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 鸿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留下这段名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①

这段话在今日仍可被认为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但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学术研究中“材料”与“问题”的关系。须知当我们现在引用这段话时，“此时代”已不再是他写作之时，而是九十年后的当下。其间敦煌学已从一陌生名词成长为一硕大研究领域，而敦煌美术史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深化的过程②。

当陈寅恪写这段话的时候，敦煌卷子的历史价值刚被国内外学者认知不久，因此代表了学术界面对的一批全新材料，其冰山一角下的浩瀚尚有待于发掘和认知。今日敦煌研究的情形则全然不同：世界各地存放的敦煌卷子已被基本复制发表，莫高窟的精美雕塑和壁画也出现在连篇累牍的精美画册之中，人们甚至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进入敦煌研究院以三维技术复制的虚拟洞窟空间。那么，这还是“新材料”吗？笔者的回答是：既可是也可不是，关键在于是否有新问题引领我们重新发掘材料的未知维度。陈寅恪所说的“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因此可被重新诠释：如果百年之前的情况是敦煌文献和敦煌艺术的新材料将引出新的研究问题，今天的情况则更多的是以研究中产生的新问题带动对材料的再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