋志异》中疾病书写的诗意则来自于拥有神奇治病力量的花妖狐魅。

《聊斋志异》塑造了大量的温柔美好的女性形象，如天真爱笑的婴宁、医术高超的娇娜等。在男性主人公面临无法解决的人生困境时，往往由这些女性出面实现对主人公的救赎。她们不仅用神奇的药丸和药方治愈患病者身体上的病痛，而且给书生带来精神上的支持与情感上的温暖。这些花妖狐魅无疑是美的，是诗意的象征。这种象征来自于她们美丽多姿的外表，正如《娇娜》中，娇娜“娇波流慧，细柳生姿” [5]60，让饱受病痛的孔生一见则“嚬呻顿忘，精神为之一爽” [5]60。也来自她们善良多情的品性，他们与书生的交往填补了书生感情上的空白，在孤独的生命旅途中给予书生爱、温暖与陪伴，同时提供经济资助、生儿育女等价值。《翩翩》中仙女翩翩便是如此，面对满身脓疮的王子浮，不仅没有丝毫嫌弃，而且悉心照顾，与之生儿育女。同时，生发于香草美人传统的美好异类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存在，她们已经成为千万读书人的世外桃源与精神乌托邦，蒲松龄寄希望于这些异类，希望通过她们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找到精神家园的儒生们一丝慰藉。

这些花妖狐魅所体现出的诗意，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在人生充满不可能的境遇下，依旧对美好的、光明的、崇高的东西充满憧憬，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执着追求。寄托着儒生们的梦想和渴望。这种浪漫远接庄骚发想无端的想象力，花妖狐魅逐渐成为文人群体失意人生的诗意栖息地。

总之，《聊斋志异》中的疾病书写绝非只有简单的生理层面上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其非生理性的、在文化和文学层面上的审美意义。疾病书写以小见大地体现出清初知识分子在人生苦短困境下自强不息的强烈生命动力，体现出对善良与道德的终极追求，以及对乐而不淫的真挚情感的推崇备至。这种意义既是对发愤著书与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的因革，也是在丰富的文学想象下展现出的烂漫的诗意之美，更是文学作品中的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于天池.三径蓬蒿贫处士 一囊皮骨病维摩——从蒲松龄的疾病谈起[J].明清小说研究，   2004，（3）.

[2]王立.佛经翻译文学与《聊斋志异》中的瘟疫与灾害母题[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1，（6）.

[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5][清]蒲松齡.聊斋志异[M].张友鹤，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林家兴.心理疾病的认识与治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8]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5.

[9][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0][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2][汉]孔安国，撰.[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5][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0.

[16]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明]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36.

[18][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20]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1]李春霞.论《红楼梦》中疾病描写的作用[J]，学术交流.2011，（5）.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3][唐]韩愈，撰.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4][东汉]桓谭.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25][清]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6][美]苏珊·桑塔格，著.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The Experience of Illness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Liaozhai Zhiyi

GAO Xiao-xi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Jiangsu Ocean University，Lianyugang 222005，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articles related to diseases in Liaozhai Zhiyi，which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physiological factors，but also affected by psycho logical factors. Thos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mplied the value tendency of the scholars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including the mental state of self-improve ment in physical and mental difficulties，the persistent pursuit of moral standard and joyous but not indecent in emotion. The reason why th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n Liaozhai Zhiyi has such a rich meaning is that on the one hand，Pu Songling is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deas of“being assiduous in book writing” and“th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s to convey the Tao”，on the other hand，Pu Songling inherits the beauty of the poetic and brilliant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Liaozhai Zhiyi;Experience of Illness;cultural significance;literary significance

（責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