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 杰，刘俊荣

(1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研管理科，广东 广州 510095，longjie07@126.com；2 广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1436)

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患者利益的评判主要限于患者的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由于患者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缺乏，在临床诊治中，他们往往把医疗决策权全部委托给具备专业知识的医生，认为医生所作出的所有抉择都是基于患者的健康利益，自身则不再保留决策权。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新医学模式进行转变，对患者利益的评判已经扩展到精神领域，包括患者内心所坚守的信仰价值、道德价值等非健康利益[1]。临床决策逐渐成为一个较复杂的多目标决策。“ shared decision-making(SDM)”最早在1988年提出，国内译为“共享决策”，强调的是在临床决策中诊疗信息、医疗方案、就医体验和信仰价值等的共享，尤其是患方参与医疗决策的权利[2]。

任何医疗方案都是利弊共存的风险性决策，只有符合患者价值观的决策才是决策质量的评价标准[3]。共享决策包含了对患者自主性及人格尊严的尊重，是医学伦理学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公正原则和有利原则在临床中的具体体现，医生支持患者感知信息和表达价值诉求，充分了解患者的需求、偏好或意愿，对患者根据自己价值观念做出的行为选择持尊重的态度，与患者共同制定合乎患者最佳利益的临床诊疗方案，使患者病情治疗达到最佳疗效。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医患共享决策的实际应用仍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本研究通过开展实证性调查，以期对患者参与共享决策问题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