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芳

城市史、公共领域与社会性别一直都是西方学者从外部视角对明清以来的中国进行观察的重要窗口①，也是他们进行中国文学、艺术研究特别是戏曲研究时的常用切入点②。美国学者郭安瑞（Andrea S.Goldman）的《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下文简称《文化》）③正是这种西方研究思维与范式下的典型代表。围绕着各类空间中的戏曲活动，作者从三个方面入手，细致而全面地梳理了清代中晚期社会政治与戏曲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是文人主导的、以伶人品评为主要内容的花谱撰写活动（第一章）；二是清廷主导的、以族群隔离和文化话语权夺取为目标的戏曲监管活动（第二、三章）；三是戏班和观众（包括统治者观众）主导的，以迎合市场、寄托情感、满足观剧需求为目标的剧本改编活动（第四、五章）。

事实上，中国本土的戏曲研究者在这三个方向（花谱、清廷政策与实演剧目改编）上也不乏针线细密的钩沉和精彩独到的论述，但是由于学术背景、研究方式、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文化》一书整体呈现出与国内戏曲论著全然不同的学术面貌。该著极大地拓宽了戏曲史研究的视域，以一种仿若悬于城市上空的俯瞰角度，凝视着清代中后期一类交织着各种群体间复杂关系的混沌空间——茶园、寺庙、堂会、宫廷等各类演剧场所，并在此过程中引入了很多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模式或关键词：公共空间、文化场域、民族志、自我塑造等。可贵的是，在这样的宏大叙事中，《文化》一书也处处充满着女性学者细腻的文学感受、共情以及对底层材料多脉络流变过程的耐心梳理。……